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在中国，高层的恐惧http://ping.fm/coLeE在苏联时代的全盛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南斯拉夫理论家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其力量不在于拥有的财富，但在它的控制进行了描述：国家所有的财产是他们使唤并调用。有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显示他卑微的母亲围绕他的历史性的办公室，他的外国豪华车和他其精湛的餐富丽堂皇的别墅宏伟的收集，并询问她的印象猜测，但合适的故事 - 到这，她回答说：“这是美妙的，狮子座，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回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如果甚至部分关于中国的“红色后代”的财富和生活方式的故事 - 毛泽东的革命一代的后裔 - 是可以相信，中国的一类新的希望，不仅控制，而且还拥有。一些中国网民可能认为，薄，重庆特大城市，在3月推翻腐败指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老板，是一个畸变。
为何拥有财富的中国精英变得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领导人送子女出国教育呢？一个答案是肯定，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
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中国已推进到他们的国家在过去30年全球经济强国的顶尖行列。有那些预测为过热的经济硬着陆 - 增长已经放缓 - 但收购的财富更好地理解，不只是作为一个经济坐垫，或纯粹的贪婪，但作为一个政治对冲。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的信念，他们在权力的延续，将取决于经济进步。但是，即使在中国，以能力为基础的任务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崩溃。因此，全球化的资产 - 转账及海外教育自己的孩子 - 作为防范风险的对冲感。（至少120亿美元，已被非法转移到国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一个官方的估计。）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出生的诸多因素一份自信：胜利的内战; 1精心组织党的器具; 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在道路地图社会主义的未来;和“”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堡垒。今天，超过60年的内战后，只有解放军看起来有点相同，和自信的磨损。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党的领导人和官员的谴责，损害了党的权威和合法性。拒绝邓小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突出党的不安全。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被遗弃在种族增长。
今天，仍然是党的80多万党员的强大的，但大多数参加党的事业发展，而不是唯心主义。每天，有大约500名抗议，示威或暴动，反对腐败或独裁的地方党政当局常常把武力。提示盲人人权倡导者陈光诚寻求美国保护的苛刻待遇，只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案件。像一个大锅动荡的社会，毛泽东发动反对国家的近50年前的泡沫。像薄，谁使用他们的家庭关系，采取控制的广大经济部门的党的领导人的亲属聚敛财富的故事，甚至会说服忠诚的公民，的腐达到极顶。
薄事件不只是大规模的腐败，但也继承。薄高调的“重庆模式”的特点是犯罪的克星，毛派singalongs，廉价住房和其他福利的规定。这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流行的，企图通过一个有魅力的革命英雄的儿子，声称他的自然权利，在第18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9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升。其中在中国流传的谣言是，一旦委员会，薄将试图取代党的新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同意由即将离任的领导：习。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亲手挑选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有福了江和胡跟随他。胡先生，而不是像毛泽东或像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教父的革命英雄，没有任命他的继任者的威信。低调的习先生，像薄这样的红色后代，出现作为拥挤闭门造车的结果。缺乏机构的合法性和铺设的长辈的手，他可能会看着一个容易的目标，一个雄心勃勃的薄。
党的领导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消散统一领导，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和谐”博崩溃所造成的损害。通过描绘作为中国的麦克白夫人他据称杀气的妻子，他们可能会转移从博批评。但中国的一类新的成员仍然担心，关于精英腐败的揭露已经暴露了他们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危险。
来源：纽约时报。
2012年5月22日星期二
2012年5月9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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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大地震与大饥荒
胡泳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艾未未、谭作人等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两年有余，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截止2012年3月，共有70人回村采访，被访人涉及19个省、100余村子的600余人。数百小时采访影像和几十万字口述史正在整理中。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from 胡泳的BLOG by 胡泳的BLOG
大屠杀、大地震与大饥荒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艾未未、谭作人等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两年有余，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截止2012年3月，共有70人回村采访，被访人涉及19个省、100余村子的600余人。数百小时采访影像和几十万字口述史正在整理中。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
大屠杀、大地震与大饥荒
胡泳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艾未未、谭作人等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两年有余，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截止2012年3月，共有70人回村采访，被访人涉及19个省、100余村子的600余人。数百小时采访影像和几十万字口述史正在整理中。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from 胡泳的BLOG by 胡泳的BLOG
大屠杀、大地震与大饥荒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艾未未、谭作人等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两年有余，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截止2012年3月，共有70人回村采访，被访人涉及19个省、100余村子的600余人。数百小时采访影像和几十万字口述史正在整理中。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
2012年3月12日星期一
对比下奥巴马悼念矿工的演讲和胡主席纪念汶川地震的演讲 http://ping.fm/ya2W7大多时候，他们从黑暗的矿里探出头，眯眼盯着光亮。大多时候，他们从矿里探出身，满是汗水和尘垢和煤灰。大多时候，他们会回家，但那天没有。
2012年2月7日星期二
陶傑：學術累事
全香港反「蝗禍」，聲討自由行大陸人的粗野行為，但為時已晚，香港人業因早種，禍福自招。
除了高官，學院的一些「學者」，當初姑息縱容，要負很大責任─還記不記得，香港有許多「學者」說：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
這些十足的偽學者，在西方讀了一個學位，回來香港，誤導蒼生，這一科，叫「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系，在牛津劍橋是沒有的。英國一些以左派激進著名的學院，像倫敦大學的金匠學院（ Goldsmiths College），以文化研究系著稱。
為什麼傳統的大學沒有？因為一國的文化，是很深奧的事，往往要窮一生精力，方略得堂奧。例如，要透澈了解英國文化，必須精讀聖經、莎劇、羅馬帝國史，還要旁觸拉丁文、十八世紀思想史、維多利亞時代工業史、邱吉爾、英國貴族生活、工會運動；還要懂板球、騎術，一點點高爾夫，這一切，沒有三十年浸淫功夫，不可以說「文化」。
知一國文化，尚且如此，何況文化研究，讀的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扯上中國三千年，還有阿拉伯世界，這就更大工程了：中西文化比較，誰有資格呢？博識如民國錢鍾書，一卷「管錐篇」，也只蜻蜓點水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文學」而已，離文化比較，還有很遠。
文化不是不可研究，而是要有非常博大紥實的學問基礎，遠瞻洞見的王者眼光，「文化研究系」開在十八九歲的年齡，缺乏根基，學一點皮毛，只有把這科，引向「種族平等」的社會學範疇。
西方的社會學，是人權平等的思想領土，所以：新畿內亞的食人族，是不同的「文化」，你不要歧視呀。非洲小女孩四五歲就要行割禮，勿可視之為野蠻呀。不要假設「我們」白人文明優越，「他們」非洲第三世界，殺人放火，種族清洗，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呀。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文化研究，引證了此一真理。大陸遊客的喧譁、吐痰、打尖，好，行將自駕行了，鄰近地區的汽車，橫衝直撞，空氣污染，好極了，不也是「文化隔閡」嗎？
文化隔閡，是要「包容」的，香港的半桶水學者開了口，特區不學無術的高官附和，現在，香港的網民起來了，他們代表的是常識，不必學識，一起對「文化包容」這個偽學術詞彙，豎起了中指。
全香港反「蝗禍」，聲討自由行大陸人的粗野行為，但為時已晚，香港人業因早種，禍福自招。
除了高官，學院的一些「學者」，當初姑息縱容，要負很大責任─還記不記得，香港有許多「學者」說：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
這些十足的偽學者，在西方讀了一個學位，回來香港，誤導蒼生，這一科，叫「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系，在牛津劍橋是沒有的。英國一些以左派激進著名的學院，像倫敦大學的金匠學院（ Goldsmiths College），以文化研究系著稱。
為什麼傳統的大學沒有？因為一國的文化，是很深奧的事，往往要窮一生精力，方略得堂奧。例如，要透澈了解英國文化，必須精讀聖經、莎劇、羅馬帝國史，還要旁觸拉丁文、十八世紀思想史、維多利亞時代工業史、邱吉爾、英國貴族生活、工會運動；還要懂板球、騎術，一點點高爾夫，這一切，沒有三十年浸淫功夫，不可以說「文化」。
知一國文化，尚且如此，何況文化研究，讀的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扯上中國三千年，還有阿拉伯世界，這就更大工程了：中西文化比較，誰有資格呢？博識如民國錢鍾書，一卷「管錐篇」，也只蜻蜓點水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文學」而已，離文化比較，還有很遠。
文化不是不可研究，而是要有非常博大紥實的學問基礎，遠瞻洞見的王者眼光，「文化研究系」開在十八九歲的年齡，缺乏根基，學一點皮毛，只有把這科，引向「種族平等」的社會學範疇。
西方的社會學，是人權平等的思想領土，所以：新畿內亞的食人族，是不同的「文化」，你不要歧視呀。非洲小女孩四五歲就要行割禮，勿可視之為野蠻呀。不要假設「我們」白人文明優越，「他們」非洲第三世界，殺人放火，種族清洗，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呀。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文化研究，引證了此一真理。大陸遊客的喧譁、吐痰、打尖，好，行將自駕行了，鄰近地區的汽車，橫衝直撞，空氣污染，好極了，不也是「文化隔閡」嗎？
文化隔閡，是要「包容」的，香港的半桶水學者開了口，特區不學無術的高官附和，現在，香港的網民起來了，他們代表的是常識，不必學識，一起對「文化包容」這個偽學術詞彙，豎起了中指。
2012年2月5日星期日
@徐昕：法律界泰斗张思之先生吴英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全文http://ping.fm/4Vhp6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
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
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倘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
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
2012、1、25
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
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倘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
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
2012、1、25
重磅披露《三重门》非中学生韩寒创作的证据
http://ping.fm/dvGeu
韩寒，有多个身份。
《三重门》是韩寒所写，这一概念不会错。“韩寒”是一个巨大的筐，这里装着老子，装着儿子。当老子与儿子穿着同一条裤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裤子外面的“韩寒”像李宁服装上一样的招牌，只有脱下裤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里面的腿，是“儿子韩寒”，还是“老子韩寒”的。（仿《三重门》风格）。
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了便于叙述，将韩寒定位成那个写《三重门》的中学生韩寒。
我们不能证明《三重门》是其他人所写，但《三重门》的作者，绝对不是中学生韩寒所写。
我们只能否论什么。证明什么，那是别人的事。
1、 韩寒与鸭（此段局部模仿一下韩寒与钱钟书的文风）。
韩寒曾经在香港售书会上，说过，自己很想当鸭。
当鸭是很多男人的梦想，这与女人一般不想当鸡，是一箭双“鸟”（鸡与鸭都属于鸟类）的硬币的正反面。
一般男人嫖妓，习惯于扬长避短，只愿某一个器官暴露出来，享受服务，而却让另一个器官遮挡起来，忽视不问，但警察抓鸡扫黄的时候，却自愿成为嫖客习俗的反对党，抓住的是嫖客一心想专门遮挡住的那个器官，而另一个器官却像伊朗放过美国航空母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般，放任他去随波逐流。
2012年春节之后的韩寒，却让我们感到韩寒尚不具备当鸭的基本素质。鸭靠的是耐力与持久，但韩寒却像那些失职的鸭一样，一经接触，“立马像闪电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便像被拔掉了毛的鸭。赤身的裸体的鸭，只能印在包装盒上，直接对外，容易很黄很暴力，所以只能像美国总统度假一样，躲到农场去不见世人。韩寒这个“准风月鸭”，退了毛之后，立刻宣布闭关静修。
这使我们感到很是奇怪，原来屡屡攻击别人的韩寒，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就像“鸭”，我们总以为像美元那般尖挺，但实际上，一点点风暴，立马就要跌停一个星期，一泄如注。
当韩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肆意地攻击与屠戮着别人的时候，他轻视真相与法律，但他自己稍微受到一点质疑，便转而求诸那个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韩寒宣布诉诸于法律之时，就让人对韩寒彻底地鄙视起来。
一直在娱乐圈里享受着笔墨官司的宽容，但在自己受到烈度并没有超过他对别人的攻击的质疑情况下，却呼天抢地，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就像韩寒开着赛车，向来在高架桥上目无交警。交通规则就像他玩过的女人，说抛弃就抛弃，但那些女人，从来没有拿着罚单，找韩寒秋后算账。
现在有一个人，拿出证据，说韩寒违反了交通规章，韩寒立马委屈得像一个被错抓了的妓女，声诉自己不是“失足妇女”，至多算一个“失手小偷”（不对，中国人向来认为偷书不为偷，同理，偷名也不是偷），来找交警说事了。
这不是奇怪吗？是为大不解。
2、 《三重门》中的《故事会》体的构架
什么叫《故事会》体？
说穿了就是欧?亨利体。
《三重门》里自然不会忽略到欧?亨利。小说中写道：“小说栏上有一名话：‘这里将造就我们的欧?亨利’”。
欧?亨利的结构，是前面平淡，结尾异峰突起。
《三重门》的内在的故事上，其实有一个欧?亨利的结局。
我们撇开小说里的要言妙道，小说在故事上，基本具备了一个可以发上《故事会》的元素。
小说里的主线，是林与苏珊的爱情。林的情绪，基本受到苏珊的操纵。苏珊对林好一点，林就受宠若惊，苏珊对林一冷淡，林就痛不欲生。苏珊从小说里的描写来看，是爱林雨翔，一般作者写小说，总是把自己相似的角色设定为最可爱的人，这也是无可指摘的。
苏珊为了激励林雨翔学习，给他写信的时候，相约在清华会见。
而小说的最后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告诉我们，苏珊为了与林雨翔考入一个学校，故意未做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从而分数减了十分。
但阴错阳差，林雨翔却因为父亲走后门的缘故，作为特长生进了市重点中学，于是，原来苏珊故意考低成绩，想与林呆在县高中，但却因林父的意外多此一举，两人没有呆在一起。
这个情节，颇有励志意味。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也有这种女孩以承诺将来相会在高校，来激励一个不肯学习的男生的情节。可见，这个故事，还是具备了《故事会》中的情节特征的，就是结尾曝出了一个意外。
这个情节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在故事里才能成立的。因为按常理讲，苏珊怎么能保证她的分数在少了十分之后，恰好能够进入县高中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苏珊也没有对林雨翔承诺过什么，更没有单独地以心相许的表白，她在没有林雨翔的确认的情况下，擅自作主，故意考低分数，从理论上讲，是颇具故事里的出人意料的要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敢做出这样的作为。《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中的那个女孩，考大学意外失手，痛哭流涕，只成了一个师范生，但是，那个女孩，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更没有主动调减自己的分数。
如果《三重门》里没有这个故事式的结尾，那么，那些议论是找不到落脚点的，因此，从结构上来看，《三重门》的内在体系上，是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故事要求的。
3《三重门》描写的是大学生活
我们来看看《三重门》里有没有中学生活的痕迹。
基本没有。里面的生活，根本不是初三到高一年级的生活。
看看下面的一句话，不打自招地交待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
小说写到林雨翔在高一进入文学社后，“文学社每周活动一次”，“然而万老师讲课太死，任何引人入胜的神话，一到他嘴里就成鬼话，无一幸免。社员很少听他讲课，只是抄抄笔记，以求学分。”
——注意，大家想一想，“学分”这个概念是在大学里才有的，中学里有学分吗？而且还是一个志愿加入的松散型的文学社，只是培养爱好，根本不是课程，哪里来的学分？大学里，抄笔记，混学分，搪塞那些文学史之类的副课，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用在中学生活里，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马嘴，恰恰说出了小说的原稿是一名大学生经历的人写的。
再来看小说里描写林雨翔在初三时的生活，小说里写道：“沈溪儿骂他油滑，胡诌说Susan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相原崇，现在在华师大里念英文系，被雨翔骂白痴，气得再度胡诌Susan除另有所爱外还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江口洋介，在华师大里念数学系。”
试想一下，苏珊尚在初三，会有一个在大学里的男友吗？按常理讲，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小说里并不缺乏小聪明的林雨翔却信以为真：“林雨翔口头说不可能，心里害怕得很，安慰自己说两个日本男人在一起一定会火并的”。
为什么初三女生苏珊的疑似男友会是华师大的呢？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告诉我们：“韩寒父亲韩仁均，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初中生韩寒的情敌，是父亲当年所在的学校“华师大”，似乎儿子女友的情敌是父亲的同窗，说不准还是父亲本人，想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把苏珊看成是一个大学生笔下的高校学生，那么，她有一个华师大的男友是不是显得相当的合理？ 对此，我们可以无限肮脏地联想下去。
再看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孰不知现在这时代，学生一般到了高二就名花有主，到了高三就别说名花了，连草都了主。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恋过爱的学生仿佛是葛优脑袋上找头发”。
这一段议论，如果换成“大一、大二、大三”，才是真正的合理的。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初三到高一学生的生活，整天都是研究文学，办报，外出采风，写稿，而其他的课程，在小说里很少提及。
比如小说里的这一节：“马德保讲课只会拖时间而不会拖内容，堂而皇之的中西文学史，他用了一个月四节课统统消灭”。
一个初三的文学社，会讲中西文学史这些内容吗？而且用的是“消灭”这词，可见应该消灭的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讲座，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的课程吗？
这里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体验。很难想象，在初三到高一的这个时间段里，被应试教育死死地压着的中学里，能用文学创作占领学生的大量时间。
再看小说中的这一段：“高中的生活一下比初中宽了许多，愿听就听，一切随便，甚至上课睡觉也可以，只要不打呼噜。”
这里的“高中的生活”如果换成“大学的生活”才是真正合理的。大家都是从初中、高中来的，高中的学习，只能说比初中更紧张，压力更大，因为更加接近高考。这里的描写，只能说是一个大学生的体验。完全可能有一个原稿，里面说的是“大学生的生活”，后来改成中学生题材后，这里换成了“高中的生活”，如此一改，就令人产生滑稽之感。就像《金陵十三钗》里的妓女，为了扮成清纯的女学生，把头发烫直，但她们的身体，却像温州高铁事故一样，暴露了她们与女中学生的脱轨。
还有小说里写到男女一起用餐的描写，如“看见了钱荣和姚书琴正一起用餐”，写到校园里的恋爱，“一对一对的校园恋人仿佛鬼怪小说里的中世纪吸血鬼”。
这些大学里才司空见惯的描写，放在中学校园里，就难以给人一种普遍的感受。
3、《三重门》里的父亲视角
《三重门》里的中学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名父亲能够感受到的。而在描写林雨翔时，作者的视角，往往一不小心就换到一个成人的角度。
看看下面的这一句话：“雨翔回到家，向父亲报喜说过了文学社。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要庆祝一下。只是老婆不在，无法下厨——现在大多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男人是从不入内的。”
这一段话里，其实人称在不断的变化。先是林雨翔，下面换成了“林父”，按道理，应该对应地出现“林母”，但小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婆”，这个称谓完全是“林父”的角度来称呼的。多么有意思。为什么情不自禁地出现了“老婆”？为什么不能保持以儿子的眼光看到的“林母”，这不让人感到很奇怪吗？
在有的段落，林父的视角，直接代替了儿子。比如林父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升入市重点，去找了体委的金主任。在这里，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很自然地写到了相当成人化的环境印象：“体委就在大球场边上，林父与球场负责人曾有联系，一年前这个球场铺了草皮，县报上曾报道过。不料这次来时黄土朝天草皮不见，怪石满场都是。林父林母一路走得扭扭捏捏。进了体委办公室，金博焕起身迎接，他瘦得像根牙签，中国领导干部里已经很少有像他一样瘦的人了。”
可以说，这一段完全是林父的亲身经历，操笔者的自然流畅，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者与描写者的视角是完全重合的。
可以说，小说里的所有的中学生视角，都是粗线条的，大部分属于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视角，而其中隶属于中学生韩寒的情节里，都同时陪同着一个父亲在身边，如对市高中环境的描写，都可以看到林父陪伴在身边。看看下面，在林雨翔到市高中上学的时候，父母帮他收拾宿舍：
“雨翔被暂时分在二号楼的三层。每层楼面四间，每大间里分两小间。各享四个厕所，和雨翔暂住一间的是跳高组的，个个手细脚长如蚊子，都忙着收拾床铺。一屋子父母忙到最后发现寝室里没插座，带来的电风扇没了动力提供，替孩子叫苦不已。”
在这里，父母的视角代替了林雨翔的视角，因为从父母的视角写起来，更有切身体验吧。
而在这些描写之外，就很少真正的中学生生活的独特的描写，特别是很少中学生的其他课程如数理化的现场描写。可以看出，《三重门》里的视角，有着相当明显的父亲越俎代疱的现象。
4、《三重门》里的话语时代
在《三重门》里，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毛时代的一些资讯，不要说是中学生韩寒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如此深刻的储备。
小说里写道：“林父高论说最好挑一个贯通语数外的老师，……毛泽东有教诲——守住一个，吃掉一个！发表完后得意地笑。”
这段话里的毛泽东的语录，一般人还真的不知道。中学生韩寒却熟练运用，涉笔成趣。
再看这一段：“另一种是‘蛇吞式’，一口一个，饥不择食，石头也下咽。太粗暴，都给人以不安全感。况且毛主席教导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林雨翔猛咬一口，不多不少，正好半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学生韩寒不仅通读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而特别对“毛泽东著作”也有深刻的研究。要记住，这是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啊。当时早过了用毛泽东语录进行全民教育的年代啊，但林雨翔是多么稔熟毛泽东的语言啊，一不小心，就把毛泽东的红宝书里的内容给抖落出来的了。1982年的生人，与1950年代的生人，究竟是谁更能熟悉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语句？
下面再次出现了毛泽东：雨翔学江青乱造毛泽东的遗嘱，说：“那个——‘周庄’走时亲口吩咐要选举的，你不信等他回来问埃。”
这一段还牵强附会，中学生能够从一些地摊上的小报里知道这种秘闻。姑且相信出自中学生韩寒脑袋吧。
下面的一些掌故与典故在小说里信手拈来的运用，都使人怀疑起这个联想者的阅历：
如：“女生不服，站起来不算，还学赫鲁晓夫砸桌子，给自己的话伴奏……”
这个六十年代的典故，中学生韩寒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
再看小说中的描写：“谢景渊脸上的严肃像党的总路线，可以几十年不变，冷漠地对雨翔说”
这里的“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五十年代的那个总路线吧，这种几十年不变的路线，对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中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体验与印象，何来中学生韩寒疾如闪电地对中共党史如此了解？
下面的一个典故就相当生疏：“梁梓君他应该早已选择好出钱进哪所高中，哪怕他像当年吴晗数学考零分，一流学校照取。”
吴晗考零分，不是光彩事，这一典故应该出自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上吧，中学生韩寒至多知道“张铁生考零分”的事，但奇怪的是，中学生韩寒不引用张铁生考零分的事，却去引用他出版作品的年代已经为吴晗讳的考零分的事，不让觉得奇怪吗？如果说这出自韩父的思维体系里，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下一句：“林雨翔平时虽然认为乞丐不去建设祖国四化而来讨钱很没志气，但是还是会给点钱的。但偏今天没看见，爱情果然使人盲目。”
九十年代还在提“四化”？穿越了吧。
5、韩寒与女儿
我对韩寒感到最为不耻的地方，是他把女儿拿出来赌咒发誓。
他女儿应该尚无自理能力吧，但是在如此之小的年龄，就被他父亲像赌徒一样，拿出来作一个筹码，来证明他自身的清白。
中国人常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遇到了问题，你自己解决，你为什么要把女儿拎出来，当成防御工事，来掩护你退兵？中国人一遇到国难当头，就想到妓女和孩子，这是鲁迅说的。用妓女来抗击入侵者，为我们的民族挣来荣光，这是张艺谋干的事。用孩子来抵抗别人的质疑，为自己换得抗战时期重庆那样陪都的的安全地位，这是韩寒干的事（仿韩寒文风）。
是以个人认为此为韩寒最令人觉得不耻的事情。其他的，不想说什么了。
http://ping.fm/dvGeu
韩寒，有多个身份。
《三重门》是韩寒所写，这一概念不会错。“韩寒”是一个巨大的筐，这里装着老子，装着儿子。当老子与儿子穿着同一条裤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裤子外面的“韩寒”像李宁服装上一样的招牌，只有脱下裤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里面的腿，是“儿子韩寒”，还是“老子韩寒”的。（仿《三重门》风格）。
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了便于叙述，将韩寒定位成那个写《三重门》的中学生韩寒。
我们不能证明《三重门》是其他人所写，但《三重门》的作者，绝对不是中学生韩寒所写。
我们只能否论什么。证明什么，那是别人的事。
1、 韩寒与鸭（此段局部模仿一下韩寒与钱钟书的文风）。
韩寒曾经在香港售书会上，说过，自己很想当鸭。
当鸭是很多男人的梦想，这与女人一般不想当鸡，是一箭双“鸟”（鸡与鸭都属于鸟类）的硬币的正反面。
一般男人嫖妓，习惯于扬长避短，只愿某一个器官暴露出来，享受服务，而却让另一个器官遮挡起来，忽视不问，但警察抓鸡扫黄的时候，却自愿成为嫖客习俗的反对党，抓住的是嫖客一心想专门遮挡住的那个器官，而另一个器官却像伊朗放过美国航空母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般，放任他去随波逐流。
2012年春节之后的韩寒，却让我们感到韩寒尚不具备当鸭的基本素质。鸭靠的是耐力与持久，但韩寒却像那些失职的鸭一样，一经接触，“立马像闪电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便像被拔掉了毛的鸭。赤身的裸体的鸭，只能印在包装盒上，直接对外，容易很黄很暴力，所以只能像美国总统度假一样，躲到农场去不见世人。韩寒这个“准风月鸭”，退了毛之后，立刻宣布闭关静修。
这使我们感到很是奇怪，原来屡屡攻击别人的韩寒，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就像“鸭”，我们总以为像美元那般尖挺，但实际上，一点点风暴，立马就要跌停一个星期，一泄如注。
当韩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肆意地攻击与屠戮着别人的时候，他轻视真相与法律，但他自己稍微受到一点质疑，便转而求诸那个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韩寒宣布诉诸于法律之时，就让人对韩寒彻底地鄙视起来。
一直在娱乐圈里享受着笔墨官司的宽容，但在自己受到烈度并没有超过他对别人的攻击的质疑情况下，却呼天抢地，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就像韩寒开着赛车，向来在高架桥上目无交警。交通规则就像他玩过的女人，说抛弃就抛弃，但那些女人，从来没有拿着罚单，找韩寒秋后算账。
现在有一个人，拿出证据，说韩寒违反了交通规章，韩寒立马委屈得像一个被错抓了的妓女，声诉自己不是“失足妇女”，至多算一个“失手小偷”（不对，中国人向来认为偷书不为偷，同理，偷名也不是偷），来找交警说事了。
这不是奇怪吗？是为大不解。
2、 《三重门》中的《故事会》体的构架
什么叫《故事会》体？
说穿了就是欧?亨利体。
《三重门》里自然不会忽略到欧?亨利。小说中写道：“小说栏上有一名话：‘这里将造就我们的欧?亨利’”。
欧?亨利的结构，是前面平淡，结尾异峰突起。
《三重门》的内在的故事上，其实有一个欧?亨利的结局。
我们撇开小说里的要言妙道，小说在故事上，基本具备了一个可以发上《故事会》的元素。
小说里的主线，是林与苏珊的爱情。林的情绪，基本受到苏珊的操纵。苏珊对林好一点，林就受宠若惊，苏珊对林一冷淡，林就痛不欲生。苏珊从小说里的描写来看，是爱林雨翔，一般作者写小说，总是把自己相似的角色设定为最可爱的人，这也是无可指摘的。
苏珊为了激励林雨翔学习，给他写信的时候，相约在清华会见。
而小说的最后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告诉我们，苏珊为了与林雨翔考入一个学校，故意未做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从而分数减了十分。
但阴错阳差，林雨翔却因为父亲走后门的缘故，作为特长生进了市重点中学，于是，原来苏珊故意考低成绩，想与林呆在县高中，但却因林父的意外多此一举，两人没有呆在一起。
这个情节，颇有励志意味。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也有这种女孩以承诺将来相会在高校，来激励一个不肯学习的男生的情节。可见，这个故事，还是具备了《故事会》中的情节特征的，就是结尾曝出了一个意外。
这个情节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在故事里才能成立的。因为按常理讲，苏珊怎么能保证她的分数在少了十分之后，恰好能够进入县高中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苏珊也没有对林雨翔承诺过什么，更没有单独地以心相许的表白，她在没有林雨翔的确认的情况下，擅自作主，故意考低分数，从理论上讲，是颇具故事里的出人意料的要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敢做出这样的作为。《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中的那个女孩，考大学意外失手，痛哭流涕，只成了一个师范生，但是，那个女孩，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更没有主动调减自己的分数。
如果《三重门》里没有这个故事式的结尾，那么，那些议论是找不到落脚点的，因此，从结构上来看，《三重门》的内在体系上，是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故事要求的。
3《三重门》描写的是大学生活
我们来看看《三重门》里有没有中学生活的痕迹。
基本没有。里面的生活，根本不是初三到高一年级的生活。
看看下面的一句话，不打自招地交待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
小说写到林雨翔在高一进入文学社后，“文学社每周活动一次”，“然而万老师讲课太死，任何引人入胜的神话，一到他嘴里就成鬼话，无一幸免。社员很少听他讲课，只是抄抄笔记，以求学分。”
——注意，大家想一想，“学分”这个概念是在大学里才有的，中学里有学分吗？而且还是一个志愿加入的松散型的文学社，只是培养爱好，根本不是课程，哪里来的学分？大学里，抄笔记，混学分，搪塞那些文学史之类的副课，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用在中学生活里，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马嘴，恰恰说出了小说的原稿是一名大学生经历的人写的。
再来看小说里描写林雨翔在初三时的生活，小说里写道：“沈溪儿骂他油滑，胡诌说Susan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相原崇，现在在华师大里念英文系，被雨翔骂白痴，气得再度胡诌Susan除另有所爱外还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江口洋介，在华师大里念数学系。”
试想一下，苏珊尚在初三，会有一个在大学里的男友吗？按常理讲，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小说里并不缺乏小聪明的林雨翔却信以为真：“林雨翔口头说不可能，心里害怕得很，安慰自己说两个日本男人在一起一定会火并的”。
为什么初三女生苏珊的疑似男友会是华师大的呢？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告诉我们：“韩寒父亲韩仁均，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初中生韩寒的情敌，是父亲当年所在的学校“华师大”，似乎儿子女友的情敌是父亲的同窗，说不准还是父亲本人，想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把苏珊看成是一个大学生笔下的高校学生，那么，她有一个华师大的男友是不是显得相当的合理？ 对此，我们可以无限肮脏地联想下去。
再看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孰不知现在这时代，学生一般到了高二就名花有主，到了高三就别说名花了，连草都了主。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恋过爱的学生仿佛是葛优脑袋上找头发”。
这一段议论，如果换成“大一、大二、大三”，才是真正的合理的。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初三到高一学生的生活，整天都是研究文学，办报，外出采风，写稿，而其他的课程，在小说里很少提及。
比如小说里的这一节：“马德保讲课只会拖时间而不会拖内容，堂而皇之的中西文学史，他用了一个月四节课统统消灭”。
一个初三的文学社，会讲中西文学史这些内容吗？而且用的是“消灭”这词，可见应该消灭的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讲座，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的课程吗？
这里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体验。很难想象，在初三到高一的这个时间段里，被应试教育死死地压着的中学里，能用文学创作占领学生的大量时间。
再看小说中的这一段：“高中的生活一下比初中宽了许多，愿听就听，一切随便，甚至上课睡觉也可以，只要不打呼噜。”
这里的“高中的生活”如果换成“大学的生活”才是真正合理的。大家都是从初中、高中来的，高中的学习，只能说比初中更紧张，压力更大，因为更加接近高考。这里的描写，只能说是一个大学生的体验。完全可能有一个原稿，里面说的是“大学生的生活”，后来改成中学生题材后，这里换成了“高中的生活”，如此一改，就令人产生滑稽之感。就像《金陵十三钗》里的妓女，为了扮成清纯的女学生，把头发烫直，但她们的身体，却像温州高铁事故一样，暴露了她们与女中学生的脱轨。
还有小说里写到男女一起用餐的描写，如“看见了钱荣和姚书琴正一起用餐”，写到校园里的恋爱，“一对一对的校园恋人仿佛鬼怪小说里的中世纪吸血鬼”。
这些大学里才司空见惯的描写，放在中学校园里，就难以给人一种普遍的感受。
3、《三重门》里的父亲视角
《三重门》里的中学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名父亲能够感受到的。而在描写林雨翔时，作者的视角，往往一不小心就换到一个成人的角度。
看看下面的这一句话：“雨翔回到家，向父亲报喜说过了文学社。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要庆祝一下。只是老婆不在，无法下厨——现在大多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男人是从不入内的。”
这一段话里，其实人称在不断的变化。先是林雨翔，下面换成了“林父”，按道理，应该对应地出现“林母”，但小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婆”，这个称谓完全是“林父”的角度来称呼的。多么有意思。为什么情不自禁地出现了“老婆”？为什么不能保持以儿子的眼光看到的“林母”，这不让人感到很奇怪吗？
在有的段落，林父的视角，直接代替了儿子。比如林父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升入市重点，去找了体委的金主任。在这里，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很自然地写到了相当成人化的环境印象：“体委就在大球场边上，林父与球场负责人曾有联系，一年前这个球场铺了草皮，县报上曾报道过。不料这次来时黄土朝天草皮不见，怪石满场都是。林父林母一路走得扭扭捏捏。进了体委办公室，金博焕起身迎接，他瘦得像根牙签，中国领导干部里已经很少有像他一样瘦的人了。”
可以说，这一段完全是林父的亲身经历，操笔者的自然流畅，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者与描写者的视角是完全重合的。
可以说，小说里的所有的中学生视角，都是粗线条的，大部分属于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视角，而其中隶属于中学生韩寒的情节里，都同时陪同着一个父亲在身边，如对市高中环境的描写，都可以看到林父陪伴在身边。看看下面，在林雨翔到市高中上学的时候，父母帮他收拾宿舍：
“雨翔被暂时分在二号楼的三层。每层楼面四间，每大间里分两小间。各享四个厕所，和雨翔暂住一间的是跳高组的，个个手细脚长如蚊子，都忙着收拾床铺。一屋子父母忙到最后发现寝室里没插座，带来的电风扇没了动力提供，替孩子叫苦不已。”
在这里，父母的视角代替了林雨翔的视角，因为从父母的视角写起来，更有切身体验吧。
而在这些描写之外，就很少真正的中学生生活的独特的描写，特别是很少中学生的其他课程如数理化的现场描写。可以看出，《三重门》里的视角，有着相当明显的父亲越俎代疱的现象。
4、《三重门》里的话语时代
在《三重门》里，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毛时代的一些资讯，不要说是中学生韩寒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如此深刻的储备。
小说里写道：“林父高论说最好挑一个贯通语数外的老师，……毛泽东有教诲——守住一个，吃掉一个！发表完后得意地笑。”
这段话里的毛泽东的语录，一般人还真的不知道。中学生韩寒却熟练运用，涉笔成趣。
再看这一段：“另一种是‘蛇吞式’，一口一个，饥不择食，石头也下咽。太粗暴，都给人以不安全感。况且毛主席教导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林雨翔猛咬一口，不多不少，正好半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学生韩寒不仅通读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而特别对“毛泽东著作”也有深刻的研究。要记住，这是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啊。当时早过了用毛泽东语录进行全民教育的年代啊，但林雨翔是多么稔熟毛泽东的语言啊，一不小心，就把毛泽东的红宝书里的内容给抖落出来的了。1982年的生人，与1950年代的生人，究竟是谁更能熟悉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语句？
下面再次出现了毛泽东：雨翔学江青乱造毛泽东的遗嘱，说：“那个——‘周庄’走时亲口吩咐要选举的，你不信等他回来问埃。”
这一段还牵强附会，中学生能够从一些地摊上的小报里知道这种秘闻。姑且相信出自中学生韩寒脑袋吧。
下面的一些掌故与典故在小说里信手拈来的运用，都使人怀疑起这个联想者的阅历：
如：“女生不服，站起来不算，还学赫鲁晓夫砸桌子，给自己的话伴奏……”
这个六十年代的典故，中学生韩寒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
再看小说中的描写：“谢景渊脸上的严肃像党的总路线，可以几十年不变，冷漠地对雨翔说”
这里的“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五十年代的那个总路线吧，这种几十年不变的路线，对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中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体验与印象，何来中学生韩寒疾如闪电地对中共党史如此了解？
下面的一个典故就相当生疏：“梁梓君他应该早已选择好出钱进哪所高中，哪怕他像当年吴晗数学考零分，一流学校照取。”
吴晗考零分，不是光彩事，这一典故应该出自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上吧，中学生韩寒至多知道“张铁生考零分”的事，但奇怪的是，中学生韩寒不引用张铁生考零分的事，却去引用他出版作品的年代已经为吴晗讳的考零分的事，不让觉得奇怪吗？如果说这出自韩父的思维体系里，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下一句：“林雨翔平时虽然认为乞丐不去建设祖国四化而来讨钱很没志气，但是还是会给点钱的。但偏今天没看见，爱情果然使人盲目。”
九十年代还在提“四化”？穿越了吧。
5、韩寒与女儿
我对韩寒感到最为不耻的地方，是他把女儿拿出来赌咒发誓。
他女儿应该尚无自理能力吧，但是在如此之小的年龄，就被他父亲像赌徒一样，拿出来作一个筹码，来证明他自身的清白。
中国人常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遇到了问题，你自己解决，你为什么要把女儿拎出来，当成防御工事，来掩护你退兵？中国人一遇到国难当头，就想到妓女和孩子，这是鲁迅说的。用妓女来抗击入侵者，为我们的民族挣来荣光，这是张艺谋干的事。用孩子来抵抗别人的质疑，为自己换得抗战时期重庆那样陪都的的安全地位，这是韩寒干的事（仿韩寒文风）。
是以个人认为此为韩寒最令人觉得不耻的事情。其他的，不想说什么了。
2011年9月3日星期六
成吨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http://c1520.pays.to/htm_data/7/1109/597756.html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 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 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共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 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 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 ‘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共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 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 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 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共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 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 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 ‘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共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 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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