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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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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8日星期一
租界真相
冯学荣
民族主义愤怒青年提到近代史,经常咬牙切齿地提到“租界”。我的这篇文章告诉你“租界”的真相,化解你的仇恨。
租界真相一:许多租界是中方自愿划割的
众所周知,中国第一个租界,是上海租界。可是关于它的来历,爱国愤怒青年会不假思索地说:“一定是英国军队拿着枪逼迫大清国划割的!”但是,真相并非如此。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了英国人有权居住在上海,但是并没有答应给英国人在上海划一个租界。其实,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害怕中国人和英国人杂处、滋事、影响自己的乌纱帽,于是他自愿把上海县黄浦江的河滩上一块不毛之地、划给英国人当租界。宫慕久和英国人签订的开辟上海租界的条约,名叫《上海租地章程》,签署于1845年,当时,英国军队早就从大清国的土地上撤光很久了,与上海道台宫慕久谈判并签约的,是英国领事“巴富尔”,一个文官,不是武官,更没有英国军队参与谈判。
这份《上海租地章程》,有这样的文字:“……为晓谕事:前于大清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年)奉到上谕内关:英人请求于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许其通商贸易,并准各国商民人等挚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宪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
这段文字是一个重要信号:道光皇帝要求宫慕久在安排英国人入住上海的时候,要小心,不要闹出什么问题来,要“永久相安”。怎么样才能“永久相安”?那就只有划租界了:把英国人和中国人隔开来、互不往来,这样才能“永久相安”。这里,划租界的动机交待的很清楚:并非出于英国军队的胁迫,而是出于皇帝老板要求“永久相安”的政治压力。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研究一下这份《上海租地章程》。
不但上海租界是自愿划割的,旧中国二十七个外国租界,自愿划割的还有的是,我再举个例子:厦门鼓浪屿租界,也是清政府自愿、主动划割的。
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害怕日本染指福建,故使出“以夷制夷”老招数、把西洋鬼子引入厦门, 闽浙总督许应骙在给厦门地方官的电报里,写得很明白:“……引洋人来鼓浪屿,兼护厦门、东防日本……”。在这里,一个“引”字,已经把话说得很明白了,我就不深入罗嗦了。关于鼓浪屿租界自愿划割的这则史料,出自于厦门政协编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
这还不算,我再举一个例子:天津美租界,也是清政府不但自愿、而且是主动划割给美国的。一开始,美国领事受宠若惊,还不敢要,举棋不定之下,美国领事拍电报回华盛顿请示,华盛顿正在忙南北战争呢,无暇回复,美国领事又不敢贸然放弃(怕华盛顿事后追究责任),于是只好暂时接管。1880年、1896年,美国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归还天津美租界,可是,你知道清政府的反应是什么吗?清政府的反应是:不作反应。到了1902年,美国领事无奈之下、只好将天津美租界转送給英国,并入了英租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下《天津通志:租界志》,才能对天津租界的历史,有比较客观的了解。
其实,大清国自愿给人划租界这事儿,还有一个旁证,那就是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小国,也和大清国签约、拿到了租界。对于比利时、意大利这些军事实力比自己弱小的国家,大清国都赋予了他们租界,所以,如果再说划租界是被迫的,实在是没有人相信的。
再举一个旁证:1843年,英国人想租用广州十三行对岸的河南田地数十亩,但是该片地的地主和当地群众都不同意,不想出租,最终结果怎样呢?依据史料《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的记载:英国人“未逞”。“未逞”的意思是:英国人也只能干瞪眼。这是证明清政府没有受到武力威吓和逼迫的一个具体的案例证据。
事情的根本真相在于:划租界并非出于被迫,而是清政府根本不想管洋人,让洋人自己管洋人,是清政府最愿意的事。况且出租地块又有地租可收(下文会提到),所以清政府并不感觉是多大的事儿,只是爱国青年急了,这叫什么?这叫皇帝不急太监急。
以上是大清国自愿给别人划割租界的事实,但是,还有让你更掉眼镜的:中华民国,也自愿给洋人划过租界。例如,二次革命时期,为了解决革命党人盘踞在法租界搞颠覆政府活动的难题,1914年4月7日,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与法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一份条约如下:1、法国承诺中华民国:法租界不得窝藏革命党,一有查出,立即逮捕法办、或驱逐出境;2、中华民国政府同意:法租界面积扩展至15150亩。
北洋政府自愿划割(扩展)租界的这个事实,是依据《上海租界志》第一篇第一章第三节《租界扩张》。
可见,出于政治目的,中方政府已经不止一次划割租界给外国,而且是自愿的,甚至是主动的。这就是残酷的真相。
租界真相二:租界并非是免费的
爱国愤青有个误会:租界是免费的,洋人是白住的,是洋人抢走我国的土地。可是,又对不起了,这又不是事实。
洋人租用大清国的土地,基本上,都是需要付费的,要么是付费给清政府,要么是付费给民间的地主。
其中,《上海租地章程》第六条规定:“商定地价”。也就是说:英国人租用上海滩,不但要付租费,而且费用还是“商定”的,换言之,并非是英国人单方拍脑袋决定的。
再举个例子,1843中英《虎门条约》白纸黑字写得很明白:英国人在中国租地,租金“以当地市价为准”。例如,当年11月25日,英国人在广州租了一块地,租期25年,每年租金六千元洋银。
不但如此,得知英国人出手阔绰、一租就租一大片地,有的广州人竟然把英国人当作“大客户”来看待。1846年6月,广州市民蔡老六,购买了广州沙螺西塱堡内寺岸村安姓的围地一共十六亩多,以及其它海旁地若干亩,拟租給英国人谋利。但是,蔡老六遭到当地村民的抗议、并阻止了这笔生意。
为什么有的广州人愿意租地给英国侵略者呢?因为租地有收入(市场价),既然是市场价,那么,租给谁都一样,地主并不会因为租给英国人而遭受到什么实际损失。
再举个案例:1843年11月27日,英国驻广州领事要求租用广州石围塘围地,该块地皮是中国商人潘绍光的物业。地主潘绍光同意出租,但要求英方:必须补偿佃户搬迁损失二万两,否则,不能强拆。
英国人不但租用现有土地需要向中方交租,连英国人自己填河生成的新土地,也需要向中方交租。例如,广州沙面租界,是英、法两国人花钱从珠江河水中填土而新造成的,共花费32.5万墨西哥元,其中,英方出资4/5,法方出资1/5。他们自己填造而成的土地,需要按亩向清政府交纳地租!每年每亩1500钱。
以上四则广州租地案例,出自《广州文史资料第44辑:广州租界史大事记》。这些,都是英国人有偿用地的证据。
租界真相三:中国人民对租界趋之若鹜
这是最令爱国愤青尴尬、最令爱国愤青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租界既然是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的地方,为何中国人民对其趋之若鹜?人民群众这个“用脚投票”的现象,“值得警惕”。
首先讲讲中国人入住租界的历史由来。起初,清政府为了不滋生事端,在《上海租地章程》里明文规定:不准英国人在租界内把房子租给中国人(换言之:不准中国人入住租界)。后来,小刀会暴动,上海人民不顾一切、涌进租界躲避战火,使租界人口暴涨了几十倍。英国商人看到了商机,他们搭起“经济适用房”、出租给躲避内战战火的中国人牟利。英国商人纷纷说:“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挣钱!中国人来租界住了,我们更好挣钱!”于是,英国领事开始吸引华人入住租界,甚至开始阻止中国人外流。以上史料,出自《上海租界志》
缺口一旦打开,中国人开始向租界蜂拥而进。举例说说天津英租界,这个地块在未开辟之前,仅仅住有十几个中国人,人烟荒凉。租界建立后,由于司法清明、治安良好、远离内战、没有匪患等原因,大量中国人涌进来居住。到1938年,天津英租界已有人口76815人,其中中国人72087人,占总人口的94%!以上史料,出自《天津通志:租界志》
不但如此,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多少富人、官僚、明星、革命家拼了老命往租界挤。例如,1923年,中华民国总统黎元洪,竟然宣布:中华民国中央政府,迁往天津英国租界办公!堂堂一个大国,连它的中央政府,都要往租界挤,这是什么笑话?这不是什么笑话,这是真实的历史,是出自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的真实历史。
连著名的“民族脊梁” 鲁迅,也长期住在上海(日本)租界里面,而且他还说过“租界好”的话。1933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的诗:“依旧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鲁迅这个自白,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版《鲁迅全集》第16卷第356页。
不但亲日人士喜欢往租界挤,连抗日英雄、民族魂,都喜欢往租界挤。例如:张自忠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住在天津英租界。为什么象张自忠这样的抗日英雄、爱国烈士,住在英国租界里面、当“亡国奴”,竟然不感到羞耻呢?这问题你得问问张自忠。张自忠的案例,出自天津人民出版社《近代天津名人故居》这本史料。
正如前文“小刀会起义”案例,中国人民喜欢往租界挤,还有躲避内战的因素。例如老天津卫的知名企业家刘锡三。刘锡三本来在华界办草帽厂,可是遇上民国初年无休止的内战,根本无法安心做生意,刘锡三无奈之下,将工厂迁到了天津法租界之内,才有了和平的经商环境,企业才因此而做大。
刘锡三在天津法租界开办的“盛锡福帽厂”,由于经营得当,竟然打败了当时风靡中国的日本草帽、将日本草帽生生逐出了中国市场。刘锡三的案例,出处为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第181页,张鹏程的回忆文章《驰名中外的天津盛锡福帽厂》
再举一个例子:1932年,红军杀入福建省漳州县。在此前听到风声的厦门人民,已经有好几千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红军实际杀入漳州之后,又有25000人涌进鼓浪屿公共租界避难。这个史料,出自厦门市政协编写的《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146页。
当人民的大救星临幸厦门的时候,厦门人民不但不发扬“军民鱼水情”的精神、不但不箪食壶浆,而且还要往“帝国主义的怀抱”里躲,厦门人民的反动精神,真的发人深省。
租界真相四:租界法治清明
近代史教育说:租界是帝国主义欺负、迫害中国人民的地方。如果撇开特例不说,不得不承认,真相刚刚相反:租界是当时中国领土上法治最为清明的地方。
《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规定:英国人犯罪,依英国法律管;中国人犯罪,依中国法律管。所以,在1850年代的时候,上海租界里的英美巡捕,每次抓到中国人犯,都移交给上海县的清朝衙门办理。每天大 约20起刑事案件左右。上海县衙门借口看不懂英文案卷,往往草率放人。重获自由的犯人往往再次潜入租界、继续犯罪。洋人对上海衙门的做法很不满。
这里透露了两个信息:1、在上海租界,外国警察抓到中国贼,是依照条约、送到清政府衙门的;2、清政府衙门放纵犯罪。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爱国愤青喜欢谈治外法权、会审公廨。可是,会审公廨里的正主审官是中国人,而不是外国人。上海租界的监狱也不是专门关押中国犯人的,它里面关押的洋人囚犯人山人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什么国籍的犯人都有。读者要了解上海租界的更多详细细节,请参阅上海官方编写的《上海租界志》,里面有许多客观的真相以及翔实的数据。在此不再赘述。
就连对待小贩,租界做得都不错。1928年,厦门鼓浪屿遍地是小贩,不但堵塞道路,而且有碍市容。但是鼓浪屿租界工部局不但没有虐待、取缔小贩,而且还与华侨王其华合作、建了一个“鼓浪屿市场”,将路边小贩安置到市场内、统一管理,给了小贩一条活路。肉食者如何对待穷人,是一块很好的试金石。以上史料,请参考厦门政协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6辑》第40页。
租界的法治清明,直接促进了大清国的司法改革,当年外国殖民者对清政府明着说:“只要大清国改善司法公正问题,我们可以归还租界”。这件事直接刺激了满清政府、并启动了晚清司法改革,废除了凌迟、枭首等一系列野蛮的酷刑,并建立了大清国的律师制度和人权保护的初步框架。如果没有租界,今天你还要杀千刀呢。
租界真相五:租界侵犯的是官家的利益,但有利于老百姓
近代史教育告诉青年学生们:租界是对中国的侵犯,但是它并没有说明:具体是对谁的侵犯?不得不说:教科书没有把话说明白。
租界侵占的是中国的两大权力:行政管理权、司法主权。
众所周知,大清国的行政管理权,并非来自于人民的选举,而是来自于满请独裁皇帝的指派。换言之,帝国主义侵略者侵犯的是大清国皇帝和官家的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这才是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治外法权:租界内适用外国法律。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大清国的立法权也不在老百姓的手中,而是在满清独裁皇帝和官家阶级的手中。换言之,帝国主义者侵犯的是官家的立法、司法权力,而不是老百姓的权力(在独裁体制下,老百姓压根就没有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真相!
再说:在清末民初年代,外国司法比中国司法更公正、更文明、更讲道理,这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同时也是被爱国愤青最容易忽略和否认的事实。
不但如此,租界成立,首先带动周边的经济:消费、就业、市政建设……租界,对于官家和“爱国公知”而言,是心头一团淤血,可是对于老百姓而言,租界却是能带来实惠的一个好东西。这也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事实。爱国者爱国,已经爱到了不顾底层老百姓的实际利益了,可见这种“爱国”有多么的扭曲。
总之一句话:谈到“主权”问题,租界侵犯的是独裁者的主权,并不是老百姓的主权。租界对官家有害,却对老百姓有益。各位读者看待中国近代史,是站在官家既得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还是站在老百姓实际利益的立场上去看,诸位需要依据你的良知、作出选择。
而就算帝国主义侵犯了中国官家的利益,这种侵犯,也随着殖民主义的衰败,而逐渐在减弱、而并非是教科书上说的越来越严重。我举个例子,自从1930年开始,天津英租界工部局(相当于租界政府),就出现了中国人董事(即:委员)、参与租界公共事务的决策。换言之,帝国主义已经开始逐渐吸引中国人进入租界政府,不再垄断租界的行政权力。
租界真相六:大清国在外也有租界、治外法权
近代史教育有意误导你:只有帝国主义在大清国有租界、有治外法权,而大清国是不会这样欺负别人的。但是,爱国愤青们,又对不起了,这还是不符合事实。
早在1871年,大清国和日本签署了《清日修好条规》,文中有如下的约定:“…….两国指定各口岸,彼此均可设置理事官,约束己国商民,凡交涉财产词讼案件皆归审理、各按己国律例核办……”
换言之,依据《清日修好条规》,大清国在日本享有治外法权,日本也在大清国享有治外法权。
这还不算,1882年,大清国又在朝鲜取得了治外法权。1884年,大清国更是在朝鲜取得了“仁川清租界”(即:中国租界)。大清国还在朝鲜驻军过呢…….凡此种种,说不完。
看,大清国也有“蹂躏”、“强奸”外国主权的时候:租界、治外法权,驻军…….应有尽有,一样都不缺。
这就是当年国际社会基本上没有人同情大清国、中华民国的原因:中国人在外也有过治外法权、租界、驻军……帝国主义侵略者干过的事,中国人一件也没少干。
租界真相七:租界的本质是保护经商安全
租界的本质,并非教科书上说的“瓜分”、“灭亡”……而是“保护经商安全”。租界,无论是外国在中国攫取的租界、还是中国在外国攫取的租界,其存在的深层次动机,都是外资对投放地司法状况的严重不信任。又要去那里投资做生意,又担心自己的人身财产安全,怎么办呢?租界作为一种解决方案,才得以横空出世。
事实上,中国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中,也给予外国投资者税收减免优惠、也给予外国人司法上一定的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的人民检察院是不能随随便便逮捕外国人的,在逮捕外国人之前,地方检察院需要和省一级人民检察院、外事办进行沟通和磋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了解《刑诉法》,我在此就不赘述了。
总之,原理千古不变:要想外资进来,就得有所牺牲!这才是租界的深层次真相。
结语:中国近代史上的租界问题,从皇帝官家的立场看,和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立场去看,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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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17日星期日
从日本黑社会看日本社会
2007年,我带广东省的一个校长教育考察团去日本,遇到一个最大的困惑问题就是日本的黑社会。我们在大阪机场登陆日本国土,遇到的第一个日本人就是日本黑道上的人。那次,我们在机场设的银行排队兑换日元,长长的队伍,全是我们校长考察团的人,而银行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年过六十,头发已经花白的老者,估计是退休之后做的第二份工作,动作确实是慢了一点。这个时候,来了一个穿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子,非常结实健壮,上来就直接到窗口对着里面的银行职员破口大骂,究竟骂什么,我不懂日语,导游在一旁翻译说,他是在训那个银行职员动作太慢,效率太低了,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那个银行职员,一直工作着不加理会,旁边来了一个年轻人,估计是银行的负责人,却站在老者旁边洗耳恭听这个黑色西装的中年男子的训斥,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不断地说“嗐、嗐”。导游介绍说,这个健壮的中年男人就是日本黑道上的。一下飞机就遇到了日本黑道人物,今天是不是有点不太对劲?我们心存疑虑。然后导游对我们说,日本黑社会是公开的,合法的,到处都有,根本不用害怕的。他们不会伤害无辜。
接下来的日本考察旅游证实了导游的话不假。而且那次在日本七天时间里给我们开旅游大巴的那个28岁的女孩子司机,也是日本黑社会的,导游与她有5年的合作时间,每次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好。据导游说她老爸是日本大阪黑社会的二号人物,她18岁就加入了黑帮,黑帮的帮龄已经有10时间,而且开旅游大巴也已经有10年时间了。这个司机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司机。非常敬业,定好的时间从来没有迟到过那怕一分钟,时间观念非常强。每次都替我们每一个人把行旅箱放到旅游大巴里行李箱里,然后叠好。到酒店之后,又一件一件替你拿出来。每次我们上车或者下车,她都要在门口对我们每一个人鞠躬问好,提醒要小心之类。面容始终带着微笑,说话轻柔细语。每到吃饭时却不与我们一起,据说日本旅游大巴司机不能够占旅客的便宜,每餐饭要自己掏钱吃。只有最后一次晚餐,我作为考察团领队,热情邀请这个司机与我们一起共进晚餐,才算是与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而喝的酒还是她自己买的。如果不是导游介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这居然是在日本黑社会混迹十年的江湖人士,而且还是出生于日本黑道大佬人家的子女。导游介绍说,日本黑帮非常之多,在警察局登记在册的就有33800个这样的公开合法暴力组织。成员超过10万。最大的黑帮山口组的总部就设在东京日本警察厅旁边一百米左右的地方,仿佛是日本警察二厅。日本黑帮是合法的社会组织,在法律上有特定的名称,叫“公开合法暴力团”,属于合法暴力组织,在世界各国只有军队、警察是合法的,其他的暴力组织都是非法的。但是,日本真的不一样。
更奇怪的是,日本有如此之多的公开的合法的黑帮,但是整个日本社会治安又好得出奇。在日本,你根本不用担心人身安全问题,不用担心自己的钱包与东西会丢掉,即使丢掉了,也可以很快找到。曾经有中国游客在日本地铁上将自己的西装与护照都忘记在地铁上,后来要回来的时候,地铁还替他把西装熨好,包装好,完好无损地送到他手里。
如果看过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的电影《教父》就知道美国黑道人物是怎样生存的。有黑帮的地方,社会治安肯定是好不了的,但是,奇怪的是日本有世界上最多的黑帮,却能够做到社会治安非常好,社会秩序井然,因此,我当时有一个疑问:那么日本黑帮是怎样生存的?为什么日本政府会容许日本黑帮的合法存在?日本黑帮身份公开合法化,那么日本黑帮还叫黑帮吗?如果日本黑帮成员大多像那个给我们开旅游大巴的女孩子那样有正当的职业,那么,这样的组织还叫黑帮吗?黑帮的广泛存在与良好的社会秩序是怎样兼容的?
这个疑问一直存在我内心,无法得到一个正确的答案。直到2011年3月11日,日本当地时间14时46分,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里氏9.0级地震并引发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接着引发了当地的核电站大爆炸,核辐射严重威胁着日本人的生命安全,这个时候,日本出现了50个超过70岁的老人组成的敢死队替换下那些年轻的工作人员将核漏泄堵死的感人事迹,这些敢死老人的出现,令人看到了日本人的精神。但是当时新闻没有人透露这些敢死队员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们是怎样被组织起来的?后来日本著名作家铃木智彦先生为了写下这些感人事迹,身着防护服,深入了解之后,才知道,组织这次敢死队的不是日本政府,而正是日本黑社会,而且主要是日本最大的黑帮——山口组。日本黑社会,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即使对日本人来说也未必了解多少,这是一个可以有合法的公开身份行动却非常神秘的组织。他们的帮规,比日本的法律要严格细致得多。在黑帮里混,如果有谁违反了帮规,遭受的惩罚远比法律要严厉,通常违背了帮规就要断指赎罪。
更有意思的是,日本黑帮,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上的坏人,相反他们自认为是日本社会中的侠义之士,是专门替人们排忧解难的。日本第二大黑帮住吉会副会长,即二号人物阿形充规先生在被问到日本黑道怎样生存时说,比如一个酒店老板与顾客之间发生了冲突,老板打报警电话,但是警察来了之后发现不够立案,警察走了之后,老板就会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把老板与顾客叫到一起来,问清缘由,根据情况作出处理。阿形充规先生继续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不能够论是好还是坏,关键是要处理得双方满意。有些事情,只有我们才能够做得到。日本街头上如果出现寻衅滋事的事件,第一时间出现的人不是警察,而是日本黑道人员,他们会在警察到来之前把一切事情都摆布好。日本东京几乎每条街道都有黑帮势力控制,也即有势力范围。属于谁的势力范围,出了问题就由谁去负责解决。各个势力范围相对是稳定的,大家各自遵守各自的规矩。当然,在势力范围内经商的人,每年要定期交纳保护费,这是日本黑帮主要的收入来源。保护费不会比中国的工商税务部门收得更多。不会让商家感觉那是无底洞。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运转。日本黑帮大佬级人物现身说法,解决了我一个长期的困惑问题,即日本社会治安出奇的好,社会秩序井然有序,而黑帮是那么多,而且是公开合法的,而警察又是那么少,人们不禁要问,这里究竟隐藏了什么秘密?
我在日本旅游7天时间,行程超过上千公里,但是,整个过程只遇到过两个警察。一个是在中国人的唐人街,看到的警察拿着一张地图,在热心地替行人指点路线,另一个警察就是在日本皇居前站岗放哨的。现在我基本上弄清了日本黑帮与政府、警察以及整个日本社会之间的关系。日本社会与中国社会如此不同,如果一定要作一点比较的话,日本的黑社会有点像中国的保安组织和城管,只不过日本黑帮比中国保安与城管更讲规矩,更守纪律,更有信誉,更有操守。他们曾经打出的口号是:不使用童工,不乱丢烟头。他们的运作方式就是收点钱,然后保你的平安。拿了你的钱财,然后替你消灾。日本黑帮基本上不与政府、警察形成对抗,而是在政府、警察管不到位的地方寻找第三条灰色生存地带。这是日本第二大黑帮住吉会副会长的说法。日本警方不消灭黑帮,但是,会适时打击某一黑帮的势力,让其不一家独大。日本第一大黑帮山口组第六代老大筱田建市先生就曾经以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刑6年,直到2011年3月11日,日本海域9.0级地震与海啸后,山口组积极参与抗震救灾,组织人力物力进行食品补给、物资运送等活动,2011年4月9日,最大黑帮组织山口组的头目筱田建市被释放,他于2005年12月因非法持有武器而被捕入狱。
然而,黑帮究竟是黑帮,为争夺地盘,打打杀杀的事情,偶尔还是难免。1997年8月,山口组武斗派的“中野太郎”不满帮中二号人物“宅见胜”纳敌为友、和平共存的路线,派人将其暗杀身亡,造成两个派系的内斗,也打乱了五代目组长原定的人事布局;日本警方也依此若头暗杀事件暗中推动“新顶上作战”取缔行动。那次黑帮内斗,使得日本警方派出警力对山口组进行打击。但是,日本这种黑帮暗杀事件其实是非常少见的。否则的话,黑帮也不可能公开合法化。
日本黑帮不仅仅是日本人,中国人也有成为日本黑帮老大的。来自湖南的日本留学生李小牧先生现在是日本东京的黑道上的老大。他的势力范围控制了东京两条繁华的街道。我2007年在东京时就听导游说了这个人。说这个人在东京黑道是非常显赫的人物,对付日本黑道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用湖南人的霸蛮与灵活机巧,征服东京的黑道,在日本东京黑道上纵横捭阖,成为黑道上的老大之一。颇得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上的谋略与胆识、凶狠。据导游说,他的黑帮使用的刀要比日本人的长好几倍,现在已经是非常发达了。后来终于在一个介绍日本黑帮的中文电视节目中见到了这个来自湖南的李小牧,他白净的脸,瘦弱的身材,一点也没有黑道的霸道气息,倒是有点像当年上海滩上的青帮大佬杜月笙先生的派头。但是,当年上海滩上的黑帮显然没有日本黑帮这样守规矩。清华大学的陈丹青教授曾经遇到过杜月笙的儿子杜先生,问他怎样评价那一代人的黑道行为,杜先生想了好久,就说,他们其实是在“帮忙”。也就是说,谁有困难就去帮忙,谁有力量就由谁来帮。大家帮来帮去,没有靠政府,因此,这就成为了“黑帮”。中国“文革”时取消会、道、门组织,全国范围内都没有黑帮,只有“红帮”,但是其实当时的“红帮”远比黑帮要血腥残酷。
一个社会发展的程度,常常不是看这个社会是否出了雷锋式的人物,因为要在13亿中寻出一个雷锋式的人物并不难,而是要看活在社会底层、中层甚至上层的流氓、地痞、黑帮,他们的操守究竟怎样,为人是否还有人性的底线。我不认为日本黑帮是真正被洗白了,黑道终究是黑道。黑社会这样的阴暗组织,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免的,它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出现。有的是以执政党的方式出现,有的是以革命党的方式出现,有的本身就是政府的组成部分,有的政府比黑帮还没有信誉,还要流氓成性。但是,一个社会如果连黑帮也可以公开合法存在,而且还有自己的人性底线,那么,这个社会其实就是相当不错了。我觉得日本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的。
来源:许锡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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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爆炸后,没有任何消息,大家都不知情,学校却停课了,领导人的子女被一个个秘密接走了。三周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中国人没有宗教,即便有,也是为了什么而信的什么,其实,也不是正信。尤其是共产党教育我们无神论者,更是把中国人推进万劫不复。很多中国人,其实之前不信神不信教但是信党,你还真就别笑,你觉得【党】不是宗教吗?你不妨细心研究一下,看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符合原始宗教的几个要件儿吗?他有教主吗?有吧!有圣地吗?有吧,有传说吗?有吧,有传播吗?有吧!您觉得,他不是宗教吗?他可是原始宗教啊。有点和西藏的苯教和东北满洲人的萨满教类似吧。
站起来中国人,其实,好几千年,在这片国土上,他就没真的站起来过。
这世上还没有哪个国家会像中国人这样,这么习惯下跪。跪了几千年,到如今还是下跪,当别的国家都开始做公民或争取做公民的时候,我们还在延续下跪的传统。下跪求饶,下跪申冤,下跪求公道。
而事实无数次的证明,下跪,是换不来鳄鱼的眼泪的。
回顾历史啊,朱耀华:国军陆军少将,七十八军第十八师的师长。
1937年率部参加淞沪抗战,阵地失守举枪自杀殉国,然万幸啊死里逃生。
老匹夫郭沫若曾在当年的报纸上撰文说:“中国军人若都像朱耀华一样,中国不会沦亡。”
抗战之后朱耀华不愿打内战于是乎解甲归田。
49年“解放”,国民党为他买好机票去美国,但他拒绝。他说我是两党都承认的爱国将领,新政权恐怕不会不给我一碗饭吃吧?
其实到此,他便死到临头了。
在1951年土改中他被以反革命罪枪毙,死的够早的吧?人家别的将领好歹还活到66年文革时呢,你看他,此时距凇沪抗战才仅仅14年啊。
于是有人感叹,他妈的咱们终于替日本人报仇了。
[转载]苏共虽然有罪,但它守住了最后的良知 &n ...
作者:锦王 来源:废话一筐搜狐博客
2013-02-10
苏共专制结束于1989年8月,而在其被终结前两个多月,也有别的国家首都聚满和平示威的民众。
我当时就很奇怪,这个苏共怎么了,为什么不学习它的邻居刚刚“成功”的经验?
苏共数千万党员,从上至下,拥有各种足以抗衡美帝国主义的尖端杀人武器,却让它统治下手无寸铁的人民,或者换一种说法,让受一小撮反革命或外部敌对势力蛊惑煽动的手无寸铁的人民推翻?
我想,当时如果有数十辆坦克上的党员官兵,向广场上的手无寸铁的示威民众或正在发表“煽动”演说叶利钦一顿炮火,估计,他们就可能毫无悬念地击败那些不堪一击的民众!
但是,没有!广场上没有一辆坦克开炮,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把炮口转向广场的外面,指向可能向广场民众进攻的方向!
我似乎没有这个智商和国情文化思维,去想清楚这个问题,因为,我从上中学时,就能够像习近平总书记那样,熟背当时的“伟大领袖”的那些“句句是真理”、
“一句顶一万句”的有关语录和诗词,大脑里灌满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一类自己深信不疑的铁律。
即便到现在,我还不得不承认,这些狼奶,有些还不知不觉渗透到潜意识中。
20多年过去,本来我也不准备思考这个问题,因为——
第一,因为没有必要,苏共终结了,无论对前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人民,甚至对中国、或世界的和平和稳定,都是好的不能再好的事情。
俄罗斯大地上,太阳照样升起,并没有出现党国经常吓唬人民的局面,好像执政党一旦完蛋,国家、民族和人民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第二,好像拥有选票的俄罗斯人民,也没有打算让其恢复执政党的地位,按照我们一贯的外交原则,是应该尊重俄罗斯人民的选择,不会对俄罗斯的事情说三道四。
但令人意外的是,最近听到传言,说有人对苏共这一段历史痛心疾首,在反思苏共垮台时,为什么数千万党员,没有一个敢于站出来的“男儿”。——这才让我当时的疑问又浮上心头。
但是,细细一想,却让我骤然不寒而栗,这让我把男儿和坦克、鲜血,叛徒和违反命令决然把指向人民的炮口转向相反方向的苏联官兵,令人恐惧地联系到一起!
真的是不寒而栗,因为我想到,历史已经到了21世纪,历史潮流已经浩浩汤汤,怎么还会有人有这种思维?!
如果有这种思维的,是对文革情有独钟的遗老遗少,这没有什么了不得。但具有这种思维的人,假如他手里有坦克,假如民众再一次和平地站在广场上,——
他是男儿还是叛徒?
人民希望他是男儿还是希望他是叛徒?
假如他决心成为其痛心疾首呼唤的“男儿”,那么什邡、启东事件,他会怎么处理?
我不敢想,不堪想,不忍想!
于是,我对刚刚过去的这十年的执政者,忽然多了不少同情和理解,在缺乏较为自信的政治实力的格局中,虽然面对困局作了很多鸵鸟状,但至少他们不想做所谓的“男儿”。
于是,我忽然也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智商多了些悲哀,因为,缺乏窥一斑见全豹的理性,总是很天真地把政治家的基本信仰和掩饰、作秀划等号,把其讲的和许诺的,不加思考地看成是他会兑现的,甚至想都不想其是否有兑现的能力、条件和环境!
甚至是为小利而蔽目,比如,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当然还有他对文强等轰轰烈烈地反腐,多少民众把重庆看成圣地延安,甚至至今还有人对薄熙来悄悄念怀,比
如,有路遇的重庆民众说,薄熙来为重庆老百姓盖了很多安居房,但不知道薄熙来负了多少债,借打黑名义吞没了多少所谓涉黑的企业家的资产。
反腐,是民众最期盼的。但是,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包括江泽民,没有一个不将其作为亡党亡国的最大威胁。
如果你有兴趣到图书馆查查这些领导人见之于报端的异常严肃、斩钉截铁的讲话和文章,你就知道反腐有多难!
因为,腐败和制度就好像鱼和水,肉和血的关系,你要想如莎士比亚歌剧《威尼斯商人》所讲的故事,割一磅肉,但不许流一滴血,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到胡温时代,反腐的语气已经不如当年那样慷慨激烈,我以为,一方面是这个社会已经被慷慨激烈、信誓旦旦,弄得有点麻木了,民众有点没有信心了。
另一方面,是领导人已经意识到光靠慷慨激烈没有用,只能一时宣泄民众的怨愤,博得民众一时的掌声,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像即便你用大剂量敌敌畏,把粪坑四周乱飞的苍蝇蚊虫全部杀死,但只要粪坑犹在,苍蝇蚊虫依然会农药杀不尽,臭味催又生!
所以,温家宝提出“流水不腐”的思考,习近平提出要为权力打造“制度的笼子”,说明这些领导人的思考在一步步深化。
问题是,习近平总书记要打造“制度的笼子”,应该是与执政党的权力约束制度改革有关吧?习还说要尊重宪法,这应该与建立法制国家有关吧?
那么,按照宪法,人民有言论自由,有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的权利,但人民不像政协人大代表有素质,对执政党总是充满痴情,耐心和斯文,以至于总书记要鼓励他们说尖锐意见。
万一人民游行到广场,党中央是希望有男儿挺身而出,还是希望没有男儿挺身而出,而且,这些领导人自己想不想做这样的“男儿”呢?
当然,尽管我很久已经对与虎谋皮完全悲观,但内心还是希望出现为中国政治清明、人民幸福不懈努力奋斗的政治家,愿意为他们喝彩!
我更希望这些政治家是深思熟虑,能力魄力,知识结构都宽厚博大的政治家,而不是只凭热情,凭个人或家庭朴素的平民情怀的传承而推动政治改革!
要认识到,无论他们多么慷慨激情,多么雷厉风行、多么率真坦荡,即便他们能够清除体制表面的腐肉,他们也将会看到体制已经病入膏肓,到那个时候,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他们面对的抉择,只有“男儿”和“叛徒”这两个选项!
中国现在需要具有大智慧、不世出的政治家,但这样的政治家肯定是生不逢时,肯定要殉道的,要做普罗米修斯和耶稣的。——他们得不到荣光,却注定要背负骂名,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样。
如果政治家的思想构架里,仅仅是毛的心脑、邓的躯体、普京的肌肉、贵胄的血液,加之李光耀的外饰之山寨组合,那么,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是麻烦的,甚至比布衣主政的时代更麻烦!
但是,我更希望自己的看法是见识短浅,甚至是荒诞错误。我愿意成为庄子逍遥游中的蜩与学鸠,成为那些为民族未来怒而飞的政治鲲鹏的反衬。
还是回到对苏共的只言片语上来吧!
真的,说了这么多以后,我对这个苏共,这个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屈辱和至今阴魂不散的麻烦、后遗症的政党,还是抱有难以名状的的恻隐。
因为,他们虽然有罪有过,但在最后,在他们灭亡前,在选择这个政治集团的死生存亡和这个民族的生死存亡之间,这个党保存了值得我们尊敬的最后理性和良知!
他们没有为苟全自己利益,选择绑架整个民族与之同归于尽的疯狂!
如果我们再把这个世界不同民族中的专制灭亡前的结局对比,比如,希特勒、萨达姆、卡扎菲,包括有可能比较快见到结局的那个朝鲜小胖子,……
苏共能够放下屠刀,顺应民意,和平地由专制走向民主,这对俄罗斯人民、俄罗斯这个国家,实在还算幸运的,实在是苏共为其做出的历史贡献!
我相信,俄罗斯人民最终还是会比较客观地评价苏共的功过,特别是苏共在89年绝唱中的凄凉悲壮。
他们不是叛徒,不是懦夫,在那一刹那,他们才真正践行了其党章中人民利益之上的宗旨,在那一刹那,他们才成为人民需要和期盼的男儿!
——改恶从善,迷途知返的男儿!真正的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