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笔法]在中国，高层的恐惧http://ping.fm/coLeE在苏联时代的全盛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持不同政见者南斯拉夫理论家米洛万·吉拉斯的“新阶级”，其力量不在于拥有的财富，但在它的控制进行了描述：国家所有的财产是他们使唤并调用。有是在勃列日涅夫的显示他卑微的母亲围绕他的历史性的办公室，他的外国豪华车和他其精湛的餐富丽堂皇的别墅宏伟的收集，并询问她的印象猜测，但合适的故事 - 到这，她回答说：“这是美妙的，狮子座，但如果布尔什维克回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如果甚至部分关于中国的“红色后代”的财富和生活方式的故事 - 毛泽东的革命一代的后裔 - 是可以相信，中国的一类新的希望，不仅控制，而且还拥有。一些中国网民可能认为，薄，重庆特大城市，在3月推翻腐败指控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党的老板，是一个畸变。
为何拥有财富的中国精英变得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领导人送子女出国教育呢？一个答案是肯定，他们对中国的未来缺乏信心。
这可能看起来很奇怪，因为，中国已推进到他们的国家在过去30年全球经济强国的顶尖行列。有那些预测为过热的经济硬着陆 - 增长已经放缓 - 但收购的财富更好地理解，不只是作为一个经济坐垫，或纯粹的贪婪，但作为一个政治对冲。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邓小平的信念，他们在权力的延续，将取决于经济进步。但是，即使在中国，以能力为基础的任务可以在困难的时候崩溃。因此，全球化的资产 - 转账及海外教育自己的孩子 - 作为防范风险的对冲感。（至少120亿美元，已被非法转移到国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根据一个官方的估计。）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出生的诸多因素一份自信：胜利的内战; 1精心组织党的器具; 1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在道路地图社会主义的未来;和“”的胜利人民解放军堡垒。今天，超过60年的内战后，只有解放军看起来有点相同，和自信的磨损。
文革期间红卫兵的党的领导人和官员的谴责，损害了党的权威和合法性。拒绝邓小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实践中，突出党的不安全。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外衣被遗弃在种族增长。
今天，仍然是党的80多万党员的强大的，但大多数参加党的事业发展，而不是唯心主义。每天，有大约500名抗议，示威或暴动，反对腐败或独裁的地方党政当局常常把武力。提示盲人人权倡导者陈光诚寻求美国保护的苛刻待遇，只有一个最臭名昭著的案件。像一个大锅动荡的社会，毛泽东发动反对国家的近50年前的泡沫。像薄，谁使用他们的家庭关系，采取控制的广大经济部门的党的领导人的亲属聚敛财富的故事，甚至会说服忠诚的公民，的腐达到极顶。
薄事件不只是大规模的腐败，但也继承。薄高调的“重庆模式”的特点是犯罪的克星，毛派singalongs，廉价住房和其他福利的规定。这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流行的，企图通过一个有魅力的革命英雄的儿子，声称他的自然权利，在第18届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9名成员组成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今年晚些时候提升。其中在中国流传的谣言是，一旦委员会，薄将试图取代党的新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同意由即将离任的领导：习。
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亲手挑选他的继任者。邓小平在1997年去世，有福了江和胡跟随他。胡先生，而不是像毛泽东或像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教父的革命英雄，没有任命他的继任者的威信。低调的习先生，像薄这样的红色后代，出现作为拥挤闭门造车的结果。缺乏机构的合法性和铺设的长辈的手，他可能会看着一个容易的目标，一个雄心勃勃的薄。
党的领导人将在未来几个月内，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消散统一领导，党的纪律和国家的“和谐”博崩溃所造成的损害。通过描绘作为中国的麦克白夫人他据称杀气的妻子，他们可能会转移从博批评。但中国的一类新的成员仍然担心，关于精英腐败的揭露已经暴露了他们回来的“布尔什维克的危险。
来源：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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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屠杀、大地震与大饥荒



胡泳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艾未未、谭作人等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两年有余，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截止2012年3月，共有70人回村采访，被访人涉及19个省、100余村子的600余人。数百小时采访影像和几十万字口述史正在整理中。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from 胡泳的BLOG by 胡泳的BLOG
大屠杀、大地震与大饥荒
人民日报甘肃分社社长林治波因为在微博上谈论大饥荒，称当年饥荒最重的河南安徽很多村庄，“能够直接证实的饿死者为数极少”；“至今没有一个告诉我他家里谁饿死了，可都在那里叫嚷死了几千万”，被网民千夫所指，“群起而论之，群起而攻之”。有无数人提供了大量统计数据、书籍、文章、图片、影音和个人叙述，来证明他无视普通百姓都知道的事实。最终，林不得不出来道歉：“我对大跃进那段历史缺乏研究，掌握情况不够。这几天接到网友许多信息，告知当年悲惨的情况，得以了解更多事实，内心深受震撼！我的个人不当言论引发很多国人的痛苦回忆，伤害了很多人的感情，为此深感歉疚，向大家真诚道歉！感谢各位网友指正我的错误，并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林社长转换身形之快，令人咋舌。有网友评论说：“突然跟换了个人一样……他过去真的那么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和能力？不管是或不是，都挺悲哀的……”这个微博上的历史普及性故事说明了，在涉及中国社会的一些重大灾难时，现实的习惯性遮掩。而这种遮掩的方式之一是抽象记忆术。

犹太人汉学家舒衡哲1995年发表文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博物馆的光照之外》，文中说，我们今天常常说纳粹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日本兵杀了南京三十万人，实际上是以数字和术语的方式把大屠杀给抽象化了。“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而我们必须提醒自己牢记在心的是：大屠杀意味着的不是六百万这个数字，而是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只有这样，大屠杀的意义才是可理解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三十万遇难同胞，在纪念这场浩劫70年的时候，朱学勤先生曾写道：“南京大屠杀，相当长时间内曾有意无意回避，不许民众提及。此后政治进步，允许民间向日方提出赔偿要求，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兴建惨案纪念碑，这一点当然值得肯定。但是一旦允许放声，一提就是30万，为什么不是有零有整，拿出一个确凿数据？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还剩下有户籍管理的国家，……此前利用这一户籍制度做出过多少事情，为什么临此大案，反而如此潦草，一个‘3’再加五个‘0’？我参观珍珠港事件纪念碑、越战死难者纪念墙，都是有名有姓，十分具体。波士顿犹太纪念死难碑，可能因无法收集那么多具体人名，但刻有死难者集中营编号，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直上云霄，参观者仰头达90度看不到顶端，那一组组冰冷的阿拉伯数字编号，比有名有氏更让人震撼。如此具体，才是以人为本，真正体现每一个个体生命的价值，杀人三十万是惨案，杀人二十万、十万零壹、零二就不是惨案？那零壹、零二就不是生命？目前所提三十万，是模糊概念，不是具体数据，概念不能说服人，模糊概念更不能说服人，反而会让人产生疑问，甚至给日方留下狡辩借口。应该是以确凿数据，最好是刻有具体名姓，宁缺毋滥，才能最终震慑对方，赢得世界舆论敬重。”

是啊，三十万的数字看上去似乎触目惊心，实际上在其抽象概括之下，反而如舒衡哲所说，容易以一种“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的方式总结历史。只有在一段一段记忆的恢复、一个一个人的寻找之中，大屠杀方显示其意义，昭示后人痛苦的历史如何不能重复。欲“中国不能亡”，首先要“中国不能忘”。这种不能忘，是不能忘记一个个鲜活生命的具体消失，而不是其他旁的什么。

2009年3月，在“5·12汶川大地震”10个月之后，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犹自声称，政府很难对遇难学生人数给出准确的数字。如果我们不谈准确的数字，而是要一个人，加一个人，再加一个人……那又如何？艾未未、谭作人等在2008年年底发起“汶川地震死亡学生”公民调查，联合志愿者全面调查核实遇难学生情况，其所要反抗的，正是官方有意的抽象化，和民间已经泛起的遗忘。“那些孩子，他们有父母亲人，有幻想，会欢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这个名字属于他们，三年、五年，十八，十九年，这是他们可能被记忆的全部，可被唤起的全部。”

也正因此，回答林治波这样的否认大饥荒者的最好方法，是唤起民间的历史追溯力量，寻找每一个被饿死的冤魂的姓名，并记住他们。在北京，纪录片工作者2009年冬发起民间记忆计划，迄今已运行两年有余，参与者有60岁村民、纪录片作者、其他艺术创作者及在校大学生，计划参与者返回自己的村子，调查、统计、整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为“三年逝者”刻名立碑。它采取一种雪球自然滚动方式，卷入更多参与者，波及更多村子的被访老人。截止2012年3月，共有70人回村采访，被访人涉及19个省、100余村子的600余人。数百小时采访影像和几十万字口述史正在整理中。

让我们每一位网民都出来支持这样的事业，拒绝现实两大沉重铁门之合围——拒绝谎言，拒绝遗忘。这是因为，死者的真正灾难，不仅仅是来自他们的死去，而是来自整个社会的冷漠，和整个社会拒绝回答他们之死所提出的问题，认为他们已经被遗忘。

不要让屠杀、地震和饥馑中死去的人们第二次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