[转载]颜昌海：县委书记的权力与罪恶

[转载]颜昌海：县委书记的权力与罪恶:

原文地址：颜昌海：县委书记的权力与罪恶作者：知而获智

一个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除了人民给他发工资外，其它的收入不同的县有着不同的收入，在这里，不拿特别富裕的县也不拿特别贫穷的县做比较，取一个中等水平的县，所谓中等也就是人口、土地、财政收入、人均收入、经济发展处于中等位置。算算一个县委书记一年能捞多少钱——

一年的工资一个月按3000元计算，一年充其量能挣40000元左右，但这只是一个小数。如果只能挣这些，恐怕谁也不会挤破脑袋往上钻了，因为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收入，而其他收入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1、提拔干部：一年提拔一次干部属正常，全县平均一年提拔干部40人也不况外，一个人平均送1-5万元属正常行情，这样只提拔干部这一项就可捞取100万元。

2、工作安排：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干部子女需要安排工作（机关下属事业编制、公务员要招考的），可是，这也是一个赚钱的好机会，如果想安排的工作好一点，就需要送3－5万元，差一点的也需要1－3万元，而这些人事安排权一般由县委书记掌握，我们这样计算，一个中等县一年至少要安排几十人。这一项可捞取100万元。

3、节日受礼：一年三个节日要收礼，它们是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一个县要有乡局级单位100左右，肥一点的乡局级单位一个节日要送5000－10000万元，清一点的单位一个节日也要送1000－3000元，三个节日保守一点估计，一年该有100万元。

4、工程回扣：在当前要求显现政绩的情况下，各县都要搞什么形象工程、招商工程、房地产开发、拍卖等等，其实大家都明白，这些运作上都是暗箱操作，成了名副其实的捞钱工程，一个中等县一年上3－5项目很正常，一年下来，也可捞取几十上百万很正常。

5、工作费用：30万元的车和一个司机，一年出差、旅游、招待朋友等，起码也要50万元。

6、生活费用：到了县委书记这个级别，吃饭基本全部由全县人民负担。喝酒基本都是五粮液以上了，平时的生活费用基本上都是要全县人民给他报销。一天离不开二百元费用，一年这一项也要7万元左右。

7、其它费用：以上说的都是人们常见的几种捞钱的方式，并且计算的数字都是很保守的，一些高明的县委书记可能还有更高明的方式。比如，老人去世、子女结婚、生病住院、在党校进修、出国考察、乔迁等等，只要有由头，钱会源源不断送来，而且还会象文强所说：“是正常人情来往。”

计算下来，一个县委书记一年很正常的捞取全县人民的血汗钱几百万元。县委书记这一级是用钱买来的，他们既然投了资金买官，就要捞回来，全国都一个样。中国大陆是创造奇迹的地方，人们想像力永远跟不上贪官创造的奇迹。

而且在中国大陆，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大得让人难以想象。在强征强拆中，县委书记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公民的住宅一夜夷为平地，可以让农民赖以生存的田地成片变为开发地、工业用地；可以把强征来的土地，百亩千亩以低价，甚至“零地价”捧送给开发商；可以让一个人一夜暴富，当然也可以让在当地呼风唤雨的大款一夜成阶下囚。可以一天提百名官员，可以把七姑八大姨弄进政府让纳税人养起来，可以包二奶养私生子，可以派人进京抓记者……

名博洪巧俊在《中国失控的县委书记权力大得吓人》中说，回家乡，一位老板的话却使感到了震惊。他说：“县委书记的权力大得吓人，可以把几千万元送人。”这位老板10多年前是一个村支书，如今他却成了家产亿元的富豪。比如以招商引资的名义，把价值几千万的土地以几十万给开发商，有的地方甚至是“零地价”。本来一个销售收入几亿的企业，需交税千万元，但是县委书记引进的企业，交了税，财政却返还企业。企业不但三年不用交税，县里还给该企业担保贷款，拨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原因也是该企业是县委书记引进的。媒体曾报道赣榆县原县委书记孙荣章擅自将房地产开发所得税、销售不动产营业税作为招商奖励退还给开发商。让连云港金宝公司的郭强承接时代广场步行街工程，尽赚6000多万元，违规退税还拿了200多万。码头开发公司的胡伟，他免费从孙荣章手上拿到海头港口岸线开发权。建起了一圈海景房，获利数千万。孙荣章还以每亩1万元的超低价批给金汇公司的赵飞500亩地建厂，还为其提供担保贷款1.5亿元。赵飞资金周转困难，孙荣章直接就安排开发区管委会借给他2000万元。……

县委书记的权力究竟有多大？有专家说：“除了外交、军事、国防这些内容没有，(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几乎跟中央没有区别”。

可以说县委书记是“政治强人”，也可以说是权倾一方，甚至是独断专行的霸王。由于县级与中央隔着省级、市级，大多处于“山高皇帝远”的政治地理边缘，确实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加上权力过于集中，监督严重失控，监督几乎呈现一片真空地带，从而造就了他们“我的地盘我做主”。这里有几个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县级官场的真实生态：“县委书记绝对真理、县长相对真理、常委服从真理、其他班子成员没有真理。”“一把手说一不二，二把手说二不一，三把手说三道四，四把手是、是、是、是，五、六、七、八、九把手，光做笔记不张口。”“一千个副手，抵不过一个正手。”许多落马县委书记都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一把手的核心权力就是对人、财、物、事的拍板权。

四川一位落马县委书记说，在他担任县委书记的4年间，从来没有人在他拍板时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的更没有，“在县域内，我有绝对权力，这种权力用不用，什么时候用，怎么用，都是我说了算。”一个地方和单位的领导班子，最可怕的是无“杂音”。当今许多县委班子变得鸦雀无声。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原区委书记杨毓培封杀“杂音”还创立了一套“理论”。杨毫不掩饰地说：“作为‘一把手’，自然而然是‘一号’，是‘老板’，要拥有绝对权力，说了作数，定了算数，以我说的为准，以我定的为准，说的就是政策，必须无条件执行。”河南省卢氏县原县委书记杜保乾就公开宣扬过“就是论”，他多次强调：“和县委保持一致就是和县委书记保持一致，在卢氏县就是县委书记说了算。”这些“一号”们，常常以“不准发杂音”为由，大树个人权威，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高压推行一言堂，从而导致众人闭口、空气沉闷、万马齐喑。

由于县委书记左右着干部的乌纱帽，连公、检、法大都仰书记大人鼻息，惟书记“最高指示”是瞻，这让他们更加为所欲为。安徽省定远县原县委书记陈兆丰抓权敛财的所作所为，可谓众多腐败的县委书记中的一个缩影。陈兆丰深谙“要想富，动干部”之道，通过死死抓住权柄不放，达到聚敛钱财的目的。县委组织部将乡镇换届干部调整方案交给陈兆丰审阅时，陈把方案扔到一边说：“都是你组织部说了算，还要我这个书记干什么？”于是他自己鼓捣出一份长达5页纸、写有多达几百人名字的“名单”，交组织部门去“按程序”考核。湖南省株洲县县委书记龙国华在即将调离之际，突击提拔调整100多名干部，因此被当地群众称为“卖官书记”。由于权力的失控，一些地方就出现了官场乱象：比如三陪小姐当宣传部副部长；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团委副书记等。由于县委书记有绝对的拍板权，有了诸多权力寻租的机会，从而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一些地方的县委政府大楼建成了“白宫”与“天安门”，这是因为这些县委书记有领袖情节。2011年4月，一个名为《县委书记》的MV在微博上广为流传。这个MV的内容是歌颂河北省张北县县委书记李雪荣的，还配了一首主题歌，将其喻为“红太阳”。有意思的是李雪荣离任张北县委书记赴任张家口市副市长，张北上万群众为其送行，并打出“常回家看看”、“无论到哪里，保重身体”等感人条幅，李雪荣被感动得泪流满面，现场和群众久久地握手道别后踏上离任的大巴车。其场面比总书记视察场面还热烈。县委书记这个群体“集权度”高、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已成不争的事实。

说起县委书记，不能不说辽宁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为他是派人进京抓记者第一人。《法制日报》主办的杂志《法人》刊发了记者朱文娜《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的文章。文章报道了辽宁西丰女商人赵俊萍因不满县政府对其所拥有的一加油站拆迁补偿处理，编发短信讽刺县委书记张志国，被判诽谤罪。随后西丰县公安局又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记者朱文娜进行立案调查，派多名干警赶到法制日报社抓捕记者。胆敢在“天子脚下”抓记者，在我看来，不是法治意识淡薄，而是为所欲为惯了。《法制日报》是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报，如果张志国不是为所欲为惯了，敢掐中央政法委的喉咙？

不久前媒体报道，山西省蒲县有位官员老板(县安监局长)，家产3个多亿，惹得县委书记眼红，要他给5000万被拒绝后，这位官员老板最后被送进了牢狱。判处有期徒刑20年，是以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贪污、挪用公款罪，并处罚金8500万元；其妻，原蒲县民政局副局长于香婷，犯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处罚金8500万元；其妻弟于小红犯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5600万；他们所经营的成南岭煤业有限公司，因逃税、非法买卖爆炸物，被追缴逃税额1871.85374万元，处罚金人民币9860万元。以上累计，仅罚金一项就高达3.2亿之多，创下山西各级法院判处的罚金刑最高记录。也就是他们家3人不仅要坐牢，其财产也被罚没光了。这种判法，显然不公，不说县委书记索贿是真，但得罪了县委书记是可以信以为真的。

本来县委书记权力就失控，还要来个“高配”，还要省管县，这就让县委书记的权力更加失控。一个省近百个县，省委管得过来吗？很显然“上级监督太远”的问题显然将更加突出，“山高皇帝远”之下的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风险也必将大大增加。至于“高配”县委书记，提拔为副厅级甚至为正厅级，而其他县级班子成员的级别保持不变，将意味着，县委书记不仅仍是本级班子的“一把手”，而且事实上还将成为他们的“上级”——如比原先同级的县长高半级。党政分开，是为了权力的均衡，本来县委书记和县长都是正处级，这样一来，这个功能就殆然失尽。再说县纪委书记，是副处级，如今县委书记是上级领导，同级监督本来就软肋，县纪委书记的监督的权力就更加没有了。如此一来，县委书记的官级完全凌驾于班子成员之上。

县委书记的权力失控，最根本的是权力过大而又缺乏有效监督。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拥有的权力既齐全又强大，不仅掌管着全县一切资源——决策权、人事权、财政权，甚至涉及公安检察法院的司法权——堪称一方“诸候”。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往往如脱缰的野马，无拘无束，无法无天。

“郡县治，天下安”。这不仅是因为，以县级政权为主的基层政权直接面对底层，与百姓打交道，具体负责中央政策的执行和落实；也是因为，在一党执政的中国大陆级政权代表着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县级政权若出现问题，尤其是作为政权核心的一把手——县委书记出现贪腐、权色交易等丑闻，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打击可想而知。

这些年来，县委书记因腐败而遭纪律和刑事处分的不在少数。最新的一例是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雷5年前的一次淫乱视频日前在网上曝光，随后被重庆市委免去书记一职并被立案调查。雷目前虽为正厅级干部，但导致其“滑铁卢”的淫乱丑闻发生于其任垫江县委书记时，所以，仍可算是一起县委书记的腐败案。因为根据爆料人透露的信息，雷淫乱的背后，实为腐败——此乃当地建筑商为了行贿雷，将其现在的“情人”招聘进公司后经培训“送给”他的。雷虽然喜美女，但并不表示他不贪金钱，通过帮助其胞弟揽工程，雷积攒了大量钱财。可以说，这是一桩地道的权、钱、色交织在一起的腐败案。它符合一般腐败案的特质。

重庆不雅照也说明了县委书记权力失控的问题。应该说，雷政富的倒，是倒在县委书记的位子上。2002年12月至2006年12月，雷政富任垫江县委书记。垫江县土石方工程大都由其弟雷政奎承包。此外，垫江县的路灯、绿化等工程也全部由雷政奎承揽。而那些建筑商只能吃雷政奎的“剩饭”，或者到雷政奎门口“讨饭”吃，这就激起了建筑商们对雷政富的仇恨。于是建筑商招募美女，训练好美女进行“公关”，只要有了不雅视频，就能从雷政富手上拿到工程。“相对钞票来说，更喜欢美女”的雷政富，果然经不起美女的诱惑，成了又一个倒在裙子下的官员。有人说，雷政富是被人设陷害的，这个设陷者就是重庆永煌集团创始人肖烨。肖烨利用不雅照获得建设工程，仅3年资产从一百万元奇迹般地串到几亿元。由此可见县委书记权力是多么具有神奇的力量。

仅凭现在披露的信息，雷案就已经为我们展露出一个县委书记所可能具有的权力及由这个权力而带来的腐败人生。雷案中还有一点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5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才曝出来？据说雷在未满足该建筑商的胃口后，当年曾将被人手持不雅视频要挟一事请示了重庆市一名高层领导，时任重庆公安局长的王立军随后成立了专案组，抓捕雷的“情人”与建筑商。前者被刑拘30天，后者则以私刻公章罪被判刑1年，但雷却平安无事。这说明在权力不透明、同体监督不到位的情况下，权力体系中的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极可能存在着利益的合谋。

从职别来说，县委书记不过是个处级干部，这样的干部在中国少说也有几百万，但了解中国政府和政权的构成和运作，就会知道，县委书记其实是基层政权的核心，而基层政权构成了中国政权大厦的地基，地基不稳，大厦将倾，因此，从实际拥有的权力而言，县委书记在自己的辖区内，几乎拥有无边的权力，除了国防和外交什么事都要管，而且还是联结上级党委政府与广大干部群众的桥梁。

鉴此，中共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对县委书记的权力作了如下规定：负责组织常委会活动，协调常委会委员的工作；常委会会议由书记召集并主持，议题由书记确定；常委会委员应支持书记的工作，接受书记对自己工作的检查、督促等。一般来说，县委书记作为县级政权的“一把手”和第一责任人，拥有本地发展的决策权、用人权和监督权，这是县委书记的三项主要权力。河北省成安县在中组部的“权力公开透明运行工作”试点中，曾通过中共党章——地方工作条例——单项法规文献文件组成的三条链条，梳理出了一个包括县委书记、其他常委、县纪委、县委部门职权在内的“权力清单”，其中县委书记职权共27项，包括全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党建及其他涉及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决策的权力。

权责一致是现代政治运行的特点。权大本身并非坏事，但是当权力缺乏约束监督而导致不能很好履责时，权大就变成了坏事。而在现行体制下，县委书记的权力运行恰恰相对封闭、不够公开和透明，致使监督难以落实，从而极易造成权力在执行中产生变异，出现“动干部、批条子、吃工程”的情况，包括雷政富在内，现实中很多县委书记的腐败，都是倒在这几个方面。

基于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特点，要促使县委书记公正履职，正确行使权力，需要切实做到权力运行的程序化、规范化和透明化，它包括分解县委书记权力，防止其权力过大；厘定权力边界，防止其权力过分集中；规范权力运行，防止其权力不受制约；以及完善监督机制，防止其权力不受监督，从而确保县委书记的权力是用来为人民谋利而不是用于腐败的。

目前，一些地方在治权上创立了县政府行使议决权和常委会行使否决权的分离制衡机制，在重要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上推行常委会票决制或全委会票决制，以及对事关全县长远发展或广大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扩大列席人员范围，现场全程直播等制度和措施，收到了一定效果。但指望县委书记自我限权，很困难，经验表明，对权力和腐败的最好制约，还是实行民主政治。所以，要减少县委书记的腐败，必须尽快开启县政改革。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但他又说：“防止权力滥用的办法，就是用权力来制约权力。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产生腐败。”县委书记的权力很难受到制约，因此他们成了当今中国最腐败的一群人，也是最容易犯罪的一群人。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即权力）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在中国大陆，县委书记权力失控及其罪恶，就是他们没有站在笼子里，从而使得权力过分集中，滋生腐败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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