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昕：法律界泰斗张思之先生吴英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全文http://ping.fm/4Vhp6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
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
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倘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
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
2012、1、25
2012年2月5日星期日
重磅披露《三重门》非中学生韩寒创作的证据
http://ping.fm/dvGeu
韩寒，有多个身份。
《三重门》是韩寒所写，这一概念不会错。“韩寒”是一个巨大的筐，这里装着老子，装着儿子。当老子与儿子穿着同一条裤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裤子外面的“韩寒”像李宁服装上一样的招牌，只有脱下裤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里面的腿，是“儿子韩寒”，还是“老子韩寒”的。（仿《三重门》风格）。
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了便于叙述，将韩寒定位成那个写《三重门》的中学生韩寒。
我们不能证明《三重门》是其他人所写，但《三重门》的作者，绝对不是中学生韩寒所写。
我们只能否论什么。证明什么，那是别人的事。
1、 韩寒与鸭（此段局部模仿一下韩寒与钱钟书的文风）。
韩寒曾经在香港售书会上，说过，自己很想当鸭。
当鸭是很多男人的梦想，这与女人一般不想当鸡，是一箭双“鸟”（鸡与鸭都属于鸟类）的硬币的正反面。
一般男人嫖妓，习惯于扬长避短，只愿某一个器官暴露出来，享受服务，而却让另一个器官遮挡起来，忽视不问，但警察抓鸡扫黄的时候，却自愿成为嫖客习俗的反对党，抓住的是嫖客一心想专门遮挡住的那个器官，而另一个器官却像伊朗放过美国航空母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般，放任他去随波逐流。
2012年春节之后的韩寒，却让我们感到韩寒尚不具备当鸭的基本素质。鸭靠的是耐力与持久，但韩寒却像那些失职的鸭一样，一经接触，“立马像闪电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便像被拔掉了毛的鸭。赤身的裸体的鸭，只能印在包装盒上，直接对外，容易很黄很暴力，所以只能像美国总统度假一样，躲到农场去不见世人。韩寒这个“准风月鸭”，退了毛之后，立刻宣布闭关静修。
这使我们感到很是奇怪，原来屡屡攻击别人的韩寒，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就像“鸭”，我们总以为像美元那般尖挺，但实际上，一点点风暴，立马就要跌停一个星期，一泄如注。
当韩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肆意地攻击与屠戮着别人的时候，他轻视真相与法律，但他自己稍微受到一点质疑，便转而求诸那个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韩寒宣布诉诸于法律之时，就让人对韩寒彻底地鄙视起来。
一直在娱乐圈里享受着笔墨官司的宽容，但在自己受到烈度并没有超过他对别人的攻击的质疑情况下，却呼天抢地，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就像韩寒开着赛车，向来在高架桥上目无交警。交通规则就像他玩过的女人，说抛弃就抛弃，但那些女人，从来没有拿着罚单，找韩寒秋后算账。
现在有一个人，拿出证据，说韩寒违反了交通规章，韩寒立马委屈得像一个被错抓了的妓女，声诉自己不是“失足妇女”，至多算一个“失手小偷”（不对，中国人向来认为偷书不为偷，同理，偷名也不是偷），来找交警说事了。
这不是奇怪吗？是为大不解。
2、 《三重门》中的《故事会》体的构架
什么叫《故事会》体？
说穿了就是欧?亨利体。
《三重门》里自然不会忽略到欧?亨利。小说中写道：“小说栏上有一名话：‘这里将造就我们的欧?亨利’”。
欧?亨利的结构，是前面平淡，结尾异峰突起。
《三重门》的内在的故事上，其实有一个欧?亨利的结局。
我们撇开小说里的要言妙道，小说在故事上，基本具备了一个可以发上《故事会》的元素。
小说里的主线，是林与苏珊的爱情。林的情绪，基本受到苏珊的操纵。苏珊对林好一点，林就受宠若惊，苏珊对林一冷淡，林就痛不欲生。苏珊从小说里的描写来看，是爱林雨翔，一般作者写小说，总是把自己相似的角色设定为最可爱的人，这也是无可指摘的。
苏珊为了激励林雨翔学习，给他写信的时候，相约在清华会见。
而小说的最后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告诉我们，苏珊为了与林雨翔考入一个学校，故意未做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从而分数减了十分。
但阴错阳差，林雨翔却因为父亲走后门的缘故，作为特长生进了市重点中学，于是，原来苏珊故意考低成绩，想与林呆在县高中，但却因林父的意外多此一举，两人没有呆在一起。
这个情节，颇有励志意味。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也有这种女孩以承诺将来相会在高校，来激励一个不肯学习的男生的情节。可见，这个故事，还是具备了《故事会》中的情节特征的，就是结尾曝出了一个意外。
这个情节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在故事里才能成立的。因为按常理讲，苏珊怎么能保证她的分数在少了十分之后，恰好能够进入县高中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苏珊也没有对林雨翔承诺过什么，更没有单独地以心相许的表白，她在没有林雨翔的确认的情况下，擅自作主，故意考低分数，从理论上讲，是颇具故事里的出人意料的要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敢做出这样的作为。《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中的那个女孩，考大学意外失手，痛哭流涕，只成了一个师范生，但是，那个女孩，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更没有主动调减自己的分数。
如果《三重门》里没有这个故事式的结尾，那么，那些议论是找不到落脚点的，因此，从结构上来看，《三重门》的内在体系上，是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故事要求的。
3《三重门》描写的是大学生活
我们来看看《三重门》里有没有中学生活的痕迹。
基本没有。里面的生活，根本不是初三到高一年级的生活。
看看下面的一句话，不打自招地交待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
小说写到林雨翔在高一进入文学社后，“文学社每周活动一次”，“然而万老师讲课太死，任何引人入胜的神话，一到他嘴里就成鬼话，无一幸免。社员很少听他讲课，只是抄抄笔记，以求学分。”
——注意，大家想一想，“学分”这个概念是在大学里才有的，中学里有学分吗？而且还是一个志愿加入的松散型的文学社，只是培养爱好，根本不是课程，哪里来的学分？大学里，抄笔记，混学分，搪塞那些文学史之类的副课，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用在中学生活里，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马嘴，恰恰说出了小说的原稿是一名大学生经历的人写的。
再来看小说里描写林雨翔在初三时的生活，小说里写道：“沈溪儿骂他油滑，胡诌说Susan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相原崇，现在在华师大里念英文系，被雨翔骂白痴，气得再度胡诌Susan除另有所爱外还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江口洋介，在华师大里念数学系。”
试想一下，苏珊尚在初三，会有一个在大学里的男友吗？按常理讲，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小说里并不缺乏小聪明的林雨翔却信以为真：“林雨翔口头说不可能，心里害怕得很，安慰自己说两个日本男人在一起一定会火并的”。
为什么初三女生苏珊的疑似男友会是华师大的呢？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告诉我们：“韩寒父亲韩仁均，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初中生韩寒的情敌，是父亲当年所在的学校“华师大”，似乎儿子女友的情敌是父亲的同窗，说不准还是父亲本人，想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把苏珊看成是一个大学生笔下的高校学生，那么，她有一个华师大的男友是不是显得相当的合理？ 对此，我们可以无限肮脏地联想下去。
再看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孰不知现在这时代，学生一般到了高二就名花有主，到了高三就别说名花了，连草都了主。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恋过爱的学生仿佛是葛优脑袋上找头发”。
这一段议论，如果换成“大一、大二、大三”，才是真正的合理的。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初三到高一学生的生活，整天都是研究文学，办报，外出采风，写稿，而其他的课程，在小说里很少提及。
比如小说里的这一节：“马德保讲课只会拖时间而不会拖内容，堂而皇之的中西文学史，他用了一个月四节课统统消灭”。
一个初三的文学社，会讲中西文学史这些内容吗？而且用的是“消灭”这词，可见应该消灭的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讲座，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的课程吗？
这里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体验。很难想象，在初三到高一的这个时间段里，被应试教育死死地压着的中学里，能用文学创作占领学生的大量时间。
再看小说中的这一段：“高中的生活一下比初中宽了许多，愿听就听，一切随便，甚至上课睡觉也可以，只要不打呼噜。”
这里的“高中的生活”如果换成“大学的生活”才是真正合理的。大家都是从初中、高中来的，高中的学习，只能说比初中更紧张，压力更大，因为更加接近高考。这里的描写，只能说是一个大学生的体验。完全可能有一个原稿，里面说的是“大学生的生活”，后来改成中学生题材后，这里换成了“高中的生活”，如此一改，就令人产生滑稽之感。就像《金陵十三钗》里的妓女，为了扮成清纯的女学生，把头发烫直，但她们的身体，却像温州高铁事故一样，暴露了她们与女中学生的脱轨。
还有小说里写到男女一起用餐的描写，如“看见了钱荣和姚书琴正一起用餐”，写到校园里的恋爱，“一对一对的校园恋人仿佛鬼怪小说里的中世纪吸血鬼”。
这些大学里才司空见惯的描写，放在中学校园里，就难以给人一种普遍的感受。
3、《三重门》里的父亲视角
《三重门》里的中学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名父亲能够感受到的。而在描写林雨翔时，作者的视角，往往一不小心就换到一个成人的角度。
看看下面的这一句话：“雨翔回到家，向父亲报喜说过了文学社。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要庆祝一下。只是老婆不在，无法下厨——现在大多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男人是从不入内的。”
这一段话里，其实人称在不断的变化。先是林雨翔，下面换成了“林父”，按道理，应该对应地出现“林母”，但小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婆”，这个称谓完全是“林父”的角度来称呼的。多么有意思。为什么情不自禁地出现了“老婆”？为什么不能保持以儿子的眼光看到的“林母”，这不让人感到很奇怪吗？
在有的段落，林父的视角，直接代替了儿子。比如林父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升入市重点，去找了体委的金主任。在这里，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很自然地写到了相当成人化的环境印象：“体委就在大球场边上，林父与球场负责人曾有联系，一年前这个球场铺了草皮，县报上曾报道过。不料这次来时黄土朝天草皮不见，怪石满场都是。林父林母一路走得扭扭捏捏。进了体委办公室，金博焕起身迎接，他瘦得像根牙签，中国领导干部里已经很少有像他一样瘦的人了。”
可以说，这一段完全是林父的亲身经历，操笔者的自然流畅，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者与描写者的视角是完全重合的。
可以说，小说里的所有的中学生视角，都是粗线条的，大部分属于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视角，而其中隶属于中学生韩寒的情节里，都同时陪同着一个父亲在身边，如对市高中环境的描写，都可以看到林父陪伴在身边。看看下面，在林雨翔到市高中上学的时候，父母帮他收拾宿舍：
“雨翔被暂时分在二号楼的三层。每层楼面四间，每大间里分两小间。各享四个厕所，和雨翔暂住一间的是跳高组的，个个手细脚长如蚊子，都忙着收拾床铺。一屋子父母忙到最后发现寝室里没插座，带来的电风扇没了动力提供，替孩子叫苦不已。”
在这里，父母的视角代替了林雨翔的视角，因为从父母的视角写起来，更有切身体验吧。
而在这些描写之外，就很少真正的中学生生活的独特的描写，特别是很少中学生的其他课程如数理化的现场描写。可以看出，《三重门》里的视角，有着相当明显的父亲越俎代疱的现象。
4、《三重门》里的话语时代
在《三重门》里，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毛时代的一些资讯，不要说是中学生韩寒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如此深刻的储备。
小说里写道：“林父高论说最好挑一个贯通语数外的老师，……毛泽东有教诲——守住一个，吃掉一个！发表完后得意地笑。”
这段话里的毛泽东的语录，一般人还真的不知道。中学生韩寒却熟练运用，涉笔成趣。
再看这一段：“另一种是‘蛇吞式’，一口一个，饥不择食，石头也下咽。太粗暴，都给人以不安全感。况且毛主席教导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林雨翔猛咬一口，不多不少，正好半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学生韩寒不仅通读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而特别对“毛泽东著作”也有深刻的研究。要记住，这是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啊。当时早过了用毛泽东语录进行全民教育的年代啊，但林雨翔是多么稔熟毛泽东的语言啊，一不小心，就把毛泽东的红宝书里的内容给抖落出来的了。1982年的生人，与1950年代的生人，究竟是谁更能熟悉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语句？
下面再次出现了毛泽东：雨翔学江青乱造毛泽东的遗嘱，说：“那个——‘周庄’走时亲口吩咐要选举的，你不信等他回来问埃。”
这一段还牵强附会，中学生能够从一些地摊上的小报里知道这种秘闻。姑且相信出自中学生韩寒脑袋吧。
下面的一些掌故与典故在小说里信手拈来的运用，都使人怀疑起这个联想者的阅历：
如：“女生不服，站起来不算，还学赫鲁晓夫砸桌子，给自己的话伴奏……”
这个六十年代的典故，中学生韩寒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
再看小说中的描写：“谢景渊脸上的严肃像党的总路线，可以几十年不变，冷漠地对雨翔说”
这里的“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五十年代的那个总路线吧，这种几十年不变的路线，对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中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体验与印象，何来中学生韩寒疾如闪电地对中共党史如此了解？
下面的一个典故就相当生疏：“梁梓君他应该早已选择好出钱进哪所高中，哪怕他像当年吴晗数学考零分，一流学校照取。”
吴晗考零分，不是光彩事，这一典故应该出自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上吧，中学生韩寒至多知道“张铁生考零分”的事，但奇怪的是，中学生韩寒不引用张铁生考零分的事，却去引用他出版作品的年代已经为吴晗讳的考零分的事，不让觉得奇怪吗？如果说这出自韩父的思维体系里，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下一句：“林雨翔平时虽然认为乞丐不去建设祖国四化而来讨钱很没志气，但是还是会给点钱的。但偏今天没看见，爱情果然使人盲目。”
九十年代还在提“四化”？穿越了吧。
5、韩寒与女儿
我对韩寒感到最为不耻的地方，是他把女儿拿出来赌咒发誓。
他女儿应该尚无自理能力吧，但是在如此之小的年龄，就被他父亲像赌徒一样，拿出来作一个筹码，来证明他自身的清白。
中国人常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遇到了问题，你自己解决，你为什么要把女儿拎出来，当成防御工事，来掩护你退兵？中国人一遇到国难当头，就想到妓女和孩子，这是鲁迅说的。用妓女来抗击入侵者，为我们的民族挣来荣光，这是张艺谋干的事。用孩子来抵抗别人的质疑，为自己换得抗战时期重庆那样陪都的的安全地位，这是韩寒干的事（仿韩寒文风）。
是以个人认为此为韩寒最令人觉得不耻的事情。其他的，不想说什么了。
http://ping.fm/dvGeu
韩寒，有多个身份。
《三重门》是韩寒所写，这一概念不会错。“韩寒”是一个巨大的筐，这里装着老子，装着儿子。当老子与儿子穿着同一条裤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裤子外面的“韩寒”像李宁服装上一样的招牌，只有脱下裤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里面的腿，是“儿子韩寒”，还是“老子韩寒”的。（仿《三重门》风格）。
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了便于叙述，将韩寒定位成那个写《三重门》的中学生韩寒。
我们不能证明《三重门》是其他人所写，但《三重门》的作者，绝对不是中学生韩寒所写。
我们只能否论什么。证明什么，那是别人的事。
1、 韩寒与鸭（此段局部模仿一下韩寒与钱钟书的文风）。
韩寒曾经在香港售书会上，说过，自己很想当鸭。
当鸭是很多男人的梦想，这与女人一般不想当鸡，是一箭双“鸟”（鸡与鸭都属于鸟类）的硬币的正反面。
一般男人嫖妓，习惯于扬长避短，只愿某一个器官暴露出来，享受服务，而却让另一个器官遮挡起来，忽视不问，但警察抓鸡扫黄的时候，却自愿成为嫖客习俗的反对党，抓住的是嫖客一心想专门遮挡住的那个器官，而另一个器官却像伊朗放过美国航空母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般，放任他去随波逐流。
2012年春节之后的韩寒，却让我们感到韩寒尚不具备当鸭的基本素质。鸭靠的是耐力与持久，但韩寒却像那些失职的鸭一样，一经接触，“立马像闪电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便像被拔掉了毛的鸭。赤身的裸体的鸭，只能印在包装盒上，直接对外，容易很黄很暴力，所以只能像美国总统度假一样，躲到农场去不见世人。韩寒这个“准风月鸭”，退了毛之后，立刻宣布闭关静修。
这使我们感到很是奇怪，原来屡屡攻击别人的韩寒，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就像“鸭”，我们总以为像美元那般尖挺，但实际上，一点点风暴，立马就要跌停一个星期，一泄如注。
当韩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肆意地攻击与屠戮着别人的时候，他轻视真相与法律，但他自己稍微受到一点质疑，便转而求诸那个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韩寒宣布诉诸于法律之时，就让人对韩寒彻底地鄙视起来。
一直在娱乐圈里享受着笔墨官司的宽容，但在自己受到烈度并没有超过他对别人的攻击的质疑情况下，却呼天抢地，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就像韩寒开着赛车，向来在高架桥上目无交警。交通规则就像他玩过的女人，说抛弃就抛弃，但那些女人，从来没有拿着罚单，找韩寒秋后算账。
现在有一个人，拿出证据，说韩寒违反了交通规章，韩寒立马委屈得像一个被错抓了的妓女，声诉自己不是“失足妇女”，至多算一个“失手小偷”（不对，中国人向来认为偷书不为偷，同理，偷名也不是偷），来找交警说事了。
这不是奇怪吗？是为大不解。
2、 《三重门》中的《故事会》体的构架
什么叫《故事会》体？
说穿了就是欧?亨利体。
《三重门》里自然不会忽略到欧?亨利。小说中写道：“小说栏上有一名话：‘这里将造就我们的欧?亨利’”。
欧?亨利的结构，是前面平淡，结尾异峰突起。
《三重门》的内在的故事上，其实有一个欧?亨利的结局。
我们撇开小说里的要言妙道，小说在故事上，基本具备了一个可以发上《故事会》的元素。
小说里的主线，是林与苏珊的爱情。林的情绪，基本受到苏珊的操纵。苏珊对林好一点，林就受宠若惊，苏珊对林一冷淡，林就痛不欲生。苏珊从小说里的描写来看，是爱林雨翔，一般作者写小说，总是把自己相似的角色设定为最可爱的人，这也是无可指摘的。
苏珊为了激励林雨翔学习，给他写信的时候，相约在清华会见。
而小说的最后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告诉我们，苏珊为了与林雨翔考入一个学校，故意未做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从而分数减了十分。
但阴错阳差，林雨翔却因为父亲走后门的缘故，作为特长生进了市重点中学，于是，原来苏珊故意考低成绩，想与林呆在县高中，但却因林父的意外多此一举，两人没有呆在一起。
这个情节，颇有励志意味。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也有这种女孩以承诺将来相会在高校，来激励一个不肯学习的男生的情节。可见，这个故事，还是具备了《故事会》中的情节特征的，就是结尾曝出了一个意外。
这个情节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在故事里才能成立的。因为按常理讲，苏珊怎么能保证她的分数在少了十分之后，恰好能够进入县高中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苏珊也没有对林雨翔承诺过什么，更没有单独地以心相许的表白，她在没有林雨翔的确认的情况下，擅自作主，故意考低分数，从理论上讲，是颇具故事里的出人意料的要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敢做出这样的作为。《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中的那个女孩，考大学意外失手，痛哭流涕，只成了一个师范生，但是，那个女孩，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更没有主动调减自己的分数。
如果《三重门》里没有这个故事式的结尾，那么，那些议论是找不到落脚点的，因此，从结构上来看，《三重门》的内在体系上，是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故事要求的。
3《三重门》描写的是大学生活
我们来看看《三重门》里有没有中学生活的痕迹。
基本没有。里面的生活，根本不是初三到高一年级的生活。
看看下面的一句话，不打自招地交待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
小说写到林雨翔在高一进入文学社后，“文学社每周活动一次”，“然而万老师讲课太死，任何引人入胜的神话，一到他嘴里就成鬼话，无一幸免。社员很少听他讲课，只是抄抄笔记，以求学分。”
——注意，大家想一想，“学分”这个概念是在大学里才有的，中学里有学分吗？而且还是一个志愿加入的松散型的文学社，只是培养爱好，根本不是课程，哪里来的学分？大学里，抄笔记，混学分，搪塞那些文学史之类的副课，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用在中学生活里，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马嘴，恰恰说出了小说的原稿是一名大学生经历的人写的。
再来看小说里描写林雨翔在初三时的生活，小说里写道：“沈溪儿骂他油滑，胡诌说Susan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相原崇，现在在华师大里念英文系，被雨翔骂白痴，气得再度胡诌Susan除另有所爱外还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江口洋介，在华师大里念数学系。”
试想一下，苏珊尚在初三，会有一个在大学里的男友吗？按常理讲，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小说里并不缺乏小聪明的林雨翔却信以为真：“林雨翔口头说不可能，心里害怕得很，安慰自己说两个日本男人在一起一定会火并的”。
为什么初三女生苏珊的疑似男友会是华师大的呢？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告诉我们：“韩寒父亲韩仁均，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初中生韩寒的情敌，是父亲当年所在的学校“华师大”，似乎儿子女友的情敌是父亲的同窗，说不准还是父亲本人，想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把苏珊看成是一个大学生笔下的高校学生，那么，她有一个华师大的男友是不是显得相当的合理？ 对此，我们可以无限肮脏地联想下去。
再看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孰不知现在这时代，学生一般到了高二就名花有主，到了高三就别说名花了，连草都了主。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恋过爱的学生仿佛是葛优脑袋上找头发”。
这一段议论，如果换成“大一、大二、大三”，才是真正的合理的。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初三到高一学生的生活，整天都是研究文学，办报，外出采风，写稿，而其他的课程，在小说里很少提及。
比如小说里的这一节：“马德保讲课只会拖时间而不会拖内容，堂而皇之的中西文学史，他用了一个月四节课统统消灭”。
一个初三的文学社，会讲中西文学史这些内容吗？而且用的是“消灭”这词，可见应该消灭的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讲座，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的课程吗？
这里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体验。很难想象，在初三到高一的这个时间段里，被应试教育死死地压着的中学里，能用文学创作占领学生的大量时间。
再看小说中的这一段：“高中的生活一下比初中宽了许多，愿听就听，一切随便，甚至上课睡觉也可以，只要不打呼噜。”
这里的“高中的生活”如果换成“大学的生活”才是真正合理的。大家都是从初中、高中来的，高中的学习，只能说比初中更紧张，压力更大，因为更加接近高考。这里的描写，只能说是一个大学生的体验。完全可能有一个原稿，里面说的是“大学生的生活”，后来改成中学生题材后，这里换成了“高中的生活”，如此一改，就令人产生滑稽之感。就像《金陵十三钗》里的妓女，为了扮成清纯的女学生，把头发烫直，但她们的身体，却像温州高铁事故一样，暴露了她们与女中学生的脱轨。
还有小说里写到男女一起用餐的描写，如“看见了钱荣和姚书琴正一起用餐”，写到校园里的恋爱，“一对一对的校园恋人仿佛鬼怪小说里的中世纪吸血鬼”。
这些大学里才司空见惯的描写，放在中学校园里，就难以给人一种普遍的感受。
3、《三重门》里的父亲视角
《三重门》里的中学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名父亲能够感受到的。而在描写林雨翔时，作者的视角，往往一不小心就换到一个成人的角度。
看看下面的这一句话：“雨翔回到家，向父亲报喜说过了文学社。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要庆祝一下。只是老婆不在，无法下厨——现在大多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男人是从不入内的。”
这一段话里，其实人称在不断的变化。先是林雨翔，下面换成了“林父”，按道理，应该对应地出现“林母”，但小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婆”，这个称谓完全是“林父”的角度来称呼的。多么有意思。为什么情不自禁地出现了“老婆”？为什么不能保持以儿子的眼光看到的“林母”，这不让人感到很奇怪吗？
在有的段落，林父的视角，直接代替了儿子。比如林父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升入市重点，去找了体委的金主任。在这里，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很自然地写到了相当成人化的环境印象：“体委就在大球场边上，林父与球场负责人曾有联系，一年前这个球场铺了草皮，县报上曾报道过。不料这次来时黄土朝天草皮不见，怪石满场都是。林父林母一路走得扭扭捏捏。进了体委办公室，金博焕起身迎接，他瘦得像根牙签，中国领导干部里已经很少有像他一样瘦的人了。”
可以说，这一段完全是林父的亲身经历，操笔者的自然流畅，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者与描写者的视角是完全重合的。
可以说，小说里的所有的中学生视角，都是粗线条的，大部分属于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视角，而其中隶属于中学生韩寒的情节里，都同时陪同着一个父亲在身边，如对市高中环境的描写，都可以看到林父陪伴在身边。看看下面，在林雨翔到市高中上学的时候，父母帮他收拾宿舍：
“雨翔被暂时分在二号楼的三层。每层楼面四间，每大间里分两小间。各享四个厕所，和雨翔暂住一间的是跳高组的，个个手细脚长如蚊子，都忙着收拾床铺。一屋子父母忙到最后发现寝室里没插座，带来的电风扇没了动力提供，替孩子叫苦不已。”
在这里，父母的视角代替了林雨翔的视角，因为从父母的视角写起来，更有切身体验吧。
而在这些描写之外，就很少真正的中学生生活的独特的描写，特别是很少中学生的其他课程如数理化的现场描写。可以看出，《三重门》里的视角，有着相当明显的父亲越俎代疱的现象。
4、《三重门》里的话语时代
在《三重门》里，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毛时代的一些资讯，不要说是中学生韩寒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如此深刻的储备。
小说里写道：“林父高论说最好挑一个贯通语数外的老师，……毛泽东有教诲——守住一个，吃掉一个！发表完后得意地笑。”
这段话里的毛泽东的语录，一般人还真的不知道。中学生韩寒却熟练运用，涉笔成趣。
再看这一段：“另一种是‘蛇吞式’，一口一个，饥不择食，石头也下咽。太粗暴，都给人以不安全感。况且毛主席教导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林雨翔猛咬一口，不多不少，正好半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学生韩寒不仅通读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而特别对“毛泽东著作”也有深刻的研究。要记住，这是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啊。当时早过了用毛泽东语录进行全民教育的年代啊，但林雨翔是多么稔熟毛泽东的语言啊，一不小心，就把毛泽东的红宝书里的内容给抖落出来的了。1982年的生人，与1950年代的生人，究竟是谁更能熟悉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语句？
下面再次出现了毛泽东：雨翔学江青乱造毛泽东的遗嘱，说：“那个——‘周庄’走时亲口吩咐要选举的，你不信等他回来问埃。”
这一段还牵强附会，中学生能够从一些地摊上的小报里知道这种秘闻。姑且相信出自中学生韩寒脑袋吧。
下面的一些掌故与典故在小说里信手拈来的运用，都使人怀疑起这个联想者的阅历：
如：“女生不服，站起来不算，还学赫鲁晓夫砸桌子，给自己的话伴奏……”
这个六十年代的典故，中学生韩寒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
再看小说中的描写：“谢景渊脸上的严肃像党的总路线，可以几十年不变，冷漠地对雨翔说”
这里的“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五十年代的那个总路线吧，这种几十年不变的路线，对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中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体验与印象，何来中学生韩寒疾如闪电地对中共党史如此了解？
下面的一个典故就相当生疏：“梁梓君他应该早已选择好出钱进哪所高中，哪怕他像当年吴晗数学考零分，一流学校照取。”
吴晗考零分，不是光彩事，这一典故应该出自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上吧，中学生韩寒至多知道“张铁生考零分”的事，但奇怪的是，中学生韩寒不引用张铁生考零分的事，却去引用他出版作品的年代已经为吴晗讳的考零分的事，不让觉得奇怪吗？如果说这出自韩父的思维体系里，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下一句：“林雨翔平时虽然认为乞丐不去建设祖国四化而来讨钱很没志气，但是还是会给点钱的。但偏今天没看见，爱情果然使人盲目。”
九十年代还在提“四化”？穿越了吧。
5、韩寒与女儿
我对韩寒感到最为不耻的地方，是他把女儿拿出来赌咒发誓。
他女儿应该尚无自理能力吧，但是在如此之小的年龄，就被他父亲像赌徒一样，拿出来作一个筹码，来证明他自身的清白。
中国人常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遇到了问题，你自己解决，你为什么要把女儿拎出来，当成防御工事，来掩护你退兵？中国人一遇到国难当头，就想到妓女和孩子，这是鲁迅说的。用妓女来抗击入侵者，为我们的民族挣来荣光，这是张艺谋干的事。用孩子来抵抗别人的质疑，为自己换得抗战时期重庆那样陪都的的安全地位，这是韩寒干的事（仿韩寒文风）。
是以个人认为此为韩寒最令人觉得不耻的事情。其他的，不想说什么了。
2011年9月3日星期六
成吨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http://c1520.pays.to/htm_data/7/1109/597756.html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 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 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共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 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 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 ‘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共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 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 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 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 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共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 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 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 ‘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共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 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2011年8月30日星期二
http://ping.fm/oCHPm 迄今为止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只是再次证明了一个千古皆然的政治命题：不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就堵死了和平协商的变革路径，也会堵死包括掌权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退路。
对利比亚局势，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我们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这个表态的意义，首先是承认利比亚半年多来变局的主体是“人民”，其次是承认这半年来利比亚人民充满折腾意味的行动，只是为了行使“选择的权利”，正当，应予尊重。
此轮政治变革先后波及多个中东国家，何以利比亚受到格外关注？显然，是因为前述几国变革急骤而利落，惟有利比亚的变革，是通过内战这种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前后迁延半年之久，才终于得以实现。
利比亚人民为实现选择权利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受到重创的是整个利比亚社会，包括卡扎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价还将在未来体现，内战造成的社会裂痕、家国仇恨会怎样影响利比亚政局走势，尚属难言。血与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勇气，为他们带来荣誉，却不能抹平既成的伤口，消解未来的隐忧。
从这一点上说，突尼斯、埃及等国统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况下，却避免了兵火之灾，不啻是这些国家国民与社会的福分。不必为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治团体的私利，让全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利比亚人民求之未得的。
反观卡扎菲，曾经有妥协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对派的血，来让所有的子民战栗。等到他想起了妥协的好，时机早已远去。
当然，卡扎菲的不妥协，一直是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而行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人民”一词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被挟持、滥用的不良记录。多少罪恶以“人民”之名行之。今天，我们知道卡扎菲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实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亚人民的对立面。但这一点不是在他大势已去时才能判断，而是在他威胁屠杀自己的国民那一天，甚至更早——从他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起，就与“人民”分道扬镳了。正是“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代表人民”，或者说，“成王败寇”的心理，使卡扎菲执意不放弃暴力。谁笑到最后谁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逻辑，实质上鼓吹的是一种暴力思维、“枪杆子至上”思维。由此逻辑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即便一个政权的统治力量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让人民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选择的权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协、谈判、“改革”，这些词语或承诺即使有，也常常只是一种欺骗策略。从不再尊重乃至剥夺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卡扎菲就没有为人民留下退路，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后洪水滔滔”。
卡扎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时，流了更多的血，利比亚这个国家留下了更加难以痊愈的伤口。不愿正视人民的存在，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准人民行使选择的权利，最后收获的，却是最激烈、最极端、最血腥的变革形式。此时，这当年的革命者，还能谈什么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广而言之，每一种社会形态改变、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变革。但由于对待人民选择权态度不同，结局会有天壤之别：可能是和风细雨的渐进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万人头落地”的恐怖图景。从另一面讲，“革命未能成功”，同样会有“千万人头落地”的可能。这种恶例更多。
文明社会的核心指标，不是掌权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权者如何下台。面临保住个人、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诱惑，面临将权力把持千秋万代的诱惑，不惜以谎言和伪造的民意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最终，却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选择玉石俱焚的极端手段。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有民众不懂得、不善于通过和平手段表达诉求的因素，但在威权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首先必定归咎于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历史担当的掌权者。
几乎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离开权力中心。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民选择的权利并确实臣服于它。“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说这句话的人叫戈尔巴乔夫。20年前，他放弃了权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需要承认一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那些转型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变与折腾，但几乎没有流血；而长期“稳定”（实则停滞）的利比亚，如今却面临着可怕的社会裂痕。
卡扎菲的错误，是一种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除非逐步但坚决地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否则，全社会退无可退的可怕图景，终会是每个转型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注：此文已被中宣部河蟹
对利比亚局势，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我们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这个表态的意义，首先是承认利比亚半年多来变局的主体是“人民”，其次是承认这半年来利比亚人民充满折腾意味的行动，只是为了行使“选择的权利”，正当，应予尊重。
此轮政治变革先后波及多个中东国家，何以利比亚受到格外关注？显然，是因为前述几国变革急骤而利落，惟有利比亚的变革，是通过内战这种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前后迁延半年之久，才终于得以实现。
利比亚人民为实现选择权利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受到重创的是整个利比亚社会，包括卡扎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价还将在未来体现，内战造成的社会裂痕、家国仇恨会怎样影响利比亚政局走势，尚属难言。血与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勇气，为他们带来荣誉，却不能抹平既成的伤口，消解未来的隐忧。
从这一点上说，突尼斯、埃及等国统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况下，却避免了兵火之灾，不啻是这些国家国民与社会的福分。不必为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治团体的私利，让全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利比亚人民求之未得的。
反观卡扎菲，曾经有妥协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对派的血，来让所有的子民战栗。等到他想起了妥协的好，时机早已远去。
当然，卡扎菲的不妥协，一直是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而行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人民”一词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被挟持、滥用的不良记录。多少罪恶以“人民”之名行之。今天，我们知道卡扎菲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实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亚人民的对立面。但这一点不是在他大势已去时才能判断，而是在他威胁屠杀自己的国民那一天，甚至更早——从他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起，就与“人民”分道扬镳了。正是“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代表人民”，或者说，“成王败寇”的心理，使卡扎菲执意不放弃暴力。谁笑到最后谁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逻辑，实质上鼓吹的是一种暴力思维、“枪杆子至上”思维。由此逻辑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即便一个政权的统治力量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让人民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选择的权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协、谈判、“改革”，这些词语或承诺即使有，也常常只是一种欺骗策略。从不再尊重乃至剥夺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卡扎菲就没有为人民留下退路，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后洪水滔滔”。
卡扎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时，流了更多的血，利比亚这个国家留下了更加难以痊愈的伤口。不愿正视人民的存在，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准人民行使选择的权利，最后收获的，却是最激烈、最极端、最血腥的变革形式。此时，这当年的革命者，还能谈什么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广而言之，每一种社会形态改变、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变革。但由于对待人民选择权态度不同，结局会有天壤之别：可能是和风细雨的渐进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万人头落地”的恐怖图景。从另一面讲，“革命未能成功”，同样会有“千万人头落地”的可能。这种恶例更多。
文明社会的核心指标，不是掌权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权者如何下台。面临保住个人、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诱惑，面临将权力把持千秋万代的诱惑，不惜以谎言和伪造的民意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最终，却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选择玉石俱焚的极端手段。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有民众不懂得、不善于通过和平手段表达诉求的因素，但在威权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首先必定归咎于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历史担当的掌权者。
几乎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离开权力中心。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民选择的权利并确实臣服于它。“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说这句话的人叫戈尔巴乔夫。20年前，他放弃了权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需要承认一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那些转型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变与折腾，但几乎没有流血；而长期“稳定”（实则停滞）的利比亚，如今却面临着可怕的社会裂痕。
卡扎菲的错误，是一种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除非逐步但坚决地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否则，全社会退无可退的可怕图景，终会是每个转型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注：此文已被中宣部河蟹
2011年8月29日星期一
此城：北京
此城：北京 http://ping.fm/E2a7s
@Michae1S 根据艾未未英文文章翻译
北京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权力和金钱之城。人们不关心自己的邻居是谁，他们不相信你。另一个北京，是绝望之城。我看到乘公交的人们，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根本不敢想象自己买得起一个房子。他们从连电和厕纸都没有的贫穷乡村来到这里。
每年数百万人来到北京，为这个城市修建桥梁、道路和房屋。每年他们建出一个1949年时候那么大的新北京。他们是北京的奴隶。他们蜷缩在违章建筑里，被政府摧毁又卷土重来。谁拥有房子？那些政府的人、那些煤老板、那些大企业主。他们来到北京送礼——因此北京到处都是饭店、卡拉OK和桑拿。
北京告诉外国人说，你们能读懂这个城市，我们有同样形式的建筑：鸟巢、CCTV……官员就跟你们一样西装革履，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生意。但他们拒绝给我们最基本的权利。你们见到民工子弟学校被关闭，你们见到医院把病人的伤口缝合后，发现病人没有钱，于是再把伤口拆开。这是一个暴力之城。
在北京最坏的事情是，你永远不敢相信司法系统。没有信任，你无法辨别任何事情。那就像一场沙尘暴。你无法把自己看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里没有一个地方与你有关，没有一个地方你想去。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块地方被阳光照射。你对任何材质、纹理和形状不会留下回忆。所有的东西都一直在改变，依照某些人的意志、某些人的权力。
要合适的设计北京，你必须让这个城市为不同利益的人群提供空间，这样人们才能共处，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城市应该是一个能为人们提供最大自由的地方，否则就是不完整的。
我很遗憾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北京我没有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想去任何地方。这个地方太单一。你根本没有看着一个人走过你身旁的欲望，因为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没有好奇，也没有人会与你争论。
我的作品全都不代表北京。鸟巢——我从来没想过这东西。奥运之后，普通人不再讨论它，因为奥运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
北京也有积极的方面。人们仍然在生小孩。这里有几个漂亮的公园。上周我走进一个公园，人们走来向我竖起大拇指，或者拍拍我的肩膀。为何他们要用这种隐秘的表达方式？没人愿意说出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常常对我说：“未未，离开中国吧。”或者：“你一定要长寿，要看着他们死。”，无论是离开这个国家，还是耐心的等着看他们怎么死，我都无所适从。
我的痛苦经历使我明白，在这个大监狱里，他们有很多秘密关押人民的地方。那些人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号码。他们不关心你要去哪里、犯了什么罪。他们见到你，或者没有见到你，没有一丁点的差别。这样的秘密关押点数以千计。只有你的家人在为了你的失踪奔走哭号。但你无法从街道办或者官员嘴里得到答案，甚至最高级的法院、警察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妻子每天写申请、打电话到警察局。我的丈夫在哪里？请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里！没有任何信息！
那些秘密关押点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完全彻底的切断了你和你记忆中熟悉的东西的联系。你被彻底的隔离。 你不知道你将在里面呆多久。你连问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我为何在这里？你的思维会变得极不稳定。你开始变得疯狂。对任何人来说，这都非常可怕，就算对有坚强信仰的人都是如此。
这个城市与其他人无关，与建筑无关，与街道无关，只与你的心理有关。如果我们能记得卡夫卡写的关于他的那个城堡，我们就能理解。城市确实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北京，是一个梦魇，一个无尽的梦魇。
http://ping.fm/IstRc
此城：北京 http://ping.fm/E2a7s
@Michae1S 根据艾未未英文文章翻译
北京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权力和金钱之城。人们不关心自己的邻居是谁，他们不相信你。另一个北京，是绝望之城。我看到乘公交的人们，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根本不敢想象自己买得起一个房子。他们从连电和厕纸都没有的贫穷乡村来到这里。
每年数百万人来到北京，为这个城市修建桥梁、道路和房屋。每年他们建出一个1949年时候那么大的新北京。他们是北京的奴隶。他们蜷缩在违章建筑里，被政府摧毁又卷土重来。谁拥有房子？那些政府的人、那些煤老板、那些大企业主。他们来到北京送礼——因此北京到处都是饭店、卡拉OK和桑拿。
北京告诉外国人说，你们能读懂这个城市，我们有同样形式的建筑：鸟巢、CCTV……官员就跟你们一样西装革履，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生意。但他们拒绝给我们最基本的权利。你们见到民工子弟学校被关闭，你们见到医院把病人的伤口缝合后，发现病人没有钱，于是再把伤口拆开。这是一个暴力之城。
在北京最坏的事情是，你永远不敢相信司法系统。没有信任，你无法辨别任何事情。那就像一场沙尘暴。你无法把自己看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里没有一个地方与你有关，没有一个地方你想去。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块地方被阳光照射。你对任何材质、纹理和形状不会留下回忆。所有的东西都一直在改变，依照某些人的意志、某些人的权力。
要合适的设计北京，你必须让这个城市为不同利益的人群提供空间，这样人们才能共处，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城市应该是一个能为人们提供最大自由的地方，否则就是不完整的。
我很遗憾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北京我没有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想去任何地方。这个地方太单一。你根本没有看着一个人走过你身旁的欲望，因为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没有好奇，也没有人会与你争论。
我的作品全都不代表北京。鸟巢——我从来没想过这东西。奥运之后，普通人不再讨论它，因为奥运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
北京也有积极的方面。人们仍然在生小孩。这里有几个漂亮的公园。上周我走进一个公园，人们走来向我竖起大拇指，或者拍拍我的肩膀。为何他们要用这种隐秘的表达方式？没人愿意说出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常常对我说：“未未，离开中国吧。”或者：“你一定要长寿，要看着他们死。”，无论是离开这个国家，还是耐心的等着看他们怎么死，我都无所适从。
我的痛苦经历使我明白，在这个大监狱里，他们有很多秘密关押人民的地方。那些人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号码。他们不关心你要去哪里、犯了什么罪。他们见到你，或者没有见到你，没有一丁点的差别。这样的秘密关押点数以千计。只有你的家人在为了你的失踪奔走哭号。但你无法从街道办或者官员嘴里得到答案，甚至最高级的法院、警察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妻子每天写申请、打电话到警察局。我的丈夫在哪里？请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里！没有任何信息！
那些秘密关押点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完全彻底的切断了你和你记忆中熟悉的东西的联系。你被彻底的隔离。 你不知道你将在里面呆多久。你连问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我为何在这里？你的思维会变得极不稳定。你开始变得疯狂。对任何人来说，这都非常可怕，就算对有坚强信仰的人都是如此。
这个城市与其他人无关，与建筑无关，与街道无关，只与你的心理有关。如果我们能记得卡夫卡写的关于他的那个城堡，我们就能理解。城市确实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北京，是一个梦魇，一个无尽的梦魇。
http://ping.fm/IstRc
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今天谷歌首页出现了一幅新的谷歌涂鸦：黑框灰绿色底的黑板上写着“xn + yn ≠ zn”。如果你将鼠标移到这幅谷歌涂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I have discovered a truly marvelous proof of this theorem, which this doodle is too small to contain.）Pierre de Fermat's birthday celebrated in Google Doodle
谷歌涂鸦：纪念费马诞辰410周年
2011年8月17日，《每日电讯报》
今天谷歌首页出现了一幅新的谷歌涂鸦：黑框灰绿色底的黑板上写着“xn + yn ≠ zn”。如果你将鼠标移到这幅谷歌涂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I have discovered a truly marvelous proof of this theorem, which this doodle is too small to contain.）
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生于410年前，即1601年8月17日。他——法国图卢兹最高法院（Parlement of Toulouse）的一名律师和一位极有天赋的业余数学家——在微积分、概率论、几何学和数论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最广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写在一本算术书的页边处的一条简短笔记。
他莫名其妙的戛然而止使之也许成为史上最牛叉的数学之谜。
千百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能找到符合a2+ b2 = c2这一公式里的a、b、c等数。例如32+ 42 = 52和52+ 122 = 132，这就是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接着问题就来了，这一公式是否适用于乘方？也即数学家们能否证明整数n满足an + bn ≠ cn。很多人认为它不成立，但是没有人能从数学上证明它。
大约是1637年，费马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Diophantus）的《算术》（Arithmetica）一书时在该书的页边上写道，“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尽管此后他还活了近30年，可是他再也没写到有关于此的证明。这让很多人相信他根本没有想出证明。
费马去世后，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试图去证明它。1993年，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他证明了这个猜想。但是这个证明不完全，直到1995年，他才给出了完整的证明。这篇论文长达100多页：远远超出了一页书的页边篇幅！
几百年来数学家们试图证明费马大定理并最终被怀尔斯教授证明的故事被物理学家兼作家的西蒙·邢（Simon Singh）整理成书——《费马大定理》（Fourth Estate出版社，2002年6月）。
谷歌涂鸦：纪念费马诞辰410周年
2011年8月17日，《每日电讯报》
今天谷歌首页出现了一幅新的谷歌涂鸦：黑框灰绿色底的黑板上写着“xn + yn ≠ zn”。如果你将鼠标移到这幅谷歌涂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I have discovered a truly marvelous proof of this theorem, which this doodle is too small to contain.）
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生于410年前，即1601年8月17日。他——法国图卢兹最高法院（Parlement of Toulouse）的一名律师和一位极有天赋的业余数学家——在微积分、概率论、几何学和数论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最广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写在一本算术书的页边处的一条简短笔记。
他莫名其妙的戛然而止使之也许成为史上最牛叉的数学之谜。
千百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能找到符合a2+ b2 = c2这一公式里的a、b、c等数。例如32+ 42 = 52和52+ 122 = 132，这就是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接着问题就来了，这一公式是否适用于乘方？也即数学家们能否证明整数n满足an + bn ≠ cn。很多人认为它不成立，但是没有人能从数学上证明它。
大约是1637年，费马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Diophantus）的《算术》（Arithmetica）一书时在该书的页边上写道，“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尽管此后他还活了近30年，可是他再也没写到有关于此的证明。这让很多人相信他根本没有想出证明。
费马去世后，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试图去证明它。1993年，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他证明了这个猜想。但是这个证明不完全，直到1995年，他才给出了完整的证明。这篇论文长达100多页：远远超出了一页书的页边篇幅！
几百年来数学家们试图证明费马大定理并最终被怀尔斯教授证明的故事被物理学家兼作家的西蒙·邢（Simon Singh）整理成书——《费马大定理》（Fourth Estate出版社，2002年6月）。
“杀子事件”折射转型期社会焦虑情绪
文/魏英杰
19岁亲生母亲竟然掐死10个月大的儿子，还在Q群上用文字“直播”全过程。发生在福建漳州的这一极端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除了谴责这位泯灭人性的母亲，许多人也陷入反思：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事发后，这名女子自己报了警，并交代作案动机：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婆家人对她不好。这也许是使她产生杀子念头的直接原因，但未必是事件的全部成因。还应看到，这是一个90后年轻妈妈，或许她根本还没有完成从少女到母亲的角色转换。也有可能，产后抑郁加上夫妻闹矛盾，让她感觉个人世界崩溃了。事发前，他们刚从杭州来到漳州打工，所以这还有可能是因为现实的不如意，沉重打击了她对生活的信心。
生活颠簸、工作不稳定、心理脆弱，以及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不仅是这对年轻夫妇的个体命运，也是成千上万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现实人生。因为难以忍受现实而产生杀子行为，这当然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因为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暴自弃，甚至把仇恨报复在家人和社会头上，这却不是孤例。从这个角度看，当下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缓解新生代外来务工群体的生活和精神困境。
大致来说，这代人比上一辈人更不安于现状，却又比上一辈人更缺乏忍耐的毅力。第一代农民工大多生于改革前，是典型的“泥腿子进城”。他们在城市里的劳动所得，即便可能不多，却无疑会比在乡下的收入要好一些。长期的农村生活，也让他们更能够接受城里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新生代农民工许多根本没下过田，还有的一出生就在城市里，他们更亲眼看到了一个贫富极大分化的社会状况。因此，他们一方面可能比上一代人更渴望财富和安逸生活，另一方面却又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难以出人头地。这无疑会让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陷入彷徨与焦灼，从而丧失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
实际上，这股焦虑情绪已弥漫于整个社会，而不仅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中。就在上个月，上海一对80后夫妇因为发生激烈争吵，老公一怒之下竟然也是把10个月大的孩子从楼上抛下，造成男婴当场身亡。从报道看，这对夫妇也许生活状况会好一些，可他们一样活得很不开心。无论导致这种极端行为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暴露了这个时代的病征。可以说，我们正生活于一个充满焦虑的年代，而这正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状况。
所谓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什么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人们难以对生活和未来作出一个稳定预期。在这背景下，拥有财富的人可能会担心财富突然化为乌有，处于底层的人却又可能看不到上升的空间。总之不管有钱没钱，许多人都很焦虑，并把这种焦虑表达或发泄于日常生活中。就此而言，这种社会焦虑的最大根源就在于，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了社会公正的匮乏。
这位年轻妈妈也许会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而后悔一辈子。让人伤心的是，这并不能挽回一个脆弱、无辜的生命。那些亲历这起悲剧的看客们也该好好反省，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冷漠，竟然眼看着这起人伦惨剧发生却未及时报警。要知道，那时候如果有人报警，也许一切还来得及。而人们在强烈谴责凶手和那些看客时，也该好好反思这起极端事件的社会成因。毕竟，正是这些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因素纠结一起，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一个社会普遍焦虑的时代，人们如果能够正视问题之所在，同时每个人多释放一点善意，少一点暴戾之气，这将有助于弥补和修复这个社会的创伤。
2011年8月16日
文/魏英杰
19岁亲生母亲竟然掐死10个月大的儿子，还在Q群上用文字“直播”全过程。发生在福建漳州的这一极端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除了谴责这位泯灭人性的母亲，许多人也陷入反思：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事发后，这名女子自己报了警，并交代作案动机：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婆家人对她不好。这也许是使她产生杀子念头的直接原因，但未必是事件的全部成因。还应看到，这是一个90后年轻妈妈，或许她根本还没有完成从少女到母亲的角色转换。也有可能，产后抑郁加上夫妻闹矛盾，让她感觉个人世界崩溃了。事发前，他们刚从杭州来到漳州打工，所以这还有可能是因为现实的不如意，沉重打击了她对生活的信心。
生活颠簸、工作不稳定、心理脆弱，以及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不仅是这对年轻夫妇的个体命运，也是成千上万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现实人生。因为难以忍受现实而产生杀子行为，这当然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因为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暴自弃，甚至把仇恨报复在家人和社会头上，这却不是孤例。从这个角度看，当下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缓解新生代外来务工群体的生活和精神困境。
大致来说，这代人比上一辈人更不安于现状，却又比上一辈人更缺乏忍耐的毅力。第一代农民工大多生于改革前，是典型的“泥腿子进城”。他们在城市里的劳动所得，即便可能不多，却无疑会比在乡下的收入要好一些。长期的农村生活，也让他们更能够接受城里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新生代农民工许多根本没下过田，还有的一出生就在城市里，他们更亲眼看到了一个贫富极大分化的社会状况。因此，他们一方面可能比上一代人更渴望财富和安逸生活，另一方面却又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难以出人头地。这无疑会让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陷入彷徨与焦灼，从而丧失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
实际上，这股焦虑情绪已弥漫于整个社会，而不仅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中。就在上个月，上海一对80后夫妇因为发生激烈争吵，老公一怒之下竟然也是把10个月大的孩子从楼上抛下，造成男婴当场身亡。从报道看，这对夫妇也许生活状况会好一些，可他们一样活得很不开心。无论导致这种极端行为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暴露了这个时代的病征。可以说，我们正生活于一个充满焦虑的年代，而这正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状况。
所谓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什么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人们难以对生活和未来作出一个稳定预期。在这背景下，拥有财富的人可能会担心财富突然化为乌有，处于底层的人却又可能看不到上升的空间。总之不管有钱没钱，许多人都很焦虑，并把这种焦虑表达或发泄于日常生活中。就此而言，这种社会焦虑的最大根源就在于，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了社会公正的匮乏。
这位年轻妈妈也许会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而后悔一辈子。让人伤心的是，这并不能挽回一个脆弱、无辜的生命。那些亲历这起悲剧的看客们也该好好反省，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冷漠，竟然眼看着这起人伦惨剧发生却未及时报警。要知道，那时候如果有人报警，也许一切还来得及。而人们在强烈谴责凶手和那些看客时，也该好好反思这起极端事件的社会成因。毕竟，正是这些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因素纠结一起，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一个社会普遍焦虑的时代，人们如果能够正视问题之所在，同时每个人多释放一点善意，少一点暴戾之气，这将有助于弥补和修复这个社会的创伤。
201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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