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ping.fm/oCHPm 迄今为止在利比亚发生的一切，只是再次证明了一个千古皆然的政治命题：不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就堵死了和平协商的变革路径，也会堵死包括掌权者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退路。


对利比亚局势，中国外交部的表态是：“我们注意到了近日利比亚形势发生的变化，中方尊重利比亚人民的选择。”这个表态的意义，首先是承认利比亚半年多来变局的主体是“人民”，其次是承认这半年来利比亚人民充满折腾意味的行动，只是为了行使“选择的权利”，正当，应予尊重。

此轮政治变革先后波及多个中东国家，何以利比亚受到格外关注？显然，是因为前述几国变革急骤而利落，惟有利比亚的变革，是通过内战这种大规模流血的方式，前后迁延半年之久，才终于得以实现。

利比亚人民为实现选择权利付出的代价是惨重的。受到重创的是整个利比亚社会，包括卡扎菲家族及其支持者。代价还将在未来体现，内战造成的社会裂痕、家国仇恨会怎样影响利比亚政局走势，尚属难言。血与火固然能表明利比亚人民争取自由的决心、勇气，为他们带来荣誉，却不能抹平既成的伤口，消解未来的隐忧。

从这一点上说，突尼斯、埃及等国统治者的“脆弱”在特定情况下，却避免了兵火之灾，不啻是这些国家国民与社会的福分。不必为一个人、一个家族或者一个政治团体的私利，让全社会付出巨大代价，这是利比亚人民求之未得的。

反观卡扎菲，曾经有妥协的机会摆在他面前，但是他没有珍惜。他只迷信暴力，他要用反对派的血，来让所有的子民战栗。等到他想起了妥协的好，时机早已远去。

当然，卡扎菲的不妥协，一直是以“利比亚人民”的名义而行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人民”一词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充满了被挟持、滥用的不良记录。多少罪恶以“人民”之名行之。今天，我们知道卡扎菲并不是真正代表“人民”的。事实上，他和他代表的力量站在了利比亚人民的对立面。但这一点不是在他大势已去时才能判断，而是在他威胁屠杀自己的国民那一天，甚至更早——从他剥夺了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起，就与“人民”分道扬镳了。正是“谁坚持到最后，谁就代表人民”，或者说，“成王败寇”的心理，使卡扎菲执意不放弃暴力。谁笑到最后谁就代表民心所向的逻辑，实质上鼓吹的是一种暴力思维、“枪杆子至上”思维。由此逻辑能得出的惟一结论就是，即便一个政权的统治力量已经失去了民心的支持，也不能指望其让人民通过法定的程序行使选择的权利，除非用暴力推翻它。妥协、谈判、“改革”，这些词语或承诺即使有，也常常只是一种欺骗策略。从不再尊重乃至剥夺人民的选择权那一天，卡扎菲就没有为人民留下退路，也没有为自己留下退路，全不管“死后洪水滔滔”。

卡扎菲由暴力上台，也由暴力下台。不同的是，他下台时，流了更多的血，利比亚这个国家留下了更加难以痊愈的伤口。不愿正视人民的存在，不让人民表达自己的诉求，不准人民行使选择的权利，最后收获的，却是最激烈、最极端、最血腥的变革形式。此时，这当年的革命者，还能谈什么对国家民族的责任？

广而言之，每一种社会形态改变、利益与权力的重新分配，都是变革。但由于对待人民选择权态度不同，结局会有天壤之别：可能是和风细雨的渐进改良，也可以是“革命成功，千万人头落地”的恐怖图景。从另一面讲，“革命未能成功”，同样会有“千万人头落地”的可能。这种恶例更多。

文明社会的核心指标，不是掌权者如何上台，而是掌权者如何下台。面临保住个人、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诱惑，面临将权力把持千秋万代的诱惑，不惜以谎言和伪造的民意来增强自己的合法性，最终，却往往使人民不得不选择玉石俱焚的极端手段。出现这种局面，可能有民众不懂得、不善于通过和平手段表达诉求的因素，但在威权社会的现实背景下，首先必定归咎于缺乏政治智慧也缺乏历史担当的掌权者。

几乎每天都会有大大小小的掌权者离开权力中心。他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人民选择的权利并确实臣服于它。“当我离开克里姆林宫时，上百的记者们以为我会哭泣。我没有哭，因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已达到，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其目的不是保卫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而是推进国家的进步和民主。”说这句话的人叫戈尔巴乔夫。20年前，他放弃了权力。他的千秋功罪，尚待后人评说，但我们至少需要承认一点：包括俄罗斯在内的那些转型国家，尽管经历了巨变与折腾，但几乎没有流血；而长期“稳定”（实则停滞）的利比亚，如今却面临着可怕的社会裂痕。

卡扎菲的错误，是一种古老的痼疾，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除非逐步但坚决地给人民选择的权利，否则，全社会退无可退的可怕图景，终会是每个转型社会挥之不去的梦魇。注：此文已被中宣部河蟹

此城：北京

此城：北京 http://ping.fm/E2a7s

@Michae1S 根据艾未未英文文章翻译

北京是两个城市。一个是权力和金钱之城。人们不关心自己的邻居是谁，他们不相信你。另一个北京，是绝望之城。我看到乘公交的人们，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不到任何希望。他们根本不敢想象自己买得起一个房子。他们从连电和厕纸都没有的贫穷乡村来到这里。

每年数百万人来到北京，为这个城市修建桥梁、道路和房屋。每年他们建出一个1949年时候那么大的新北京。他们是北京的奴隶。他们蜷缩在违章建筑里，被政府摧毁又卷土重来。谁拥有房子？那些政府的人、那些煤老板、那些大企业主。他们来到北京送礼——因此北京到处都是饭店、卡拉OK和桑拿。

北京告诉外国人说，你们能读懂这个城市，我们有同样形式的建筑：鸟巢、CCTV……官员就跟你们一样西装革履，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做生意。但他们拒绝给我们最基本的权利。你们见到民工子弟学校被关闭，你们见到医院把病人的伤口缝合后，发现病人没有钱，于是再把伤口拆开。这是一个暴力之城。

在北京最坏的事情是，你永远不敢相信司法系统。没有信任，你无法辨别任何事情。那就像一场沙尘暴。你无法把自己看成这个城市的一部分——这里没有一个地方与你有关，没有一个地方你想去。没有一个角落，没有一块地方被阳光照射。你对任何材质、纹理和形状不会留下回忆。所有的东西都一直在改变，依照某些人的意志、某些人的权力。

要合适的设计北京，你必须让这个城市为不同利益的人群提供空间，这样人们才能共处，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城市应该是一个能为人们提供最大自由的地方，否则就是不完整的。

我很遗憾但我不得不承认，在北京我没有最喜欢的地方。在这个城市里，我不想去任何地方。这个地方太单一。你根本没有看着一个人走过你身旁的欲望，因为你知道他在想什么。没有好奇，也没有人会与你争论。

我的作品全都不代表北京。鸟巢——我从来没想过这东西。奥运之后，普通人不再讨论它，因为奥运并未给人们带来快乐。

北京也有积极的方面。人们仍然在生小孩。这里有几个漂亮的公园。上周我走进一个公园，人们走来向我竖起大拇指，或者拍拍我的肩膀。为何他们要用这种隐秘的表达方式？没人愿意说出来。他们在等什么？他们常常对我说：“未未，离开中国吧。”或者：“你一定要长寿，要看着他们死。”，无论是离开这个国家，还是耐心的等着看他们怎么死，我都无所适从。

我的痛苦经历使我明白，在这个大监狱里，他们有很多秘密关押人民的地方。那些人没有姓名、只有一个号码。他们不关心你要去哪里、犯了什么罪。他们见到你，或者没有见到你，没有一丁点的差别。这样的秘密关押点数以千计。只有你的家人在为了你的失踪奔走哭号。但你无法从街道办或者官员嘴里得到答案，甚至最高级的法院、警察和国家领导人。我的妻子每天写申请、打电话到警察局。我的丈夫在哪里？请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里！没有任何信息！

那些秘密关押点最可怕的地方是，它完全彻底的切断了你和你记忆中熟悉的东西的联系。你被彻底的隔离。 你不知道你将在里面呆多久。你连问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你。我为何在这里？你的思维会变得极不稳定。你开始变得疯狂。对任何人来说，这都非常可怕，就算对有坚强信仰的人都是如此。

这个城市与其他人无关，与建筑无关，与街道无关，只与你的心理有关。如果我们能记得卡夫卡写的关于他的那个城堡，我们就能理解。城市确实是一种精神状态，而北京，是一个梦魇，一个无尽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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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谷歌首页出现了一幅新的谷歌涂鸦：黑框灰绿色底的黑板上写着“xn + yn ≠ zn”。如果你将鼠标移到这幅谷歌涂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I have discovered a truly marvelous proof of this theorem, which this doodle is too small to contain.）Pierre de Fermat's birthday celebrated in Google Doodle
谷歌涂鸦：纪念费马诞辰410周年
2011年8月17日，《每日电讯报》


今天谷歌首页出现了一幅新的谷歌涂鸦：黑框灰绿色底的黑板上写着“xn + yn ≠ zn”。如果你将鼠标移到这幅谷歌涂鸦上，你会看到这样一句话：“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I have discovered a truly marvelous proof of this theorem, which this doodle is too small to contain.）

皮埃尔·德·费马（Pierre de Fermat），生于410年前，即1601年8月17日。他——法国图卢兹最高法院（Parlement of Toulouse）的一名律师和一位极有天赋的业余数学家——在微积分、概率论、几何学和数论等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他最广为人所知的就是他写在一本算术书的页边处的一条简短笔记。

他莫名其妙的戛然而止使之也许成为史上最牛叉的数学之谜。

千百年来大家都知道我们能找到符合a2+ b2 = c2这一公式里的a、b、c等数。例如32+ 42 = 52和52+ 122 = 132，这就是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接着问题就来了，这一公式是否适用于乘方？也即数学家们能否证明整数n满足an + bn ≠ cn。很多人认为它不成立，但是没有人能从数学上证明它。

大约是1637年，费马在阅读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Diophantus）的《算术》（Arithmetica）一书时在该书的页边上写道，“我真地已想到这条定理的一个不可思议的证明，但苦于此处空白太小而没法写下它。”尽管此后他还活了近30年，可是他再也没写到有关于此的证明。这让很多人相信他根本没有想出证明。

费马去世后，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试图去证明它。1993年，牛津大学教授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宣布他证明了这个猜想。但是这个证明不完全，直到1995年，他才给出了完整的证明。这篇论文长达100多页：远远超出了一页书的页边篇幅！

几百年来数学家们试图证明费马大定理并最终被怀尔斯教授证明的故事被物理学家兼作家的西蒙·邢（Simon Singh）整理成书——《费马大定理》（Fourth Estate出版社，2002年6月）。

“杀子事件”折射转型期社会焦虑情绪
　　
　　文/魏英杰
　　
　　19岁亲生母亲竟然掐死10个月大的儿子，还在Q群上用文字“直播”全过程。发生在福建漳州的这一极端事件，在网上引起了强烈反响。除了谴责这位泯灭人性的母亲，许多人也陷入反思：这到底是哪里出了错？
　　
　　事发后，这名女子自己报了警，并交代作案动机：这么做是为了报复婆家人对她不好。这也许是使她产生杀子念头的直接原因，但未必是事件的全部成因。还应看到，这是一个90后年轻妈妈，或许她根本还没有完成从少女到母亲的角色转换。也有可能，产后抑郁加上夫妻闹矛盾，让她感觉个人世界崩溃了。事发前，他们刚从杭州来到漳州打工，所以这还有可能是因为现实的不如意，沉重打击了她对生活的信心。
　　
　　生活颠簸、工作不稳定、心理脆弱，以及对未来失去信心，这不仅是这对年轻夫妇的个体命运，也是成千上万新一代外来务工人员的现实人生。因为难以忍受现实而产生杀子行为，这当然是极为罕见的案例。因为对生活失去信心而自暴自弃，甚至把仇恨报复在家人和社会头上，这却不是孤例。从这个角度看，当下必须高度重视并采取措施缓解新生代外来务工群体的生活和精神困境。
　　
　　大致来说，这代人比上一辈人更不安于现状，却又比上一辈人更缺乏忍耐的毅力。第一代农民工大多生于改革前，是典型的“泥腿子进城”。他们在城市里的劳动所得，即便可能不多，却无疑会比在乡下的收入要好一些。长期的农村生活，也让他们更能够接受城里艰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可新生代农民工许多根本没下过田，还有的一出生就在城市里，他们更亲眼看到了一个贫富极大分化的社会状况。因此，他们一方面可能比上一代人更渴望财富和安逸生活，另一方面却又由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因素，难以出人头地。这无疑会让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陷入彷徨与焦灼，从而丧失对生活和未来的信心。
　　
　　实际上，这股焦虑情绪已弥漫于整个社会，而不仅出现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当中。就在上个月，上海一对80后夫妇因为发生激烈争吵，老公一怒之下竟然也是把10个月大的孩子从楼上抛下，造成男婴当场身亡。从报道看，这对夫妇也许生活状况会好一些，可他们一样活得很不开心。无论导致这种极端行为的原因是什么，这都暴露了这个时代的病征。可以说，我们正生活于一个充满焦虑的年代，而这正是一个社会转型期的典型状况。
　　
　　所谓社会转型期，意味着什么都是不确定的，什么都可能发生变化。这也意味着，人们难以对生活和未来作出一个稳定预期。在这背景下，拥有财富的人可能会担心财富突然化为乌有，处于底层的人却又可能看不到上升的空间。总之不管有钱没钱，许多人都很焦虑，并把这种焦虑表达或发泄于日常生活中。就此而言，这种社会焦虑的最大根源就在于，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导致了社会公正的匮乏。
　　
　　这位年轻妈妈也许会为自己的冲动行为而后悔一辈子。让人伤心的是，这并不能挽回一个脆弱、无辜的生命。那些亲历这起悲剧的看客们也该好好反省，为什么自己会那么冷漠，竟然眼看着这起人伦惨剧发生却未及时报警。要知道，那时候如果有人报警，也许一切还来得及。而人们在强烈谴责凶手和那些看客时，也该好好反思这起极端事件的社会成因。毕竟，正是这些个人、家庭以及社会的因素纠结一起，这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在一个社会普遍焦虑的时代，人们如果能够正视问题之所在，同时每个人多释放一点善意，少一点暴戾之气，这将有助于弥补和修复这个社会的创伤。
　　
　　2011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