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完全没有问题，但什麽是内政，而哪些又可以不算内政http://ping.fm/keCQr
不要再拿“不干涉他国内政”当挡箭牌了（吾尔开希）
2011-03-30
联合国安理会三月十七日就利比亚局势进行讨论，法国、英国等欧洲国家强烈要求以军事力量介入，遏阻独裁狂人卡扎菲对反抗军和平民的屠杀。在美国及阿拉伯国家的赞同之下，这个1973号决议在十票赞成五票弃权没有反对票的情况之下顺利通过，欧美联军并已经在过去十多天执行了对利比亚的空中禁令，并实施了多次的军事打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中国和俄国虽然没有投下赞成票，但也没有行使否决权，结合二月二十六日中国对安理会制裁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1970号决议投下赞成票，可以看作是支持此项议案，这和中国长期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完全不同，令全世界为之侧目。而中国和俄国都在默许了这项决议之后，分别通过各自的外交发言系统表达了对於欧美干涉利比亚内政的反对态度。对於这种立场之间表面反对而实质默许的矛盾，国际政治观察家及西方国家基本上是感激和理解。
中国政府虽迫于国际压力作出了默许的决定，但坚持表面上的反对是为了作出维护其外交政策一贯性的样子，那个政策就是“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句话在中国已经说了几十年，大部分中国人都已耳熟能详，即便不是每次听到都觉得如雷贯耳，也至少觉得这句话的掷地有声，冠冕堂皇。但中国这次的行为反复，正提供了一个可以认真深入检验这条貌似神圣的教条的机会。
不干涉他国内政，是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分为美苏两大阵营，互相防范着对方对自己的渗透和影响，不约而同亦或无可奈何地决定奉行的原则。这时进入国际社会举步维艰的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方面要面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围剿，一方面要在亚非拉广交朋友，而这些亚非拉国家很多都有自己严重的内政问题，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成为中国面对世界最好的口号，既可以拒绝与西方国家就民主自由等价值进行辩论，防卫西方国家对自己肃清异己时严重违反人权的指责，又可以让实行着不同方式的专制独裁的所谓第三世界的小朋友们放心。于是在各种场合极力鼓吹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口号。这便是这个口号今天成为中国人民最为耳熟能详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背景。
不干涉他国内政，这句话，乍听起来似乎完全没有问题，但什麽是内政，而哪些又可以不算内政，这却是一个中国政府不愿深究的问题。
中国对于自己奉行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还有如下的阐述：中国一贯认为，对于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诸如由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外国侵略、占领造成的粗暴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种族隔离、种族歧视、灭绝种族、贩卖奴隶、国际恐怖组织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国际社会均应加以干预和制止，实行人权的国际保护。上面的这段文字摘自新华网，也就是所谓中国对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官方立场，却不是我们常常听到的部分。我们常常听到的只是那已经似乎变成戒律的七个字。就像中国政府不会把宪法中保卫人民权益的，自己常常违犯的条文挂在嘴边一样。
如今的国际社会，已经和战后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完全不同，国际间的交流合作，资源分享，日益密切，国境线比起几十年前模糊很多，所谓“国际社会”已经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一个具体存在而不仅仅是各个国家政府间外交运作的场合而已。几十年前冷战时代所确立的国际政治规则早已跟不上世界的发展，一国政府的作为也越来越直接影响着这个世界。日渐紧密的国际关系也要求更明确、更清晰、更具体的国际社会运作准则。而对于那些无法遵守这样的运作准则的国家，套用一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不要再拿“不干涉他国内政”当挡箭牌了！
2011年3月31日星期四
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GFW的前世今生。
http://ping.fm/zcGke
标题的GFW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GFW是局外人起的绰号，它的真实称呼并非如此，但"GFW"也确实如实涵盖了这一在中国一贯隐晦而模糊的概念。
时间表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建设。
1999年4月20日，公安部向国家计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项报告和金盾工程项目建议书。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1999年6月，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局级事业单位。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法轮功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
199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任组长。其第一下属机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已经成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际协调小组，对"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以及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网络安全管理进行组织协调。
2000-2002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总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0年4月20日，公安部成立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000年5月，005工程开始实施。
2000年8月19日，大纪元时报创刊。
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建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2001年，方滨兴"计算机病毒及其预防技术"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1年，方滨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信息产业部"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称号，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月19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成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6楼。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上海分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01年4月25日，"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2001年7月，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国家计算机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胡铭曾、方滨兴牵头。
2001年7月24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分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4号。
2001年8月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组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缩写CNCERT/CC。
2001年8月2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提供"互联网交换服务，互联网骨干网华东地区数据交换，数据流量监测与统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交换中心设备维护与运行，网间互联费用计算，网间互联争议协调"，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04号。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开始兴建。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湖北分中心成立。
2002年，方滨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首席科学家。2002-2006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升迁后任其名誉主任。
2002年1月25日，报道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日前开通并投入试运行，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吉通等4家国家级互联单位首批接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正在进行之中，近期可望成为第五家接入单位。"
2002年2月1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新疆分中心成立。
2002年2月25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成立。
2002年3月20日，多个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同时成立。
2002年9月3日，Google.com被封锁，主要手段为DNS劫持。
2002年9月12日，Google.com封锁解除，之后网页快照等功能被封锁，手段为TCP会话阻断。
2002年11月，经费6600万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阻断系统"（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处置系统）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云晓春排名第一，方滨兴排名第二。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李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网格计算研究部杨广文有参与。
2003-2007年，方滨兴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
2003年1月31日，经费4.9亿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005工程）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方滨兴排名第一，胡铭曾排名第二，清华大学排名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四，云晓春排名第四，北京大学排名第五，郑纬民排名第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参与。
2003年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工程竣工。
2003年7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更名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2003年9月2日，全国"金盾工程"会议在北京召开，"金盾工程"全面启动。
2004年，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经费7000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方滨兴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方滨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该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建立了互相镜像的4套主系统，之间用万兆网互联。每套系统由8CPU的多节点集群构成，操作系统是红旗Linux，数据库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384*16节点的集群用于网络内容过滤（005工程）和短信过滤（016工程）。该系统在广州、上海都有镜像，互相以十万兆网链接，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接管工作。
2006年11月16日，"金盾工程"一期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2007年4月6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机房楼奠基，位于康桥镇杨高南路5788号，投资9047万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分中心，它是全国互联网信息海关，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担负着重要作用。"
2007年7月17日，大量使用中国国内邮件服务商的用户与国外通信出现了退信、丢信等普遍现象。
2007年12月，方滨兴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2008年1月18日，信息产业部决定免去方滨兴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职务，"另有职用"。
2008年2月29日，方滨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
2009年8月10日，方滨兴在"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大力鼓吹网络实名制。
机构关系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安管中心）是原信产部现工信部的直属部门。
安管中心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互联网应急中心）是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关系。比如方滨兴简历中"1999-2000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与"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的成立时间两种说法就有着微妙的矛盾。实际上几个机构的人员基本一致。安管中心下属互联网交换中心与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是不同的机构。各安管中心省级分中心一般挂靠当地的通信管理局。
安管中心的主要科研力量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定会兴盛"方滨兴当博导有一批学生的哈工大以及关系良好的中科院计算所，这两个机构是那三个国家信息 安全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还在不断吸引人才并为安管中心输送人才和技术。在方滨兴空降北邮之后，往安管中心输血的成分中哈工大的逐渐减少，北邮的逐渐增多。
CNCERT/CC的国内"合作伙伴"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光芒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反垃圾邮件中心，是个没有实权的空壳；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及防病毒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是公安部、科技部麾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国新办势力范围；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机构，同样直接支撑CNCERT/CC。
CNCERT/CC的应急支撑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初领跑者是绿盟，后来绿盟因其台谍案被罢黜，启明星辰取而代之。而安管中心具有一些资质认证、准入审 批的行政权力，这可能是民间安全企业趋之若骛的原因。不过，民营企业并未参与到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项目建设中，安管中心许多外围项目交给民企外企做，比如 像隔离器之类的访问限制设备外包给启明星辰以作为辅助、备用，或者在与他们在网络安全监测上有所交流。
GFW与金盾没有关系
敏锐的读者从时间表应该已经看出这样的感觉了。实际上，GFW与金盾就是没有关系，两者泾渭分明，有很多区别。
公安系统搞网络监控的是公安部十一局
GFW是“国家信息关防工程”的一个子工程,直接上级是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信息产业部是政治局亲自抓的国防工程.这个工程主要监测发现有害网站和信息,IP地址定位,网上对抗信息的上报,跟踪有害短信息和及时进行封堵。 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吴邦国等多次视察该工程“国家信息关防工程”包括 “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工程代号为005。还有国家信息安全016工程等等，GFW主要是舆情情报系统的工具，而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GFW的总支持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和张春江、江绵恒最初的主要需求来自政治局政法委安全部610办 ；而金盾的总支持者是公安系统的高层人士，主要需求来自公安部门。GFW主外，作网络海关用；而金盾主内，作侦查取证用。GFW建设时间短，花费少，成效好；而金盾 建设时间长，花费巨大（GFW的十倍以上），成效不显著。
GFW依附于三个国家级国际出入口骨干网交换中心从CRS GSR流量分光镜像到自己的交换中心搞入侵检测，再扩散到一些放在ISP那里的路由封IP，位置集中，设备数量少；而金盾则是公安内部信息网络，无处不在，数量巨大。GFW的科研实力雄厚，国内研 究信息安全的顶尖人才和实验室有不少在为其服务，比如哈工大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 计算所 软件所 高能所 国防科大总参三部 安全部9局 北邮 西电 、 上海交大 北方交大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信产部中电30所 总参56所等等；另外几乎所有985 211高校都参与此工程 一些公司商业机构也参与某些外围工程项目如 Websense packeteer BlueCoat 华为 北大方正 港湾 启明星辰 神州数码也提供了一些辅助设备 中搜 奇虎 北京大正 雅虎等等参与了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在某些省市级的网络机房里，接入监控的部门就五花八门了，有安全、公安、纪检、部队，等等部署的设备也是五花八门 正规军 杂牌军 洋外援各自为战
而金盾的科研实力较弱，公安系统的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研发中心、国家反计算机入侵与防病毒研究中心都缺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2008年8月成立信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想 与哈工大的重点实验室抗衡，还特意邀请方滨兴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不过这个实验室光是电子数据取证的研究方向就没什么前景，而且也没什么研究成果。GFW之父方滨兴没有参与金盾工程，而工程院里在支持金盾工程的是沈昌祥；实际上那个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单很是有趣，沈昌祥自然排第一，方滨兴因为最近声名太显赫也不好意思不邀请他，方滨兴可能也有屈尊与公安系统打好关系的用意。
GFW发展和状况
GFW主要使用的硬件来自曙光和华为，没有思科、Juniper，软件大部为自主开发。原因很简单，对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滨兴在他最近的 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一直强调"信息安全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何况GFW属于保密的国防工程而且GFW没有闲钱去养洋老爷，肥水不流外人田。李国杰是 工程院信息工程部主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所长，GFW的大量服务器设备订单都给了曙光。方滨兴还将安管中心所需的大型机大订单给李国杰、国防 科大卢锡城、总参56所陈左宁三位院士所在单位各一份。所以GFW为什么那么多曙光的设备，GFW为什么那么多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力量，为什么方滨兴成为 中科院计算所和国防科大都有显赫的兼职，为什么方滨兴从老家哈尔滨出来打拼短短7年时间就入选工程院卢浮宫？就是因为方滨兴头脑灵活，做事皆大欢喜。
网上有人讽刺GFW夜郎自大，事实上这是盲目乐观，无知者无畏。GFW 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GFW集中了哈工大、中科院、北邮货真价实的顶尖人才， 科研力量也是实打实地雄厚，什么动态SSL Freenet VPN SSH TOR GNUnet JAP I2P Psiphon 什么Feed Over Email 算什么葱。所有的翻墙方法，只要有人想得到，GFW都有研究并且有反制措施的实验室方案储备。比如说：串接式封堵 采用中间人攻击手段来替换加密通信双方所用的没有经过可信赖CA签名保护的数字证书网关/代理间的证书协调，在出口网关上进行解密检测也就是所谓深度内容检测 七层过滤 HTTPS 是需要认证的。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时，服务器端提供CA证书，但有些实现也可以不提供CA证书那么对于不提供CA证书的服务器，防火墙处理很简单，一律屏蔽掉另外检测默认的CA发证机构，如果证书不是这些机构（Verisign、Thawte Geotrust）发的，杀无赦就是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进行https握手的阶段，过滤掉一切无CA证书或使用不合法CA证书的https请求。这一步是广谱过滤，与服务器的IP地址无关。
GFW主要是入侵防御系统，检测-攻击两相模型。 所有传输层明文的翻墙方案，检测然后立即进行攻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传输层用TLS之类的加密无法实时检测，那种方案面向最终用户肯定是透明的，谁也不 能阻止GFW也作为最终用户来静态分析其网络层可检测特征。入侵检测然后TCP会话重置攻击算是干净利落的手段了，最不济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查出翻墙方 法的网络层特征（仅仅目标IP地址就已经足够）然后进行定点清除。如果是一两个国家的敌人，GFW也能找到集群来算密钥。GFW是难得能有中央财政喂奶的 科研项目。那些在哈工大地下室、中科院破楼里的穷研究生即使没有钱也能搞出东西来，现在中央财政喂奶，更是干劲十足了。GFW什么都行，就是P2P没办 法，因为匿名性太好了，既不能实时检测出来，也无法通过静态分析找到固定的、或者变化而可跟踪的网络层特征。就这样也能建两个陷阱节点搞点小破坏，而且中科院的242项目"P2P协议分析与测量"一直都没停。什么时候国外开学术会议还是Defcon谁谁发一篇讲Tor安全性的paper，立即拿回来研究一 番实现一下，已然紧跟学术技术最前沿了。不过实际上，即使GFW这样一个中国最顶尖的技术项目也摆脱不了山寨的本性，就是做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东西做细致就不行了。
不过可能有人就疑问，为什么GFW什么都能封但又不真的封呢？我的这个翻墙方法一直还是好好的嘛。其实GFW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GFW从性质上讲 是纯粹的科研技术部门，对政治势力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GFW内部有很严格权限管理，技术与政治封装隔离得非常彻底。封什么还是解封什 么，都是完全由上峰决定，党指挥枪，授权专门人员操作关键词列表，与技术实现者隔离得很彻底，互相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封禁比如 封freebsd.org封freepascal.org（可能都联想到freetibet.org），或者把跟轮子的 GPass八杆子打不着的"package.debian.org/zh-cn/lenny/gpass" 列为关键词，都是那些摆弄着IE6的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技术人员要是知道了都得气死。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讲一个 立足国情的原则，说："主要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所以对于小众的翻墙方式，GFW按照它的职能发现了也就只能过一下目心里有个底，上峰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封、GFW自己也没权限封，或者知道了也懒得再花钱花精力去布置。枪打出头鸟，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目前的状况是对于敏感数据能通过封锁基本上就是安全的，否则就被过滤掉了，对于庞大的网络数据用人来分析是不可能的，敏感数据只能基于过滤技术根据数据流里面的一些特征来发现，目前的解密技术对于庞大数据流量和加密技术想使用解密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加密数据流没有可识别的特征，过滤技术就不会有任何记录和反映，因此过滤技术是无法真正实现网络封锁的，因此必需加入新的参数，它们选择了量，即保存你的一段时间的数据。现在的破网方法用的比较多得是动态网，无界，花园，等等，由于接点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和可知的，因此保存一段时间的数据就有了意义，由于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很多，不可能人人都抓，可以根据量来区分出重点，和经常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当然你可已通过代理来连接这些可知接点来解决这个问题，破网软件也提供了这样的方法，但是通过代理联接可知的接点的请求还是可能被截获的。
方滨兴一个人把GFW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全部转化为他的动能之后就把GFW扔掉了。现在GFW是平稳期，完全是清水衙门，既没有什么后台，也无法 再有什么政治、资金上的利益可以攫取，也无法再搞什么新的大型项目，连IPv6对GFW来说都成了一件麻烦事情。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感慨道："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GFW 一直就没有地位，一直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萝莉，国新办、网监、广电、版权、通管局之类的怪蜀黍都压在上面要做这做那。所以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首先强调一个机制，"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以支持。"所以，想解封网站，不要去找GFW本体，那没用，要去找GFW 的上峰，随便哪个都行。而ISP就根本跟GFW没关系了，都不知道GFW具体搞些什么，起诉ISP完全属于没找到脉门。
不过GFW现在还是运行得很好，工作能力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唯一害怕的就是DDoS死撞 墙。GFW的规模在前面的时间表里也有数字可以估计，而且 GFW现在的网站封禁列表也有几十万条之多。网络监控和对MSN YMSG ICQ等IM 短信监控也都尽善尽美。GFW在数据挖掘和协议分析上做的还比较成功多媒体数据如音频 视频 图形图像的智能识别分析 自然语言语义判断识别模式匹配 p2p VoIP IM 流媒体 加密内容识别过滤 串接式封堵 等等是将来的重点不过GFW也没有像机器学习之类的自组织反馈机制来自动生成关键词，因为它 本身没有修改关键词的权限，所以这种技术也没必要，况且国内这种技术也是概念吹得多论文发得多实践不成熟。现在GFW和金盾最想要的就是能够从万草从中揪 出一小撮毒草的数据挖掘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提到"舆情驾驭核心能力"，"首先要能够发现和 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怎么发现？就靠中科院在研的973课题"文本识别及信息过滤"和863重点项目"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监控"这种项目。 金盾工程花大钱搞出来，好评反而不如GFW，十一局的干警们脸上无光无法跟老一辈交代啊。公安系统的技术力量跟GFW没法比，不过公安系统有的是钱，先游 山玩水吃喝一通，然后把剩下的税金像冲厕所一样随便买个几十万个摄像头几万台刀片几十PB硬盘接到省市级网络中心，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问题是记下来不能用，只能靠公安干警一页一页地翻Excel。所以说，虽然看起来GFW千疮百孔，金盾深不可测，只是因为公安部门比起GFW来比较有攻击性，看到毒草不是给你一个RST而是给你一张拘留证。反而是GFW大多数时候都把毒草给挡住了，而大多数毒草金盾都是没发现的。
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在轮子闹事被取缔之后，轮子组织仍然在从四面八方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而且逐渐依靠上了各种境外背景。境内的宣传活动很快就被公安和国安清理掉了， 然而从境外网上而来的大量网络宣传让从未有过网络化经验的中央无所适从、毫无办法、十分着急。这些东西对中央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安全威胁，为这些威胁又发生在网上，自然国家网络安全就被提上了首要议程。适逢信息化大潮，电子政务概念兴起，中央下决心好好应对信息化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我们可以看到，首批组成名单中，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占了大多数席位，而且其第一下属机构就是处理安全问题，第二下属才是处理信息化改革，安全需求之强 烈，可见一斑。正是这个时候，一贯对信息安全充满独到见解的方滨兴被信产部的张春江调入了安管中心练级。方滨兴对信息安全的见解与高层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不谋而合。 一个方滨兴见解的集大成概括，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说："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的工作。"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首要核心就是以信息安全为纲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国家意志――法律来定义何谓"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 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煽动…煽动…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其他…"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垃圾、网络有害信息、�
http://ping.fm/zcGke
标题的GFW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GFW是局外人起的绰号，它的真实称呼并非如此，但"GFW"也确实如实涵盖了这一在中国一贯隐晦而模糊的概念。
时间表
1998年9月22日，公安部部长办公会议通过研究，决定在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全国公安工作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建设。
1999年4月20日，公安部向国家计委送交金盾工程立项报告和金盾工程项目建议书。
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
1999年6月，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成立，局级事业单位。
1999年7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法轮功妨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认定法轮大法研究会及法轮功为非法组织，决定予以取缔。
1999-2000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多年的方滨兴调任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副总工程师。
1999年12月23日，国务院发文成立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任组长。其第一下属机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设在已经成立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取代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部际协调小组，对"公安部、安全部、保密局、商用密码管理办公室以及信息产业部"等部门的网络安全管理进行组织协调。
2000-2002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总工程师、副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2000年4月20日，公安部成立金盾工程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2000年5月，005工程开始实施。
2000年8月19日，大纪元时报创刊。
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组建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
2000年12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
2001年，方滨兴"计算机病毒及其预防技术"获国防科学技术三等奖，排名第一。
2001年，方滨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信息产业部"在信息产业部重点工程中出突出贡献特等奖先进个人"称号，中组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公安部、民部、人事部等联合授予"先进个人"称号。
2001年1月19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成立，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6楼。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上海分中心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的中央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
2001年4月25日，"金盾工程"经国务院批准立项。
2001年7月，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批准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国家计算机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胡铭曾、方滨兴牵头。
2001年7月24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分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4号。
2001年8月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组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缩写CNCERT/CC。
2001年8月23日，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重新组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任组长。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提供"互联网交换服务，互联网骨干网华东地区数据交换，数据流量监测与统计，网间通信质量监督，交换中心设备维护与运行，网间互联费用计算，网间互联争议协调"，位于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508号。
2001年11月28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广州互联网交换中心成立，位于广州市越秀区建中路204号。
2001年1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开始兴建。
2001年12月17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湖北分中心成立。
2002年，方滨兴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信息安全首席科学家。2002-2006年，方滨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任主任、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升迁后任其名誉主任。
2002年1月25日，报道称："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互联网交换中心日前开通并投入试运行，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吉通等4家国家级互联单位首批接入。中国移动互联网的接入正在进行之中，近期可望成为第五家接入单位。"
2002年2月1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新疆分中心成立。
2002年2月25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贵州分中心成立。
2002年3月20日，多个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省级分中心同时成立。
2002年9月3日，Google.com被封锁，主要手段为DNS劫持。
2002年9月12日，Google.com封锁解除，之后网页快照等功能被封锁，手段为TCP会话阻断。
2002年11月，经费6600万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阻断系统"（大范围宽带网络动态处置系统）项目获国防科学技术二等奖。云晓春排名第一，方滨兴排名第二。哈尔滨工业大学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内容安全重点实验室李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网络技术研究所、清华大学网格计算研究部杨广文有参与。
2003-2007年，方滨兴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
2003年1月31日，经费4.9亿的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005工程）获2002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方滨兴排名第一，胡铭曾排名第二，清华大学排名第三，哈尔滨工业大学排名第四，云晓春排名第四，北京大学排名第五，郑纬民排名第七，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参与。
2003年2月，在北京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综合楼工程竣工。
2003年7月，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更名为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2003年9月2日，全国"金盾工程"会议在北京召开，"金盾工程"全面启动。
2004年，国家信息安全重大项目"大规模网络特定信息获取系统"，经费7000万，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方滨兴任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5年，方滨兴被遴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5年，"该系统"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建立了互相镜像的4套主系统，之间用万兆网互联。每套系统由8CPU的多节点集群构成，操作系统是红旗Linux，数据库用的是OracleRAC。2005年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北京）就已经建立了一套384*16节点的集群用于网络内容过滤（005工程）和短信过滤（016工程）。该系统在广州、上海都有镜像，互相以十万兆网链接，可以协同工作，也可以独立接管工作。
2006年11月16日，"金盾工程"一期在北京正式通过国家验收，其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设计，处理中国公安管理的业务，涉外饭店管理，出入境管理，治安管理等的工程"。
2007年4月6日，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上海分中心机房楼奠基，位于康桥镇杨高南路5788号，投资9047万元，"……是国家发改委批准实施的国家级重大项目，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分中心，它是全国互联网信息海关，对保障国家信息安全担负着重要作用。"
2007年7月17日，大量使用中国国内邮件服务商的用户与国外通信出现了退信、丢信等普遍现象。
2007年12月，方滨兴任北京邮电大学校长。
2008年1月18日，信息产业部决定免去方滨兴的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名誉主任、信息产业部互联网应急处理协调办公室主任职务，"另有职用"。
2008年2月29日，方滨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安徽省代表。
2009年8月10日，方滨兴在"第一届中国互联网治理与法律论坛"上大力鼓吹网络实名制。
机构关系
国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中心（安管中心）是原信产部现工信部的直属部门。
安管中心与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工作办公室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CNCERT/CC，互联网应急中心）是一个机构几块牌子的关系。比如方滨兴简历中"1999-2000年在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任副总工"与"计算机网络应急处理协调中心"的成立时间两种说法就有着微妙的矛盾。实际上几个机构的人员基本一致。安管中心下属互联网交换中心与国家互联网络交换中心是不同的机构。各安管中心省级分中心一般挂靠当地的通信管理局。
安管中心的主要科研力量来自"哈尔滨工业大学一定会兴盛"方滨兴当博导有一批学生的哈工大以及关系良好的中科院计算所，这两个机构是那三个国家信息 安全重大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后还在不断吸引人才并为安管中心输送人才和技术。在方滨兴空降北邮之后，往安管中心输血的成分中哈工大的逐渐减少，北邮的逐渐增多。
CNCERT/CC的国内"合作伙伴"有中国互联网协会主办北京光芒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中国互联网用户反垃圾邮件中心，是个没有实权的空壳；国家反计算机入侵及防病毒研究中心、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是公安部、科技部麾下；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是国新办势力范围；国家计算机网络入侵防范中心是中科院研究生院的机构，同样直接支撑CNCERT/CC。
CNCERT/CC的应急支撑单位中民营企业最初领跑者是绿盟，后来绿盟因其台谍案被罢黜，启明星辰取而代之。而安管中心具有一些资质认证、准入审 批的行政权力，这可能是民间安全企业趋之若骛的原因。不过，民营企业并未参与到国家信息安全的核心项目建设中，安管中心许多外围项目交给民企外企做，比如 像隔离器之类的访问限制设备外包给启明星辰以作为辅助、备用，或者在与他们在网络安全监测上有所交流。
GFW与金盾没有关系
敏锐的读者从时间表应该已经看出这样的感觉了。实际上，GFW与金盾就是没有关系，两者泾渭分明，有很多区别。
公安系统搞网络监控的是公安部十一局
GFW是“国家信息关防工程”的一个子工程,直接上级是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信息产业部是政治局亲自抓的国防工程.这个工程主要监测发现有害网站和信息,IP地址定位,网上对抗信息的上报,跟踪有害短信息和及时进行封堵。 江泽民,朱镕基,胡锦涛,李岚清,吴邦国等多次视察该工程“国家信息关防工程”包括 “国家信息安全管理系统 工程代号为005。还有国家信息安全016工程等等，GFW主要是舆情情报系统的工具，而金盾主要是公安系统的工具。GFW的总支持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李长春，和张春江、江绵恒最初的主要需求来自政治局政法委安全部610办 ；而金盾的总支持者是公安系统的高层人士，主要需求来自公安部门。GFW主外，作网络海关用；而金盾主内，作侦查取证用。GFW建设时间短，花费少，成效好；而金盾 建设时间长，花费巨大（GFW的十倍以上），成效不显著。
GFW依附于三个国家级国际出入口骨干网交换中心从CRS GSR流量分光镜像到自己的交换中心搞入侵检测，再扩散到一些放在ISP那里的路由封IP，位置集中，设备数量少；而金盾则是公安内部信息网络，无处不在，数量巨大。GFW的科研实力雄厚，国内研 究信息安全的顶尖人才和实验室有不少在为其服务，比如哈工大信息安全重点实验室、中科院 计算所 软件所 高能所 国防科大总参三部 安全部9局 北邮 西电 、 上海交大 北方交大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 解放军信息工程学院 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 信产部中电30所 总参56所等等；另外几乎所有985 211高校都参与此工程 一些公司商业机构也参与某些外围工程项目如 Websense packeteer BlueCoat 华为 北大方正 港湾 启明星辰 神州数码也提供了一些辅助设备 中搜 奇虎 北京大正 雅虎等等参与了搜索引擎安全管理系统 在某些省市级的网络机房里，接入监控的部门就五花八门了，有安全、公安、纪检、部队，等等部署的设备也是五花八门 正规军 杂牌军 洋外援各自为战
而金盾的科研实力较弱，公安系统的公安部第三研究所信息网络安全研发中心、国家反计算机入侵与防病毒研究中心都缺乏科研力量和科研成果，2008年8月成立信息网络安全公安部重点实验室想 与哈工大的重点实验室抗衡，还特意邀请方滨兴来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不过这个实验室光是电子数据取证的研究方向就没什么前景，而且也没什么研究成果。GFW之父方滨兴没有参与金盾工程，而工程院里在支持金盾工程的是沈昌祥；实际上那个公安部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会名单很是有趣，沈昌祥自然排第一，方滨兴因为最近声名太显赫也不好意思不邀请他，方滨兴可能也有屈尊与公安系统打好关系的用意。
GFW发展和状况
GFW主要使用的硬件来自曙光和华为，没有思科、Juniper，软件大部为自主开发。原因很简单，对国家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方滨兴在他最近的 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一直强调"信息安全应该以自主知识产权为主"。何况GFW属于保密的国防工程而且GFW没有闲钱去养洋老爷，肥水不流外人田。李国杰是 工程院信息工程部主任、曙光公司董事长、中科院计算所所长，GFW的大量服务器设备订单都给了曙光。方滨兴还将安管中心所需的大型机大订单给李国杰、国防 科大卢锡城、总参56所陈左宁三位院士所在单位各一份。所以GFW为什么那么多曙光的设备，GFW为什么那么多中科院计算所的科研力量，为什么方滨兴成为 中科院计算所和国防科大都有显赫的兼职，为什么方滨兴从老家哈尔滨出来打拼短短7年时间就入选工程院卢浮宫？就是因为方滨兴头脑灵活，做事皆大欢喜。
网上有人讽刺GFW夜郎自大，事实上这是盲目乐观，无知者无畏。GFW 的技术是世界顶尖的，GFW集中了哈工大、中科院、北邮货真价实的顶尖人才， 科研力量也是实打实地雄厚，什么动态SSL Freenet VPN SSH TOR GNUnet JAP I2P Psiphon 什么Feed Over Email 算什么葱。所有的翻墙方法，只要有人想得到，GFW都有研究并且有反制措施的实验室方案储备。比如说：串接式封堵 采用中间人攻击手段来替换加密通信双方所用的没有经过可信赖CA签名保护的数字证书网关/代理间的证书协调，在出口网关上进行解密检测也就是所谓深度内容检测 七层过滤 HTTPS 是需要认证的。客户端访问服务器时，服务器端提供CA证书，但有些实现也可以不提供CA证书那么对于不提供CA证书的服务器，防火墙处理很简单，一律屏蔽掉另外检测默认的CA发证机构，如果证书不是这些机构（Verisign、Thawte Geotrust）发的，杀无赦就是在客户端与服务器端进行https握手的阶段，过滤掉一切无CA证书或使用不合法CA证书的https请求。这一步是广谱过滤，与服务器的IP地址无关。
GFW主要是入侵防御系统，检测-攻击两相模型。 所有传输层明文的翻墙方案，检测然后立即进行攻击是很容易的事情；即使传输层用TLS之类的加密无法实时检测，那种方案面向最终用户肯定是透明的，谁也不 能阻止GFW也作为最终用户来静态分析其网络层可检测特征。入侵检测然后TCP会话重置攻击算是干净利落的手段了，最不济也能通过人工的方式来查出翻墙方 法的网络层特征（仅仅目标IP地址就已经足够）然后进行定点清除。如果是一两个国家的敌人，GFW也能找到集群来算密钥。GFW是难得能有中央财政喂奶的 科研项目。那些在哈工大地下室、中科院破楼里的穷研究生即使没有钱也能搞出东西来，现在中央财政喂奶，更是干劲十足了。GFW什么都行，就是P2P没办 法，因为匿名性太好了，既不能实时检测出来，也无法通过静态分析找到固定的、或者变化而可跟踪的网络层特征。就这样也能建两个陷阱节点搞点小破坏，而且中科院的242项目"P2P协议分析与测量"一直都没停。什么时候国外开学术会议还是Defcon谁谁发一篇讲Tor安全性的paper，立即拿回来研究一 番实现一下，已然紧跟学术技术最前沿了。不过实际上，即使GFW这样一个中国最顶尖的技术项目也摆脱不了山寨的本性，就是做一个东西出来很容易，但是要把东西做细致就不行了。
不过可能有人就疑问，为什么GFW什么都能封但又不真的封呢？我的这个翻墙方法一直还是好好的嘛。其实GFW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GFW从性质上讲 是纯粹的科研技术部门，对政治势力来说是一个完全没有主观能动性的工具。GFW内部有很严格权限管理，技术与政治封装隔离得非常彻底。封什么还是解封什 么，都是完全由上峰决定，党指挥枪，授权专门人员操作关键词列表，与技术实现者隔离得很彻底，互相都不知道在做什么。所以很多时候一些莫名其妙的封禁比如 封freebsd.org封freepascal.org（可能都联想到freetibet.org），或者把跟轮子的 GPass八杆子打不着的"package.debian.org/zh-cn/lenny/gpass" 列为关键词，都是那些摆弄着IE6的官僚们的颐指气使，技术人员要是知道了都得气死。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讲一个 立足国情的原则，说："主要是强调综合平衡安全成本与风险，如果风险不大就没有必要花太大的安全成本来做。在这里面需要强调一点就是确保重点的，如等级保护就是根据信息系统的重要性来定级，从而施加适当强度的保护。"所以对于小众的翻墙方式，GFW按照它的职能发现了也就只能过一下目心里有个底，上峰根本都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方式所以也根本不会去封、GFW自己也没权限封，或者知道了也懒得再花钱花精力去布置。枪打出头鸟，什么时候都是这样。目前的状况是对于敏感数据能通过封锁基本上就是安全的，否则就被过滤掉了，对于庞大的网络数据用人来分析是不可能的，敏感数据只能基于过滤技术根据数据流里面的一些特征来发现，目前的解密技术对于庞大数据流量和加密技术想使用解密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要加密数据流没有可识别的特征，过滤技术就不会有任何记录和反映，因此过滤技术是无法真正实现网络封锁的，因此必需加入新的参数，它们选择了量，即保存你的一段时间的数据。现在的破网方法用的比较多得是动态网，无界，花园，等等，由于接点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和可知的，因此保存一段时间的数据就有了意义，由于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很多，不可能人人都抓，可以根据量来区分出重点，和经常使用破网软件的人，当然你可已通过代理来连接这些可知接点来解决这个问题，破网软件也提供了这样的方法，但是通过代理联接可知的接点的请求还是可能被截获的。
方滨兴一个人把GFW崛起过程中的政治势能全部转化为他的动能之后就把GFW扔掉了。现在GFW是平稳期，完全是清水衙门，既没有什么后台，也无法 再有什么政治、资金上的利益可以攫取，也无法再搞什么新的大型项目，连IPv6对GFW来说都成了一件麻烦事情。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 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感慨道："比如说Web 2.0概念出现后，甚至包括病毒等等这些问题就比较容易扩散，再比如说IPv6出来之后，入侵检测就没有意义了，因为协议都看不懂还检测什么……"GFW 一直就没有地位，一直就是一个没人管的萝莉，国新办、网监、广电、版权、通管局之类的怪蜀黍都压在上面要做这做那。所以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 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也首先强调一个机制，"需要宏观层面，包括主管部门予以支持。"所以，想解封网站，不要去找GFW本体，那没用，要去找GFW 的上峰，随便哪个都行。而ISP就根本跟GFW没关系了，都不知道GFW具体搞些什么，起诉ISP完全属于没找到脉门。
不过GFW现在还是运行得很好，工作能力还有很大潜力可挖，唯一害怕的就是DDoS死撞 墙。GFW的规模在前面的时间表里也有数字可以估计，而且 GFW现在的网站封禁列表也有几十万条之多。网络监控和对MSN YMSG ICQ等IM 短信监控也都尽善尽美。GFW在数据挖掘和协议分析上做的还比较成功多媒体数据如音频 视频 图形图像的智能识别分析 自然语言语义判断识别模式匹配 p2p VoIP IM 流媒体 加密内容识别过滤 串接式封堵 等等是将来的重点不过GFW也没有像机器学习之类的自组织反馈机制来自动生成关键词，因为它 本身没有修改关键词的权限，所以这种技术也没必要，况且国内这种技术也是概念吹得多论文发得多实践不成熟。现在GFW和金盾最想要的就是能够从万草从中揪 出一小撮毒草的数据挖掘之类的人工智能技术。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提到"舆情驾驭核心能力"，"首先要能够发现和 获取，然后要有分析和引导的能力"。怎么发现？就靠中科院在研的973课题"文本识别及信息过滤"和863重点项目"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监控"这种项目。 金盾工程花大钱搞出来，好评反而不如GFW，十一局的干警们脸上无光无法跟老一辈交代啊。公安系统的技术力量跟GFW没法比，不过公安系统有的是钱，先游 山玩水吃喝一通，然后把剩下的税金像冲厕所一样随便买个几十万个摄像头几万台刀片几十PB硬盘接到省市级网络中心，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问题是记下来不能用，只能靠公安干警一页一页地翻Excel。所以说，虽然看起来GFW千疮百孔，金盾深不可测，只是因为公安部门比起GFW来比较有攻击性，看到毒草不是给你一个RST而是给你一张拘留证。反而是GFW大多数时候都把毒草给挡住了，而大多数毒草金盾都是没发现的。
国家信息安全话语范式
在轮子闹事被取缔之后，轮子组织仍然在从四面八方进行各种手段的宣传，而且逐渐依靠上了各种境外背景。境内的宣传活动很快就被公安和国安清理掉了， 然而从境外网上而来的大量网络宣传让从未有过网络化经验的中央无所适从、毫无办法、十分着急。这些东西对中央来说都是难以忍受的安全威胁，为这些威胁又发生在网上，自然国家网络安全就被提上了首要议程。适逢信息化大潮，电子政务概念兴起，中央下决心好好应对信息化的问题，于是就成立了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 组。我们可以看到，首批组成名单中，安全部门和宣传部门占了大多数席位，而且其第一下属机构就是处理安全问题，第二下属才是处理信息化改革，安全需求之强 烈，可见一斑。正是这个时候，一贯对信息安全充满独到见解的方滨兴被信产部的张春江调入了安管中心练级。方滨兴对信息安全的见解与高层对网络安全的需求不谋而合。 一个方滨兴见解的集大成概括，方滨兴在他最近的讲话《五个层面解读国家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中说："一定要有一个信息安全法，有了这个核心法你才能做一系列的工作。"国家信息安全体系的首要核心就是以信息安全为纲的法律保障体系，通过国家意志――法律来定义何谓"信息安全"。信息安全本来是纯技术、完全中性 的词语，通过国家意志的定义，将"煽动…煽动…煽动…煽动…捏造…宣扬…侮辱…损害…其他…"定义为所谓的网络攻击、网络垃圾、网络有害信息、�
2011年3月29日星期二
金拂晓：美利坚合众国成功的秘密
http://ping.fm/WRm2z
当北美十三州于1783年成功独立时，世界上的大国还真没把她放在眼里。本来嘛，作为一个异端清教徒与流氓无产者的聚居地，虽然美国的身份从大英帝国的儿子一跃成为大英帝国的兄弟，表面上看来是“长辈儿”了，但实际上大部分美国人的素质还停留在“儿子”的水准上，指望他们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其实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之所以闹独立，只不过是因为英皇的税高了点而已，现在既然再没人来收钱了，自己的心愿也就算全部达成了。就连那个立下盖世之功的华盛顿，也完全不理会部下们的劝进，拒绝成立军事政府，回家种地去了。自古以来农民起义打江山都是为了做皇帝，闹不好分赃不均还会带来一场大清洗，但美国农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不是普通的农民。
再不一般的农民也得吃饭，然而十三个州之间的种种贸易争端，不断地挑战着人们容忍的极限。在独立的四年之后，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终于意识到，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来仲裁各州之间的纠纷。
1787年，来自各州的55名代表齐聚费城——这些人都号称是美国的国父，数量之多令其他国家自叹不如，但这也恰恰证明了其民主性——目的是制订《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组建联邦政府。经过长达三个月艰苦的讨价还价，一部堪称为艺术品的成文宪法诞生了。
没错，麦迪逊们充分体会到了秩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垄断暴力的政府又容易反过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所以建造一个有力但有限的国家机器就成为了美国国父们的终极目标。这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国家机器的齿轮一旦开始运转，便不会再自行停止。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律师、商人与庄园主们毕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受惠于约翰•洛克等先贤的思想，殚精竭虑，终于设计出了一套精妙的分权与制衡的政治体系。
分权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一层就在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众所周知，带领美国走向独立的是由十三个州所推举的大陆议会，那时联邦政府还连个影子都没有呢，也就是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就如同儿子与老子一样，指望前者凌驾于后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都直接来源于宪法，即两者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任何的从属关系。不单如此，多年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在仲裁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纠纷时还解释道：宪法没有授予联邦而又没有禁止州行使的权力属于各州。立宪者对于联邦与州主权之间的划分是极具开创性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联邦政府甚至只有协调各州贸易的权力，而各州自己的内部事务外人则无权干涉——当然了，各州立法不得违背宪法的大原则。于是“荒诞剧”便不断地在美国上演：州长大骂总统、州警察驱逐联邦探员、州检察官放司法部长的鸽子，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新鲜事。这种分权上演到极致的例子非奴隶制莫属，当北方各自由州挟着议会中的多数优势要求南方各蓄奴州废奴时，南方人民一脸不解地反问道：我们蓄奴关你们屁事？最后经过一场惨烈的内战，废除奴隶制被写入宪法。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美国奴隶制的顽疾不是分权造成的，其因素要追溯至建国以前了。
分权的第二个层面在于政府内部，即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顾名思义，采取三权分立原则的政府，其权力被分割成三份，彼此在政治上是独立、平等的。就算在某个时期内有一方的权力过于膨胀，它也无法凌驾于另两方之上，这就为国家的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不同于英国等传统上的议会制国家，美国独创的总统—议会制规定议员不得在行政部门担当任何职务，这样虽然不利于政府效率，但却可以避免一拨人同时控制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情况发生。美国国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两者的职责各有不同，前者负责税收，后者负责外交，这样划分绝不是为了减轻议员的负担，而是为了进一步分散过大的权力。对于各州在议会中的代表权问题，美国国父们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分歧，因为各州的人口不同，如果一州一票，则大州利益得不到充分代表，然而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票数，则小州就会沦为附庸，任人鱼肉。幸好最终各州达成了“伟大的妥协”，即每州在参议院中各有两名代表，而众议员席位则按各州人口采取比例分配制。
美国宪法中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同时为合众国部队最高司令。历史曾无数次地表明，行政部门的权力难以约束，因为其掌握大量的暴力机构，而乍看之下，美国总统的权力与帝王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但实际上他只相当于政府的大管家。“行政”的意义不言而明，就是办事，但究竟干什么、怎么干则不由总统决定，他必须依照国会制定的规则行动。可见，“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执行”不是在忽悠人。不仅如此，美利坚合众国最高司令的名号固然威风，但“令人沮丧”的是总统只享有调兵权，指挥的任务必须交给职业军人，而国家化的军队更不是其私人武装，且军队将领的升迁自有其内部规则，这就大大减少了总统独控军队以致独裁的危险。更令总统郁闷的是，不是他说打谁就打谁，宣战权掌握在国会手中，即打谁得由人民说了算，一国的战与和是绝对不能交给一人决定的。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甚至不无悲观地说：“法律容许他强大，但环境使他软弱无力……行政权的这种受制性，是共和制度固有的缺欠之一……”这么一说，威风八面的美国总统岂不是变成了可怜的光杆司令？然而矫枉不能过正，美国总统的权力在罗斯福时期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并于尼克松时期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差点断送了美国的宪政体系。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总统能否干出一番事业，主要在于他能否团结松散的联邦政府、调和各方的利益冲突。
三权分立中的最后一股力量是司法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手中最为重要的权力非“司法审查权”莫属，这让法院在事实上掌握了解释宪法的权力，可以就法案是否符合宪法做出判决。9名大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是宪法的最后守护者，而一旦宪法失去尊严，国家体系就会立刻崩塌。但说实在的，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一没枪，二没钱，人们凭什么服从他们的判决呢？这有赖于美国“法律至上”的法治传统。下面有两组事例，从中或许可以窥得中美两国民众法治观念的差别。当你问一个人对于“在公共场所吸烟”有什么看法时，如果他是个中国人，可能会皱皱眉头说：“这是不对的。”而如果他是个美国人，可能会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不合法的。”当你得罪了一个人时，如果他是个中国人，可能会嚷嚷着要揍扁你，而如果他是个美国人，可能会威胁着要告死你。要知道，公民对法律的尊重是法治的基础，托克维尔曾经总结道：“他们（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力是巨大的。只要人民同意服从法律，他们就力大无穷；而如果人民忽视法律，他们就无能为力。”事实上，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的权力之大令人乍舌：他们不但可以废除国会通过的恶法，而且可以让五角大楼的军官们灰头土脸，还可以逼得总统黯然下台，甚至可以决定总统归属。这么一说美国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法官治国”的国家了，但实际上法官的权力完全来自于舆论支持，如果判决太过离谱，人民也会不干的，比如在著名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中，最高法院的愚蠢判决就间接引起了美国内战，司法机关的威信扫地。
任意把三权当中的某一个拿出来，看上去都足够强大，但与另外两个相比，又显得不够强大，这也正是分权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若美国的政治体系只强调分权的话，那么政府就只有解体的份，因为三权既然彼此独立，则完全可以自行其是，谁都不鸟谁。麦迪逊们真正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设计了一个表面上分立但实际上相关的政府结构，而“相关”就体现在制衡上。
首先，权力内部就存在制衡。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立法者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可以制定公共事务的运行准则，所以对其进行限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知道，立法者又不是神，也有犯错的时候，但不同于普通人的是他们抽起疯来的破坏力惊人，比如希特勒的议会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美国宪法在实质上给予了参、众两院相互否决权，这样就避免了立法者脑子同时短路的危险。两院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避险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参、众两院的代表性不同。435名众议员来自一个个小选区，而100名参议员则由各州整体选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迥然不同，这就要求法案在送审时必须是非激进的、不伤害多数人利益的，不然绝无可能在两院中被同时通过。值得注意的是，任期的不同——众议员两年改选一次、参议员六年改选一次——造成了众议院偏向民粹、参议院偏向精英，因为任期较短的众议员必须时刻讨好易于冲动的民众，而任期较长的参议员则可以有较大的自主性，这也是两院制衡的有利保障。
有不少学者指出，行政部门的真正权力不在于总统，而在于官僚机构。虽然总统名义上享有合众国所有的行政权，但因精力有限，所以他必须直接任命数以千计的高级官员与其共享权力，但毕竟这些人还能够对总统保持一定的忠诚。真正的麻烦之处在于，改朝换代不可能深入到基层组织，广大低级公务员还完全是前朝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完全有可能对新总统的执政手法感到不爽。于是这样有趣的一幕便会不时发生：新总统本想大刀阔斧地对国家进行改革，但保守的低级官员却百般推诿，令他的计划胎死腹中。
最高法院往往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大法官的任期是终身制，这就造成了法院中充斥着各个时代的“老妖怪”，他们有的保守，有的激进，一致的判罚几乎很少出现，事实上这9个人为了有争议的案子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5:4的惊险一幕时常发生。
在权力外部同样存在着制衡。对于国会来说，它通过的法案不仅有可能被总统否决，而且一不小心还会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对于总统来说，他签署的议案有可能被最高法院废除，并且所有的宏图大业都有赖于国会拨款，甚至连任命的高级官员也必须经参议院同意；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大法官必须得到总统与国会的同意才能就职。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何要绞尽脑汁设计出这样一套复杂的分权与制衡体系？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同样需要秩序以便放心地发挥自己的天赋，于是自由与秩序就常常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由多了，秩序就形同虚设；秩序多了，自由便无处藏身。政府作为自由与秩序的捍卫者，本应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与中立，但因其自身天然的扩张性与自利性，政府常常会以维护秩序之名侵犯公民的自由。分权与制衡，使这一悖论迎刃而解：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侵犯公民自由。
最能阐释三权分立与制衡威力的例子莫过于影响深远的“水门事件”了。精于权术、被称为“帝王总统”的尼克松喜好使用特务打压反对派，不想无能且胆大包天的属下闯出弥天大祸，尼克松为了保住白宫的秘密，不惜动用行政力量干涉司法，合众国的宪政危在旦夕。最终总统在国会、法院和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的巨大压力下，引咎辞职。
对于民主下的分权与制衡最为精辟的一段阐述是：专制是把人民分成两拨，让他们互相争斗，统治者得利；民主是把政客分成两拨，让他们互相争斗，人民得利。
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不断地受到各种严峻考验，内战、大萧条、二战、冷战，这些挑战足以摧毁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却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http://ping.fm/WRm2z
当北美十三州于1783年成功独立时，世界上的大国还真没把她放在眼里。本来嘛，作为一个异端清教徒与流氓无产者的聚居地，虽然美国的身份从大英帝国的儿子一跃成为大英帝国的兄弟，表面上看来是“长辈儿”了，但实际上大部分美国人的素质还停留在“儿子”的水准上，指望他们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根本就是痴人说梦。
其实美国人自己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之所以闹独立，只不过是因为英皇的税高了点而已，现在既然再没人来收钱了，自己的心愿也就算全部达成了。就连那个立下盖世之功的华盛顿，也完全不理会部下们的劝进，拒绝成立军事政府，回家种地去了。自古以来农民起义打江山都是为了做皇帝，闹不好分赃不均还会带来一场大清洗，但美国农民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们不是普通的农民。
再不一般的农民也得吃饭，然而十三个州之间的种种贸易争端，不断地挑战着人们容忍的极限。在独立的四年之后，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的麦迪逊终于意识到，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联邦政府来仲裁各州之间的纠纷。
1787年，来自各州的55名代表齐聚费城——这些人都号称是美国的国父，数量之多令其他国家自叹不如，但这也恰恰证明了其民主性——目的是制订《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组建联邦政府。经过长达三个月艰苦的讨价还价，一部堪称为艺术品的成文宪法诞生了。
没错，麦迪逊们充分体会到了秩序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然而垄断暴力的政府又容易反过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所以建造一个有力但有限的国家机器就成为了美国国父们的终极目标。这必须非常谨慎，因为国家机器的齿轮一旦开始运转，便不会再自行停止。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律师、商人与庄园主们毕竟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受惠于约翰•洛克等先贤的思想，殚精竭虑，终于设计出了一套精妙的分权与制衡的政治体系。
分权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一层就在于联邦政府与州政府之间的权力划分。众所周知，带领美国走向独立的是由十三个州所推举的大陆议会，那时联邦政府还连个影子都没有呢，也就是说，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就如同儿子与老子一样，指望前者凌驾于后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权力都直接来源于宪法，即两者是平等的，并不存在任何的从属关系。不单如此，多年以后联邦最高法院在仲裁联邦与州之间的权力纠纷时还解释道：宪法没有授予联邦而又没有禁止州行使的权力属于各州。立宪者对于联邦与州主权之间的划分是极具开创性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联邦政府甚至只有协调各州贸易的权力，而各州自己的内部事务外人则无权干涉——当然了，各州立法不得违背宪法的大原则。于是“荒诞剧”便不断地在美国上演：州长大骂总统、州警察驱逐联邦探员、州检察官放司法部长的鸽子，这些都算不得什么新鲜事。这种分权上演到极致的例子非奴隶制莫属，当北方各自由州挟着议会中的多数优势要求南方各蓄奴州废奴时，南方人民一脸不解地反问道：我们蓄奴关你们屁事？最后经过一场惨烈的内战，废除奴隶制被写入宪法。这里需要明确的是，美国奴隶制的顽疾不是分权造成的，其因素要追溯至建国以前了。
分权的第二个层面在于政府内部，即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顾名思义，采取三权分立原则的政府，其权力被分割成三份，彼此在政治上是独立、平等的。就算在某个时期内有一方的权力过于膨胀，它也无法凌驾于另两方之上，这就为国家的稳定奠定了良好基础。
不同于英国等传统上的议会制国家，美国独创的总统—议会制规定议员不得在行政部门担当任何职务，这样虽然不利于政府效率，但却可以避免一拨人同时控制立法和行政部门的情况发生。美国国会分为众议院和参议院，两者的职责各有不同，前者负责税收，后者负责外交，这样划分绝不是为了减轻议员的负担，而是为了进一步分散过大的权力。对于各州在议会中的代表权问题，美国国父们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分歧，因为各州的人口不同，如果一州一票，则大州利益得不到充分代表，然而如果按人口比例分配票数，则小州就会沦为附庸，任人鱼肉。幸好最终各州达成了“伟大的妥协”，即每州在参议院中各有两名代表，而众议员席位则按各州人口采取比例分配制。
美国宪法中规定，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同时为合众国部队最高司令。历史曾无数次地表明，行政部门的权力难以约束，因为其掌握大量的暴力机构，而乍看之下，美国总统的权力与帝王比起来也差不了多少，但实际上他只相当于政府的大管家。“行政”的意义不言而明，就是办事，但究竟干什么、怎么干则不由总统决定，他必须依照国会制定的规则行动。可见，“国会负责立法，总统负责执行”不是在忽悠人。不仅如此，美利坚合众国最高司令的名号固然威风，但“令人沮丧”的是总统只享有调兵权，指挥的任务必须交给职业军人，而国家化的军队更不是其私人武装，且军队将领的升迁自有其内部规则，这就大大减少了总统独控军队以致独裁的危险。更令总统郁闷的是，不是他说打谁就打谁，宣战权掌握在国会手中，即打谁得由人民说了算，一国的战与和是绝对不能交给一人决定的。法国社会学家托克维尔甚至不无悲观地说：“法律容许他强大，但环境使他软弱无力……行政权的这种受制性，是共和制度固有的缺欠之一……”这么一说，威风八面的美国总统岂不是变成了可怜的光杆司令？然而矫枉不能过正，美国总统的权力在罗斯福时期已经有了显著提高，并于尼克松时期达到了顶峰，以至于差点断送了美国的宪政体系。但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总统能否干出一番事业，主要在于他能否团结松散的联邦政府、调和各方的利益冲突。
三权分立中的最后一股力量是司法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手中最为重要的权力非“司法审查权”莫属，这让法院在事实上掌握了解释宪法的权力，可以就法案是否符合宪法做出判决。9名大法官所扮演的角色是宪法的最后守护者，而一旦宪法失去尊严，国家体系就会立刻崩塌。但说实在的，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一没枪，二没钱，人们凭什么服从他们的判决呢？这有赖于美国“法律至上”的法治传统。下面有两组事例，从中或许可以窥得中美两国民众法治观念的差别。当你问一个人对于“在公共场所吸烟”有什么看法时，如果他是个中国人，可能会皱皱眉头说：“这是不对的。”而如果他是个美国人，可能会郑重其事地说：“这是不合法的。”当你得罪了一个人时，如果他是个中国人，可能会嚷嚷着要揍扁你，而如果他是个美国人，可能会威胁着要告死你。要知道，公民对法律的尊重是法治的基础，托克维尔曾经总结道：“他们（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权力是巨大的。只要人民同意服从法律，他们就力大无穷；而如果人民忽视法律，他们就无能为力。”事实上，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的权力之大令人乍舌：他们不但可以废除国会通过的恶法，而且可以让五角大楼的军官们灰头土脸，还可以逼得总统黯然下台，甚至可以决定总统归属。这么一说美国好像又变成了一个“法官治国”的国家了，但实际上法官的权力完全来自于舆论支持，如果判决太过离谱，人民也会不干的，比如在著名的“斯科特诉桑弗特案”中，最高法院的愚蠢判决就间接引起了美国内战，司法机关的威信扫地。
任意把三权当中的某一个拿出来，看上去都足够强大，但与另外两个相比，又显得不够强大，这也正是分权想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若美国的政治体系只强调分权的话，那么政府就只有解体的份，因为三权既然彼此独立，则完全可以自行其是，谁都不鸟谁。麦迪逊们真正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们设计了一个表面上分立但实际上相关的政府结构，而“相关”就体现在制衡上。
首先，权力内部就存在制衡。在实行议会制的国家中，立法者的权力无疑是最大的，因为他们可以制定公共事务的运行准则，所以对其进行限制就显得尤为重要。要知道，立法者又不是神，也有犯错的时候，但不同于普通人的是他们抽起疯来的破坏力惊人，比如希特勒的议会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其后果是灾难性的。美国宪法在实质上给予了参、众两院相互否决权，这样就避免了立法者脑子同时短路的危险。两院制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避险效果，主要原因在于参、众两院的代表性不同。435名众议员来自一个个小选区，而100名参议员则由各州整体选出，他们所代表的利益群体迥然不同，这就要求法案在送审时必须是非激进的、不伤害多数人利益的，不然绝无可能在两院中被同时通过。值得注意的是，任期的不同——众议员两年改选一次、参议员六年改选一次——造成了众议院偏向民粹、参议院偏向精英，因为任期较短的众议员必须时刻讨好易于冲动的民众，而任期较长的参议员则可以有较大的自主性，这也是两院制衡的有利保障。
有不少学者指出，行政部门的真正权力不在于总统，而在于官僚机构。虽然总统名义上享有合众国所有的行政权，但因精力有限，所以他必须直接任命数以千计的高级官员与其共享权力，但毕竟这些人还能够对总统保持一定的忠诚。真正的麻烦之处在于，改朝换代不可能深入到基层组织，广大低级公务员还完全是前朝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完全有可能对新总统的执政手法感到不爽。于是这样有趣的一幕便会不时发生：新总统本想大刀阔斧地对国家进行改革，但保守的低级官员却百般推诿，令他的计划胎死腹中。
最高法院往往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大法官的任期是终身制，这就造成了法院中充斥着各个时代的“老妖怪”，他们有的保守，有的激进，一致的判罚几乎很少出现，事实上这9个人为了有争议的案子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5:4的惊险一幕时常发生。
在权力外部同样存在着制衡。对于国会来说，它通过的法案不仅有可能被总统否决，而且一不小心还会被最高法院判决违宪；对于总统来说，他签署的议案有可能被最高法院废除，并且所有的宏图大业都有赖于国会拨款，甚至连任命的高级官员也必须经参议院同意；对于最高法院来说，大法官必须得到总统与国会的同意才能就职。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为何要绞尽脑汁设计出这样一套复杂的分权与制衡体系？人是生而自由的，但人同样需要秩序以便放心地发挥自己的天赋，于是自由与秩序就常常成为一个硬币的两面：自由多了，秩序就形同虚设；秩序多了，自由便无处藏身。政府作为自由与秩序的捍卫者，本应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与中立，但因其自身天然的扩张性与自利性，政府常常会以维护秩序之名侵犯公民的自由。分权与制衡，使这一悖论迎刃而解：政府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但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侵犯公民自由。
最能阐释三权分立与制衡威力的例子莫过于影响深远的“水门事件”了。精于权术、被称为“帝王总统”的尼克松喜好使用特务打压反对派，不想无能且胆大包天的属下闯出弥天大祸，尼克松为了保住白宫的秘密，不惜动用行政力量干涉司法，合众国的宪政危在旦夕。最终总统在国会、法院和号称“无冕之王”的媒体的巨大压力下，引咎辞职。
对于民主下的分权与制衡最为精辟的一段阐述是：专制是把人民分成两拨，让他们互相争斗，统治者得利；民主是把政客分成两拨，让他们互相争斗，人民得利。
美国第四十三任总统乔治•布什在一次演讲中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用民主的方式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自独立战争以来，美国不断地受到各种严峻考验，内战、大萧条、二战、冷战，这些挑战足以摧毁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却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2011年3月28日星期一
【愿望】人常说，民怕刀兵起，富怕丢乌纱。说心里话，革命性的动荡——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http://ping.fm/YXhIO
落实“宪法”可能避免更大的社会动荡 ——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剖析
一、改革存在问题根源在没有设置“权力制约”机制
【悔和恨】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蜗居京城三十年，三十年前中国进行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我看得真真砌砌，清清楚楚。
1、没有对官僚的权力制约，腐败不可避免；
2、由于腐败与错误决策，导致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历经“两道坎”——“两个凡是”和“八九风暴”。其原因是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不周和执行不当。不改革政治体制是不行的。“绕道走”在中国要坏大事。所以走了一路“瞎棋”。
为什么如此说呢？一言以蔽之，所谓“改革开放”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
下面，请君细听我讲。
【真理】权力无人监督，必定导致腐败。有人说，“权贵利益集团”对民众利益的侵占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历史奇观。
比如地价不断攀升，房价不断上涨，国民工资收入相对降低，勤劳的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最终被高房价高物价和低保障所化解，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保障感日益降低，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激化，治安状况不良，政府的公信力不断降低。这种社会现实由谁来负责，怎样来负责呢？
有人说，问题不在市场经济引起的干部腐败（社会主义始终没有解决好动力问题，市场经济解决了，这是邓小平一大功绩）。在市场经济中，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拿特权在市场经济中捞外块，“权钱交易”。
权力、特权与市场结合，这最易引起人民强烈不满，“现在腐败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共产党已整治不了自己的腐败。”
【历史记忆】我的回忆是悔和恨。30年前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我不是亲经亲历，而是站在“黄鹤楼上看船翻”。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8年我是完全看清楚的。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这些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从此，我开始跟随邓小平“改革开放”研究、记录分析。
1978～1982年，在这个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
一是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差额选举。还实行了代表跟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
二是扩大地方的自治权，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没有列的也可以做。
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一是改革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
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三是精简机构。
1989年至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改革”，一句话，“雷声大，雨点小”。或只说不干。比如“党政分开”仍然“党政双重领导制”，党领导一切。中央和地方关系仍然是“绝对垄断”，扩大“县为自治单位”等于空话；精简机构是越精简越多。
民谣《家天下》曰：
父子室，夫妻科，
外甥打水舅舅喝。
孙子开车爷爷坐，
亲家办公桌对桌。
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每一次十几大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没有作制度上的安排，空口说白话。
也由于改革缺失“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1989年以后，在“钱与权”结合推动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财产“合理合法”地被有职有权的官员“瓜分”了。
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中国五千年历史是“家天下”。一切理论和制度都是为获取个人或集团利益而设置。
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使“改革利益”落入“红色家族”手中。今天已经形成许许多多的“权贵利益集团”。
比如说，邓小平讲要改革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执政方式，但具体内容做什么？党总揽全局，谁也不敢对“党”实行监督！，当然“权贵利益集团”一定会形成了。
二 改革存在许多问题在于将《宪法》束之高阁
【问题】上面说到中国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如果“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齐步走”，让“公检法”从各级检察院、法院、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里解放出来，组成“三权分立”式独立的、直属党中央的“权力监督”系统机构，给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也不可能有现在的“积重难返”。
【触目惊心】中国宪法如同“牌位”，把宪法当“屁”，毛泽东“无法无天”，是败坏《宪法》第一人。他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讲：
“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具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上面说到毛泽东“和尚打伞”，以下咱接着说“官倒”。比如1989年前后，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质变为计划外物质，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质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那年代，一批“官商勾结”者可赚老鼻子钱啦！
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
当时，党中央也不管，“清理公司”也刹不住这股子歪风。经过这多年的“权钱交易”，大“权贵利益集团”必然形成了。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网络短信《重庆打黑》讽刺道：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
不查，问题都在前三排，一查，根子都在主席台；
不查，个个人模狗样，一查，全都男盗女娼；
不查，学习心得个个发自肺腑，一查，原来全都来自百度；
不查，处处鲜花，一查，都是豆腐渣；
不查，都在为革命辛勤站岗，一查，原来都已怀揣绿卡；
不查，都在为人民服务，一查，全都为人民币服务；
不查，是天灾，一查，是人祸；
不查，全是优越性，一查，全是性优越；
不查，是人民公仆，一查，原来都喜欢女仆。
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
民谣《改革开放十八怪》有言：
改革开放第一怪，党员干部搞腐败；
改革开放第二怪，社会关系论帮派；
改革开放第三怪，吃喝嫖赌家常菜；
改革开放第四怪，贪污受贿搞竞赛；
改革开放第五怪，国有资产被贱卖；
改革开放第六怪，走红地痞和无赖；
改革开放第七怪，坑摸拐骗是能耐；
改革开放第八怪，贪了捞了上国外；
改革开放第九怪，物价一直往上拽；
改革开放第十怪，假冒伪劣铺天盖；
改革开放十一怪，吃的喝的有公害；
改革开放十二怪，看病上学要借债；
改革开放十三怪，房价高的人无奈；
改革开放十四怪，大学毕业去贩菜；
改革开放十五怪，工农兵被一边踹；
改革开放十六怪，下岗工人把身卖；
改革开放十七怪，见义勇为遭人赖；
改革开放十八怪，道德沦丧风气坏。
三 真正落实《宪法》解决改革存在的社会问题。
【难点】有人说，中国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中国法律体系之树宪法是主干。
著名民主人士、政治学家罗隆基说得好：
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的精神，是政府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的精神。小老百姓之行动果有与宪法文字之精神想违背者，普通警察、低级法庭、纠正之而有余。然而有权有势者毁弃国家基本法律，侵犯小老百姓，则非有“三权独立”不可，光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管用的。
过去，人们都对宪法极大的漠视。毛泽东就不吃“这一套”，他基本上不用宪法，而是依靠搞“政治运动”。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願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
俗话说，地位决定观点。目前，“改革开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跟上，或者“有法不依”，“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的（老百姓）捏。造成官员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权贵利益集团”。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必然阻止改革，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
【愿望】人常说，民怕刀兵起，富怕丢乌纱。说心里话，革命性的动荡——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
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
的确，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宪法赋予的权利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比如抗议野蛮拆迁的潘蓉却锒铛入狱，唐福珍也自焚身亡。然而，我们更难以想象，钱云会怎么被碾死在汽车轮子底下，惨不忍睹！？
是谁将正义者逼入如此无奈惨烈的境地？
是谁明目张胆、公然挑衅拿宪法“开涮”，不当“玩意儿”？
难道我们的《宪法》仅仅是“花瓶”摆设，“糊弄”人的吗？我国宪法规定，司法权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政府保护主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地方党委“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是不成的。这个方法会导致“司法地方化”。只有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唤起民众千百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将国家司法与地方政权分离开来，保证地方司法权的独立，由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等，人间悲剧就不会诞生。
宪法再不落实，就可能造成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
正是：船行弯处须转舵，
人逢绝境要回头。
落实“宪法”可能避免更大的社会动荡 ——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剖析
一、改革存在问题根源在没有设置“权力制约”机制
【悔和恨】俗话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蜗居京城三十年，三十年前中国进行的意义深远的“改革开放”，我看得真真砌砌，清清楚楚。
1、没有对官僚的权力制约，腐败不可避免；
2、由于腐败与错误决策，导致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历经“两道坎”——“两个凡是”和“八九风暴”。其原因是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计划不周和执行不当。不改革政治体制是不行的。“绕道走”在中国要坏大事。所以走了一路“瞎棋”。
为什么如此说呢？一言以蔽之，所谓“改革开放”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
下面，请君细听我讲。
【真理】权力无人监督，必定导致腐败。有人说，“权贵利益集团”对民众利益的侵占已经成为中国的一大历史奇观。
比如地价不断攀升，房价不断上涨，国民工资收入相对降低，勤劳的中国人民辛辛苦苦的血汗钱，最终被高房价高物价和低保障所化解，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和保障感日益降低，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分配严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激化，治安状况不良，政府的公信力不断降低。这种社会现实由谁来负责，怎样来负责呢？
有人说，问题不在市场经济引起的干部腐败（社会主义始终没有解决好动力问题，市场经济解决了，这是邓小平一大功绩）。在市场经济中，机会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在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拿特权在市场经济中捞外块，“权钱交易”。
权力、特权与市场结合，这最易引起人民强烈不满，“现在腐败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共产党已整治不了自己的腐败。”
【历史记忆】我的回忆是悔和恨。30年前的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尽管我不是亲经亲历，而是站在“黄鹤楼上看船翻”。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08年我是完全看清楚的。
1980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指出政治体制的弊端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克服这些现象，既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从此，我开始跟随邓小平“改革开放”研究、记录分析。
1978～1982年，在这个时期，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
一是从人大代表到国家领导人副职，都实行差额选举，地方的和中央的正职在法律上也实行差额选举。还实行了代表跟选民可以联名提名的制度，过去基本上是组织提名。
二是扩大地方的自治权，只要跟国家的宪法、法律不相抵触，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制定地方性法律。国家没有列的也可以做。
在1986年9月3日、13日、29日和11月9日，邓小平连续四次谈政治体制改革。他先后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一是改革首先是要党政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的问题；
二是权力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
三是精简机构。
1989年至今，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改革”，一句话，“雷声大，雨点小”。或只说不干。比如“党政分开”仍然“党政双重领导制”，党领导一切。中央和地方关系仍然是“绝对垄断”，扩大“县为自治单位”等于空话；精简机构是越精简越多。
民谣《家天下》曰：
父子室，夫妻科，
外甥打水舅舅喝。
孙子开车爷爷坐，
亲家办公桌对桌。
改革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每一次十几大的报告文件里面，也谈政治体制改革，但实质上没有作制度上的安排，空口说白话。
也由于改革缺失“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1989年以后，在“钱与权”结合推动下的经济体制改革，国有财产“合理合法”地被有职有权的官员“瓜分”了。
实践检验真理，时间解决问题。中国五千年历史是“家天下”。一切理论和制度都是为获取个人或集团利益而设置。
中国改革的基本思路：就是使“改革利益”落入“红色家族”手中。今天已经形成许许多多的“权贵利益集团”。
比如说，邓小平讲要改革党的领导，改变党的执政方式，但具体内容做什么？党总揽全局，谁也不敢对“党”实行监督！，当然“权贵利益集团”一定会形成了。
二 改革存在许多问题在于将《宪法》束之高阁
【问题】上面说到中国官员行为得不到监督，没有舆论监督，执政党没有监督，官员很容易腐败。如果“改革开放”初期，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齐步走”，让“公检法”从各级检察院、法院、各级党委、政府部门里解放出来，组成“三权分立”式独立的、直属党中央的“权力监督”系统机构，给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也不可能有现在的“积重难返”。
【触目惊心】中国宪法如同“牌位”，把宪法当“屁”，毛泽东“无法无天”，是败坏《宪法》第一人。他在1954年宪法讨论会上讲：
“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具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上面说到毛泽东“和尚打伞”，以下咱接着说“官倒”。比如1989年前后，一些主管部门把计划内物质变为计划外物质，即用计划价格从物质部门取得商品，以市场价格出售，那年代，一批“官商勾结”者可赚老鼻子钱啦！
再如谁如果能得到批件，出口某些产品或进口某些商品，他们利用这个差价就能获得暴利。
当时，党中央也不管，“清理公司”也刹不住这股子歪风。经过这多年的“权钱交易”，大“权贵利益集团”必然形成了。
原中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纪委会议上说：“根据中央的考察、调研，不能说全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省市二级党委已经变质，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党政一把手是不称职，不合格的”。
网络短信《重庆打黑》讽刺道：
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
不查，问题都在前三排，一查，根子都在主席台；
不查，个个人模狗样，一查，全都男盗女娼；
不查，学习心得个个发自肺腑，一查，原来全都来自百度；
不查，处处鲜花，一查，都是豆腐渣；
不查，都在为革命辛勤站岗，一查，原来都已怀揣绿卡；
不查，都在为人民服务，一查，全都为人民币服务；
不查，是天灾，一查，是人祸；
不查，全是优越性，一查，全是性优越；
不查，是人民公仆，一查，原来都喜欢女仆。
当腐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腐败成为一种人人欲诛之又人人欲得之的东西的时候，整个社会生活开始进入变态的状态。
民谣《改革开放十八怪》有言：
改革开放第一怪，党员干部搞腐败；
改革开放第二怪，社会关系论帮派；
改革开放第三怪，吃喝嫖赌家常菜；
改革开放第四怪，贪污受贿搞竞赛；
改革开放第五怪，国有资产被贱卖；
改革开放第六怪，走红地痞和无赖；
改革开放第七怪，坑摸拐骗是能耐；
改革开放第八怪，贪了捞了上国外；
改革开放第九怪，物价一直往上拽；
改革开放第十怪，假冒伪劣铺天盖；
改革开放十一怪，吃的喝的有公害；
改革开放十二怪，看病上学要借债；
改革开放十三怪，房价高的人无奈；
改革开放十四怪，大学毕业去贩菜；
改革开放十五怪，工农兵被一边踹；
改革开放十六怪，下岗工人把身卖；
改革开放十七怪，见义勇为遭人赖；
改革开放十八怪，道德沦丧风气坏。
三 真正落实《宪法》解决改革存在的社会问题。
【难点】有人说，中国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
中国法律体系之树宪法是主干。
著名民主人士、政治学家罗隆基说得好：
法治的真义，是政府守法的精神，是政府一举一动以法为准则的精神。小老百姓之行动果有与宪法文字之精神想违背者，普通警察、低级法庭、纠正之而有余。然而有权有势者毁弃国家基本法律，侵犯小老百姓，则非有“三权独立”不可，光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不管用的。
过去，人们都对宪法极大的漠视。毛泽东就不吃“这一套”，他基本上不用宪法，而是依靠搞“政治运动”。不受监督制约的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不实行新闻自由、不准民间办报、一切关于开放改革的願望与允诺只能是一纸空文。
俗话说，地位决定观点。目前，“改革开放”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由于“政治改革”没有跟上，或者“有法不依”，“死猪不怕开水烫”，老太太吃柿子——专捡软的（老百姓）捏。造成官员已经成为一个新的“权贵利益集团”。他们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必然阻止改革，口号是，“稳定压倒一切”。
【愿望】人常说，民怕刀兵起，富怕丢乌纱。说心里话，革命性的动荡——中国绝大多数人还是不希望中国发生较大规模的动荡。
正是：宁作太平犬，莫作离乱人。
那么，什么是中国当前社会稳定的底线呢？
的确，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宪法赋予的权利如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比如抗议野蛮拆迁的潘蓉却锒铛入狱，唐福珍也自焚身亡。然而，我们更难以想象，钱云会怎么被碾死在汽车轮子底下，惨不忍睹！？
是谁将正义者逼入如此无奈惨烈的境地？
是谁明目张胆、公然挑衅拿宪法“开涮”，不当“玩意儿”？
难道我们的《宪法》仅仅是“花瓶”摆设，“糊弄”人的吗？我国宪法规定，司法权由法院来承担这一职能，它向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现在问题是，地方法院在人、财、权等方面不能独立于政府，造成了审判权力的地方化，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和官民冲突中的“政府保护主义”。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一个权威的司法制度！
地方党委“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是不成的。这个方法会导致“司法地方化”。只有根本的政治制度改革——“唤起民众千百万”，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将国家司法与地方政权分离开来，保证地方司法权的独立，由中央政府垂直管理等，人间悲剧就不会诞生。
宪法再不落实，就可能造成政权合法性的危机，带来更大的社会动荡。
正是：船行弯处须转舵，
人逢绝境要回头。
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
。如果将中国近年来由于管理疏漏等造成的放射性事故叠加，其伤亡或许堪比日本福岛核泄漏那样的5级核事故。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41144
2011年3月24日，张京生年满18岁。
她给自己化上淡妆，长头发扎了马尾，穿着短上衣、灰呢裙和亮片丝袜，脚踩高跟皮靴，走出家门。在熙熙攘攘的山西省忻州市大街上，她是个美丽婀娜、回头率颇高的青春少女。
谁能想到，她在母亲腹中长到19周时，就受到放射源的辐照。这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她们一家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
在家里，张京生是母亲和继父的宝贝女儿“京京”；在街坊邻里的议论中，她是横遭惨祸的张家遗腹儿“京生”；在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中，她的代号为“京”，成年后智商只有46。
张京生一家在忻州市南关村，向北走十多分钟就可看见忻州市的标志建筑“晋北锁钥”城楼，那里曾经是老城区所在地。十几年来，随着新城建设渐渐往北推进，南关村被越抛越远，“这里现在是贫民区”，母亲张芳说。
42岁的张芳盘起一头卷发，显得格外黑亮，但每当她低下头，头发根部却露出触目惊心的白色。“都是染的……从30岁起，我的头发就全白了。”张芳喃喃地说，“要是当年一切没有发生，我家现在应该特别好……”
19年前的惨剧
张家人无法忘记那一天的故事。1992年11月19日，做泥瓦工的张有昌像往常一样出门干活。当时，小两口新婚不久，23岁的张芳在纺织厂做挡车工。
“不到中午12点就回来了。”张芳的父亲张丑寅回忆起女婿那天的样子，“当时他说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
在忻州地区医院，医生无法确诊。带着身孕的张芳回家休息。张有昌的二哥张有双继续陪护，四天后也病倒，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
一个星期后，张丑寅和亲家张明亮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有昌开始脱发，右腹部和大腿呈深紫色。张丑寅第一次听说“放射病”这个萦绕他后半生的名词。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
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12月3日，长达14天的折磨结束，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也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
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19年后，提起亲家一家几乎灭门的惨状，张丑寅哽咽起来。而张明亮去世后仅几天，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
父女俩离开后第二天，当地防疫站工作人员宣布要隔离所有与张家父子接触过的人员。“再晚一天，我们就没法走了。”张丑寅说，“到了北京，张芳已经虚弱得不能走动。”
辗转奔波于几家医院之后，他带着张芳来到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市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室。这时，张芳的白血球细胞数不到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
张丑寅提起急诊室主任楼滨城教授时依然满心感激，“当时押金就要4万块，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都买了回去的票，楼教授叫住我们，说有多少钱，先按多少钱治。”
“我们技术一般，就是‘良心’较好。”已于2000年退休的楼滨城回忆说，他当时担心，白细胞只有400的张芳回去感染死亡、一尸两命。
时任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后变更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下称辐射安全所）所长的王作元还记得，楼滨城紧张地找上门，告诉他有一个疑似放射病例的情景。12月20日，他们组织了专家会诊，经过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于12月30日确诊张芳患有骨髓型中度急性放射病，放射源为钴-60。
放射病通常由人体短时间内接受大于1戈雷的辐射导致，而骨髓型放射病的特征为造血功能损伤。楼滨城后来与同事发表的论文指出，粗略估计张芳受照全身平均剂量为2.3戈雷。
寻找放射源
尽管已经退休，当年的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每天都会去位于北京德胜门附近的研究所小楼上班。他给财新《新世纪》记者翻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了关于忻州放射事故的各种资料。回忆起那场搜寻钴-60放射源的“战斗”，王作元说，“真比侦探电视剧还离奇。”
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
1992年11月19日，泥瓦工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他们要拆除宽1米、深10米的井。在井口，张有昌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貌似日光灯管的启辉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就是这个金属块发出的射线，让张有昌父子三人丧命黄泉，也伤害了张芳和腹中胎儿，并前后影响100多人。
卫生部派出工作组排查放射源。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此时有人回忆，张有昌住院期间，上衣口袋掉出过一个小金属块。小金属块随后被扔进医院废纸篓，被两位环卫工人拉走，本应送去太原郊区的垃圾堆放站。但工人偷懒，走了一半，便将垃圾倾倒在公路边。
“我们先去了市郊的垃圾堆放处，看到堆满垃圾的巨大深沟时，大吃一惊。”王作元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从这么多垃圾中找到沧海一粟般的放射源。
在公安机关的盘问之下，两个工人承认了偷懒违规行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到倾倒垃圾的现场，用工程车配合人力，搜寻出了肇事元凶。
耐人寻味的是，王作元及其同事带着上级寻找钴-60的命令，在当地一些部门却得不到配合。而且，当他们第一次就放射病例与山西省有关方面联系时，竟然遭到对方反驳。
十几年后，王作元随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组来到当地，拍摄有关放射病的科学专题片。尽管栏目组带着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批示，还是在当地医院等处吃了闭门羹。
放射源凶猛
对楼滨城来说，这是他多年从医生涯中惟一一次遇到放射病病例。但专业从事辐射安全的王作元知道，中国近年来的放射事故时有发生。
在中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拥有成千上万枚放射源，广泛用于医疗、科研、农业、工业等用途。如果将中国近年来由于管理疏漏等造成的放射性事故叠加，其伤亡或许堪比日本福岛核泄漏那样的5级核事故。
根据卫生、公安部门出版的公开资料，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所1972年购入一枚铯137放射源，1988年移交工作时发现已丢失；1990年6月25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研究室钴-60源室工作人员违章操作，两人不幸死亡，另有五人患上放射病。
王作元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放射事故数来看，中国与美国相近，但如果与放射源拥有数结合起来看，中国的事故发生率约为美国的40倍。
1998年后，辐射装置监管职责由卫生部门移交至环保部门，监管进一步加强。但放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例如，1999年4月26日，河南一枚钴 -60放射源铅罐被当成废金属出售，其间致多人受到辐照。2004年10月21日，山东济宁一家私营辐照厂自行建造的钴-60辐照装置出现故障，两名工作人员未经监测即进入辐照室工作，后分别于33天和75天后因多脏器衰竭身亡。
2008年4月11日，山西省亨泽辐照科技有限公司五名工作人员在未将放射源降至安全位置的情况下，携带不能正常使用的剂量仪进入辐照室，其中一人死亡，另外四人患上放射病。
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放射源管理依旧隐患重重。例如，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青海省环保厅牵头对海西州辖区内中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等单位的放射源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诸如操作人员未训上岗现象严重、健康监护工作存在漏洞等。
辐射后遗症
2009年，张芳领到了最后一笔赔偿款，赔偿已去世近17年的张有昌6万元。但她不觉得这几万元能给她的生活带来改善。
她后来再婚，怀孕过两次，都没有生下来。“我怕生出来再有问题。”张芳说。而研究显示，她在2000年怀孕的那一次，胎儿六个月时宫内死亡，与她以前受到辐照有关。
18年前孕育京生的时候，张芳同样面临挣扎。京生在腹中一度停止生长，头围小于正常胎儿，医生们劝张芳放弃孩子，而且提醒她放射事故可能给孩子带来后遗症。但她始终不忍心，也想给丈夫张有昌留下骨血。
京生刚出生时，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张芳一人抚养着体弱多病的婴儿，生活陷入困境。
京生满八个月时，肇事放射源的所有方忻州市科委、放射源所在地忻州环境监测站和迁源责任方太原中国辐射防护院仍然没有任何赔偿表示。眼看要过为期一年的诉讼时效，请不起律师的张丑寅，自己把这三家单位告上了法庭。
1997年，一审判决终于下来了，三家被告应赔偿合计近78万元，其中张芳和张京生获得赔偿款共32万元。
第二年，历经三家被告上诉等系列波折后，二审判决下达，明晰了三家被告的责任比例，数额没有变动。
二审判决后的三年中，张芳多次生病致体弱无法工作，此时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赔偿款也没有落实一分钱。
2000年前后，张丑寅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外孙女，踏遍了各个单位的大门，三个人还曾因堵住机关大门被送进收容所呆了两夜。在多方努力下，他们拿到了省里关于落实赔偿的批文，但批文在地方上仿佛不起效力。
2002年，在放射事故发生近十年之后，忻州市科委终于松口，答应“先给付80%的赔偿款”。之后几年间，张芳陆续拿到了几笔赔偿款，但索偿的同时也需要多方打点。“这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想再提了，反正最后就拿到了20多万。”张芳无奈地说。
她更担心女儿京生的智力发育。京生八岁上小学，在学校里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功课经常不及格，尤其是数学，哪怕对着作业本思考很久，也无法进行两位数以上的加减法。京生坚持上完了初中，虽然大部分时间并不能听懂老师们在讲些什么。
辐射安全所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表于2010年第五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的论文显示，推算京生当年受到辐射的生物剂量为1.85戈雷，宫内受照没有影响她出生后的体格发育，但对其智力发育有严重影响。根据中国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京生的全量表智商仅为46，低于99.9%的人群。
如今，京生已经长得和母亲一样高。曾经有美容院的老板招她去做学徒，“京京形象好，同事和客人都喜欢她。”张芳说，“可她不会卖产品，一涉及到数字就不行。”
张丑寅经常算账，多年前定出的赔偿标准今天看来实在太低。“忻州去北京的硬座火车1992年是19块，现在是72块，这中间涨了多少倍？”张丑寅说。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
京生是农村户口，没有低保，暂时也找不到工作。握着北医三院出具的智商鉴定书，张芳非常犹豫，要不要给京生办一个伤残证，这样女儿或许能在福利部门谋一份工作。“可是京京一个女孩子，很快要成家，办了智商有问题的证明，谁还会喜欢她呢？”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崔筝
2011年3月24日，张京生年满18岁。
她给自己化上淡妆，长头发扎了马尾，穿着短上衣、灰呢裙和亮片丝袜，脚踩高跟皮靴，走出家门。在熙熙攘攘的山西省忻州市大街上，她是个美丽婀娜、回头率颇高的青春少女。
谁能想到，她在母亲腹中长到19周时，就受到放射源的辐照。这是中国第一起确诊的子宫内受辐照病例。她们一家的故事，被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收录。
在家里，张京生是母亲和继父的宝贝女儿“京京”；在街坊邻里的议论中，她是横遭惨祸的张家遗腹儿“京生”；在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中，她的代号为“京”，成年后智商只有46。
张京生一家在忻州市南关村，向北走十多分钟就可看见忻州市的标志建筑“晋北锁钥”城楼，那里曾经是老城区所在地。十几年来，随着新城建设渐渐往北推进，南关村被越抛越远，“这里现在是贫民区”，母亲张芳说。
42岁的张芳盘起一头卷发，显得格外黑亮，但每当她低下头，头发根部却露出触目惊心的白色。“都是染的……从30岁起，我的头发就全白了。”张芳喃喃地说，“要是当年一切没有发生，我家现在应该特别好……”
19年前的惨剧
张家人无法忘记那一天的故事。1992年11月19日，做泥瓦工的张有昌像往常一样出门干活。当时，小两口新婚不久，23岁的张芳在纺织厂做挡车工。
“不到中午12点就回来了。”张芳的父亲张丑寅回忆起女婿那天的样子，“当时他说恶心、肚子疼，不断呕吐……”
在忻州地区医院，医生无法确诊。带着身孕的张芳回家休息。张有昌的二哥张有双继续陪护，四天后也病倒，脸颊和腮腺出现和弟弟一样的可怕紫色。医院恐慌，将二人隔离在传染病房。
一个星期后，张丑寅和亲家张明亮分别背着张有昌兄弟俩，去了太原的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张有昌开始脱发，右腹部和大腿呈深紫色。张丑寅第一次听说“放射病”这个萦绕他后半生的名词。医生们经过讨论，提出放射病的可能性。但山西卫生厅断然否决，理由是忻州没有放射源事故的记录。
太原的医院未能查明病因，兄弟俩被带回家。12月3日，长达14天的折磨结束，张有昌告别人世。第二天，张有双洗脸时惊恐地发现自己也掉下一大束头发。紧接着，黑便、高热等症状在他身上重演。三天后，张有双离世。
张明亮同样一病不起。没过两天，呼吸极度困难的他也闭上了眼睛。
19年后，提起亲家一家几乎灭门的惨状，张丑寅哽咽起来。而张明亮去世后仅几天，12月16日，张芳也开始掉头发，到医院检查发现白血球减少。张丑寅当晚带着女儿坐上去北京的火车。
父女俩离开后第二天，当地防疫站工作人员宣布要隔离所有与张家父子接触过的人员。“再晚一天，我们就没法走了。”张丑寅说，“到了北京，张芳已经虚弱得不能走动。”
辗转奔波于几家医院之后，他带着张芳来到以治疗血液病著称的北京市人民医院（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急诊室。这时，张芳的白血球细胞数不到正常水平的十分之一。
张丑寅提起急诊室主任楼滨城教授时依然满心感激，“当时押金就要4万块，对一个农民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我都买了回去的票，楼教授叫住我们，说有多少钱，先按多少钱治。”
“我们技术一般，就是‘良心’较好。”已于2000年退休的楼滨城回忆说，他当时担心，白细胞只有400的张芳回去感染死亡、一尸两命。
时任卫生部工业卫生实验所（后变更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下称辐射安全所）所长的王作元还记得，楼滨城紧张地找上门，告诉他有一个疑似放射病例的情景。12月20日，他们组织了专家会诊，经过淋巴细胞染色体畸变分析，于12月30日确诊张芳患有骨髓型中度急性放射病，放射源为钴-60。
放射病通常由人体短时间内接受大于1戈雷的辐射导致，而骨髓型放射病的特征为造血功能损伤。楼滨城后来与同事发表的论文指出，粗略估计张芳受照全身平均剂量为2.3戈雷。
寻找放射源
尽管已经退休，当年的辐射安全所所长王作元每天都会去位于北京德胜门附近的研究所小楼上班。他给财新《新世纪》记者翻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里面装满了关于忻州放射事故的各种资料。回忆起那场搜寻钴-60放射源的“战斗”，王作元说，“真比侦探电视剧还离奇。”
1973年，忻州地区科委为培育良种，从上海引进六枚钴-60放射源。十几年后科委迁址时将放射源封存，随后将原址移交给当地环境监测站。1991年，监测站要盖楼，委托太原的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将钴源迁走封存。
但是，由于钴源室管理员记错了放射源数目，技术人员从封存的井里只拿走了五枚金属圆柱体。另外一枚放射源的下落，此后没有人再去关心。
1992年11月19日，泥瓦工张有昌来到忻州环境监测站建筑工地，他们要拆除宽1米、深10米的井。在井口，张有昌看到一个金属圆柱体，貌似日光灯管的启辉器，阳光下闪着亮晶晶的光。他捡起来，随手装进外套的右边口袋。
就是这个金属块发出的射线，让张有昌父子三人丧命黄泉，也伤害了张芳和腹中胎儿，并前后影响100多人。
卫生部派出工作组排查放射源。山西医学院附属医院此时有人回忆，张有昌住院期间，上衣口袋掉出过一个小金属块。小金属块随后被扔进医院废纸篓，被两位环卫工人拉走，本应送去太原郊区的垃圾堆放站。但工人偷懒，走了一半，便将垃圾倾倒在公路边。
“我们先去了市郊的垃圾堆放处，看到堆满垃圾的巨大深沟时，大吃一惊。”王作元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从这么多垃圾中找到沧海一粟般的放射源。
在公安机关的盘问之下，两个工人承认了偷懒违规行为。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来到倾倒垃圾的现场，用工程车配合人力，搜寻出了肇事元凶。
耐人寻味的是，王作元及其同事带着上级寻找钴-60的命令，在当地一些部门却得不到配合。而且，当他们第一次就放射病例与山西省有关方面联系时，竟然遭到对方反驳。
十几年后，王作元随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组来到当地，拍摄有关放射病的科学专题片。尽管栏目组带着山西省委宣传部的批示，还是在当地医院等处吃了闭门羹。
放射源凶猛
对楼滨城来说，这是他多年从医生涯中惟一一次遇到放射病病例。但专业从事辐射安全的王作元知道，中国近年来的放射事故时有发生。
在中国各地的企事业单位，拥有成千上万枚放射源，广泛用于医疗、科研、农业、工业等用途。如果将中国近年来由于管理疏漏等造成的放射性事故叠加，其伤亡或许堪比日本福岛核泄漏那样的5级核事故。
根据卫生、公安部门出版的公开资料，中国大陆从1988年至1998年共发生放射性事故332起，受照射总人数966人。其中，放射源丢失事故约占八成，丢失放射源584枚，有256枚未能找回。
例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所1972年购入一枚铯137放射源，1988年移交工作时发现已丢失；1990年6月25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放射医学研究室钴-60源室工作人员违章操作，两人不幸死亡，另有五人患上放射病。
王作元表示，从上世纪90年代的放射事故数来看，中国与美国相近，但如果与放射源拥有数结合起来看，中国的事故发生率约为美国的40倍。
1998年后，辐射装置监管职责由卫生部门移交至环保部门，监管进一步加强。但放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例如，1999年4月26日，河南一枚钴 -60放射源铅罐被当成废金属出售，其间致多人受到辐照。2004年10月21日，山东济宁一家私营辐照厂自行建造的钴-60辐照装置出现故障，两名工作人员未经监测即进入辐照室工作，后分别于33天和75天后因多脏器衰竭身亡。
2008年4月11日，山西省亨泽辐照科技有限公司五名工作人员在未将放射源降至安全位置的情况下，携带不能正常使用的剂量仪进入辐照室，其中一人死亡，另外四人患上放射病。
直到今天，一些地区的放射源管理依旧隐患重重。例如，福岛核事故发生后，青海省环保厅牵头对海西州辖区内中石油青海油田分公司等单位的放射源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了一些普遍存在的安全隐患，诸如操作人员未训上岗现象严重、健康监护工作存在漏洞等。
辐射后遗症
2009年，张芳领到了最后一笔赔偿款，赔偿已去世近17年的张有昌6万元。但她不觉得这几万元能给她的生活带来改善。
她后来再婚，怀孕过两次，都没有生下来。“我怕生出来再有问题。”张芳说。而研究显示，她在2000年怀孕的那一次，胎儿六个月时宫内死亡，与她以前受到辐照有关。
18年前孕育京生的时候，张芳同样面临挣扎。京生在腹中一度停止生长，头围小于正常胎儿，医生们劝张芳放弃孩子，而且提醒她放射事故可能给孩子带来后遗症。但她始终不忍心，也想给丈夫张有昌留下骨血。
京生刚出生时，只有四斤重，头发稀疏，吃奶时吸吮力也弱。张芳一人抚养着体弱多病的婴儿，生活陷入困境。
京生满八个月时，肇事放射源的所有方忻州市科委、放射源所在地忻州环境监测站和迁源责任方太原中国辐射防护院仍然没有任何赔偿表示。眼看要过为期一年的诉讼时效，请不起律师的张丑寅，自己把这三家单位告上了法庭。
1997年，一审判决终于下来了，三家被告应赔偿合计近78万元，其中张芳和张京生获得赔偿款共32万元。
第二年，历经三家被告上诉等系列波折后，二审判决下达，明晰了三家被告的责任比例，数额没有变动。
二审判决后的三年中，张芳多次生病致体弱无法工作，此时她没有任何生活来源，赔偿款也没有落实一分钱。
2000年前后，张丑寅带着女儿和年幼的外孙女，踏遍了各个单位的大门，三个人还曾因堵住机关大门被送进收容所呆了两夜。在多方努力下，他们拿到了省里关于落实赔偿的批文，但批文在地方上仿佛不起效力。
2002年，在放射事故发生近十年之后，忻州市科委终于松口，答应“先给付80%的赔偿款”。之后几年间，张芳陆续拿到了几笔赔偿款，但索偿的同时也需要多方打点。“这其中的许多事情我们也不想再提了，反正最后就拿到了20多万。”张芳无奈地说。
她更担心女儿京生的智力发育。京生八岁上小学，在学校里第一次感到自己与其他孩子的不同。她功课经常不及格，尤其是数学，哪怕对着作业本思考很久，也无法进行两位数以上的加减法。京生坚持上完了初中，虽然大部分时间并不能听懂老师们在讲些什么。
辐射安全所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发表于2010年第五期《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的论文显示，推算京生当年受到辐射的生物剂量为1.85戈雷，宫内受照没有影响她出生后的体格发育，但对其智力发育有严重影响。根据中国修订的韦氏儿童智力量表，京生的全量表智商仅为46，低于99.9%的人群。
如今，京生已经长得和母亲一样高。曾经有美容院的老板招她去做学徒，“京京形象好，同事和客人都喜欢她。”张芳说，“可她不会卖产品，一涉及到数字就不行。”
张丑寅经常算账，多年前定出的赔偿标准今天看来实在太低。“忻州去北京的硬座火车1992年是19块，现在是72块，这中间涨了多少倍？”张丑寅说。同为辐射受照者，他自己的身体也渐渐垮下去，早早地牙齿脱落，腰酸背疼。
京生是农村户口，没有低保，暂时也找不到工作。握着北医三院出具的智商鉴定书，张芳非常犹豫，要不要给京生办一个伤残证，这样女儿或许能在福利部门谋一份工作。“可是京京一个女孩子，很快要成家，办了智商有问题的证明，谁还会喜欢她呢？”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作者：崔筝
2011年3月22日星期二
洗脑工作是着着实实的从娃娃抓起了以外，其他都是在扯淡。http://ping.fm/uyLWJ记得《肖申克的救赎》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这些围墙很有趣的。开始，你恨它们；接着，你适应了它们； 日子久了，你开始依赖它们。那就是被制度化了...”。现在看来真是意味深长...
诚 然，现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网络，网络生活的同时更是避免不了撞墙。GFW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必然，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每天发生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而最可怕的是这些事情出来后那13亿张嘴。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多么难以控制的一个场面。所以，领导层想出主意，要从源头把控好，这这样总比以后去控制那 些嘴要好办的多。于是，GFW有了，方滨兴火了。
GFW 很强大么？真正了解网络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么一点，在网络世界里，没有任何障碍是用技术攻破不了的。无论是VPN，ssh还是自由门、赛风、puff等等， 基本都是以一种傻瓜的模式教会你怎样去翻越GFW。总之就想给你传达一句话，翻墙很简单，关键你有没有一颗翻越的心。但是，问题出来了。为什么翻墙的人少 之又少，大家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每天在翻墙，有多少人每天去运用web2.0时代的优秀服务去方便自己日常的学习与生活。我想答案也明了，没有多少。当然， 每天玩twitter、Facebook、YouTube的人也大有人在，但还是那句话，放到十三亿这个数字面前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 况呢，为什么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高速发展的，与世界是快速接轨的，可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却与世界如此的脱轨呢？
教 育，教育很关键。听腻了什么什么要从娃娃抓起这类的言语，在我看来，除了洗脑工作是着着实实的从娃娃抓起了以外，其他都是在扯淡。以前不想总提“洗脑”这 个词，总感觉这个词属于邪教所专有，但是现在我每天也不断的深思为何我们这一带人被洗脑的如此严重。在我的印象中，翻开从小到大的所学过的历史课本，几乎 找不到一个词是对统治阶级不利的，正视历史他们长挂在嘴边，但他们内心深处又害怕让后人知道历史。所以掩盖、修改、删除，各种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能在 每个人心中建起一面坚固的墙，也就是铸就了自己的历史丰碑。中国的教育在提倡育人的同时也在愚人。
现在的舆论都是操纵出来的，民意都是制作出来的。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都能成为可能。而你需要做的也只是在惊奇过后默默的接受事实，不要想着去问为什么。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更神奇的是你根本没有问为什么的权利，而他们也理所应当的没有 给你解答的义务。这种现状对于想要了解真相的人们始终悲哀，有的人对这样的现实低下了头，有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一些反抗。而最让人悲哀的是，相当大的一 部分人都不愿去了解真相，报道出来的是什么就深信不疑，从不相信国家会欺骗百姓，从不认为领导会迫害群众。不得不承认长达十多年的洗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 有目共睹的。身边的人在漠视自己应该去表态的一些事。大学生，应该代表一国先进思想的群体，现在都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每天游戏、聊天、上网闲逛。什么都 不去关心、不去参与，似乎每个人都在尽情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四年悠闲时光，真真正正的去体验了一下与世无争的生活，在别人给你内心筑好墙以后，自己还在一点 一点的把它加固。有的事再也不会发生，那一带热血青年已经成为了历史，而现在这一带，不要去奢望他们去做些什么，就连说话都不敢，只要不打扰到他们的生 活，只要不把校内网封了、只要不把游戏服务器关了就一切都好说。呵呵~多么讽刺啊，甚至有点冷幽默的意味。总之，这就是当代青年人的现状。
当 然，现在的中国也有很多有思想有理念的好青年，不对操蛋的现实低头，敢于跟河蟹say FUCK！于是，翻墙成了我们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与其说翻越GFW，不如说是翻越了自己内心的那面墙。很多时候人都是被自己所击倒，觉得自己就应该安安 分分的去过日子，每天的杯具餐具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行。于是，小偷越来越多、盗贼越来越猖狂、领导越来越腐败、潜规则越来越上的了台面、GFW越来越威 武。只想说，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入手，试着去了解一些东西，那些都是你该知道的，没有人应该去剥夺你的知情权。去翻越GFW，去翻越心中那面墙，因为它们 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来源：ava182gugu
诚 然，现在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网络，网络生活的同时更是避免不了撞墙。GFW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必然，在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每天发生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事情， 而最可怕的是这些事情出来后那13亿张嘴。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多么难以控制的一个场面。所以，领导层想出主意，要从源头把控好，这这样总比以后去控制那 些嘴要好办的多。于是，GFW有了，方滨兴火了。
GFW 很强大么？真正了解网络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么一点，在网络世界里，没有任何障碍是用技术攻破不了的。无论是VPN，ssh还是自由门、赛风、puff等等， 基本都是以一种傻瓜的模式教会你怎样去翻越GFW。总之就想给你传达一句话，翻墙很简单，关键你有没有一颗翻越的心。但是，问题出来了。为什么翻墙的人少 之又少，大家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每天在翻墙，有多少人每天去运用web2.0时代的优秀服务去方便自己日常的学习与生活。我想答案也明了，没有多少。当然， 每天玩twitter、Facebook、YouTube的人也大有人在，但还是那句话，放到十三亿这个数字面前简直就是微不足道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 况呢，为什么中国在外国人眼中是高速发展的，与世界是快速接轨的，可生活在这个国度里面的子民却与世界如此的脱轨呢？
教 育，教育很关键。听腻了什么什么要从娃娃抓起这类的言语，在我看来，除了洗脑工作是着着实实的从娃娃抓起了以外，其他都是在扯淡。以前不想总提“洗脑”这 个词，总感觉这个词属于邪教所专有，但是现在我每天也不断的深思为何我们这一带人被洗脑的如此严重。在我的印象中，翻开从小到大的所学过的历史课本，几乎 找不到一个词是对统治阶级不利的，正视历史他们长挂在嘴边，但他们内心深处又害怕让后人知道历史。所以掩盖、修改、删除，各种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能在 每个人心中建起一面坚固的墙，也就是铸就了自己的历史丰碑。中国的教育在提倡育人的同时也在愚人。
现在的舆论都是操纵出来的，民意都是制作出来的。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都能成为可能。而你需要做的也只是在惊奇过后默默的接受事实，不要想着去问为什么。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更神奇的是你根本没有问为什么的权利，而他们也理所应当的没有 给你解答的义务。这种现状对于想要了解真相的人们始终悲哀，有的人对这样的现实低下了头，有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作出一些反抗。而最让人悲哀的是，相当大的一 部分人都不愿去了解真相，报道出来的是什么就深信不疑，从不相信国家会欺骗百姓，从不认为领导会迫害群众。不得不承认长达十多年的洗脑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 有目共睹的。身边的人在漠视自己应该去表态的一些事。大学生，应该代表一国先进思想的群体，现在都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每天游戏、聊天、上网闲逛。什么都 不去关心、不去参与，似乎每个人都在尽情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四年悠闲时光，真真正正的去体验了一下与世无争的生活，在别人给你内心筑好墙以后，自己还在一点 一点的把它加固。有的事再也不会发生，那一带热血青年已经成为了历史，而现在这一带，不要去奢望他们去做些什么，就连说话都不敢，只要不打扰到他们的生 活，只要不把校内网封了、只要不把游戏服务器关了就一切都好说。呵呵~多么讽刺啊，甚至有点冷幽默的意味。总之，这就是当代青年人的现状。
当 然，现在的中国也有很多有思想有理念的好青年，不对操蛋的现实低头，敢于跟河蟹say FUCK！于是，翻墙成了我们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与其说翻越GFW，不如说是翻越了自己内心的那面墙。很多时候人都是被自己所击倒，觉得自己就应该安安 分分的去过日子，每天的杯具餐具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就行。于是，小偷越来越多、盗贼越来越猖狂、领导越来越腐败、潜规则越来越上的了台面、GFW越来越威 武。只想说，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入手，试着去了解一些东西，那些都是你该知道的，没有人应该去剥夺你的知情权。去翻越GFW，去翻越心中那面墙，因为它们 本来就不应该存在。
来源：ava182gugu
2011年3月19日星期六
http://ping.fm/w0oKv中国大陆的教科书，总是在教育人民，蒋介石统治时期腐败透顶，特别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称之为“贪腐”代表。但人们在检视历史真相的时候，结论并非如此。
检视历史真相，有许多方法。比如参观历史遗迹就是方法之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南京总统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观去处。
老南京都知道，总统府在汉府街。如今，门牌号码是长江路292号。
环顾四周，许多高楼拔地而起，总统府显得非常寒酸。好在道旁的林荫树还保存完好。此处对于大陆人来说，即使没来过南京也绝不陌生。使它闻名中外的是一张拍摄于1949年4月24日的照片，总统府门楼上站着一群士兵，红旗在蓝天下飘扬。翻开毛泽东诗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配有照片，必定是这张。大门上“总统府”几个字在1960年代被铲掉了，如今又补了回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以及下属的行政院、参谋本部和主计处在这里办公。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第16师团部盘踞于此。汪精卫伪政权的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等都设在院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大院中路；东花园里有社会部、地政部、水利部和侨务委员会；西花园有主计处、军令部、总统府军务局、首都卫戍总司令部。这么多机构挤在这个院子里，说明当时的机构比较精简，吃皇粮的官员不多。
如今政府机构臃肿，恐怕连其中的一个机构也放不下。
走进总统府大门，眼前是数十米的笔直走廊，两侧有礼堂、外宾接待室、总统休息厅及参事处、文官处等。走廊尽头，后院里有栋西式楼房，以林森的号命名为“子超楼”。别看貌不起眼，当年是国民政府的中枢，总统办公室就在楼内。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二楼119，副总统李宗仁在对面118房间办公。据说，李宗仁看见蒋介石就躲，极少来上班，而蒋委员长则天天报到，从不缺席。1949年蒋介石下野之后，李代总统才经常来总统府，依然在老屋子里上班，从来没有坐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去。蒋介石的办公室只有30多平米，靠墙几个文件柜，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所用家具极为普通，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副科长的办公室阔气，办公面积也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
蒋介石上班的“子超楼”办公楼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电梯，嘎嘎作响，恐怕很少有人敢乘坐。1940年代末期，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已经相当先进了。据说，蒋介石从来不坐电梯，走上走下。电梯是给来访的老先生们准备的。三楼会议厅，在这里召开过许多次重要的国务会议。会议桌上摆放着普通的兰花茶杯，墙上挂着孙中山写的横幅“推心置腹”。在大会议室，墙上交叉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下，挂着他手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孙中山毕生的理想。
在教科书的教育下，大陆人的思维定式中，国民党四大家族贪赃枉法几成定论。只要提到蒋介石政权，头脑中第一个印象就是贪污腐败，铺张浪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吸血鬼，没有一个好东西。看到蒋介石的办公室之后，这一指责站不住了。在历史遗迹面前，一目了然，想骗也骗不下去了。假若人们思维更开阔一点，将之与当今一个乡政府的官衙进行比较，问题就更大了。
当然有人说时代在进步，但乡政府比总统府进步到豪华无比的程度，就无法解释。
若说进步，早在1980年代，台湾比大陆进步得多，就是现在，台湾的国民所得也是大陆的数倍。蒋经国去世以后，他在台北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设备家具之简陋令所有参观者感动。现在，蒋家第四代已经完全退出政坛，他们需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谋生。对于蒋家的一些孤寡老人，台湾政府不得不定期给予一些补贴。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随着时间消逝，指责蒋介石本人及其家族贪污腐败的声音，已不大听得到了。
早在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最终，是陈伯达在内战中完成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这种说辞，系完全捏造，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关于当时四大家族的财产，历史上有记载的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 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它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而这些，又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都是猜测和估计之辞，没有半点具体的证据。
二，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有载：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但是，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
三，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介石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那么，四大家族的“腐败”，到底真相如何？事实可以为证。
先看蒋家。蒋介石的清廉已有了结论，那么就看其妻宋美龄。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外甥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而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现南京路）附近。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实际上，宋美龄借住的纽约长岛住宅，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该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苏联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素来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蒋方良在1992年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回答说，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再看陈家。四大家族中的“陈”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他们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情报，是CC派的头。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千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在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时，请求出国，并找孔祥熙借了两万美金，在纽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夫妻俩自己动手，喂食、捡蛋、清理鸡粪。还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陈立夫在家中自制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亲自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火灾几乎烧光了他全部的劳动成果。陈立夫毫不气馁，重头再来。他一面养鸡，一面研究传统道德，著书立说，直到1969年才再度回到台湾；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2001年2月8日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他曾开玩笑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本家把我列入四大家族（四大家族这个名词是陈伯达发明的）。如果我那么有钱，还用得着到纽泽西养鸡吗？！”
三看宋家。宋家比孔家和蒋陈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随着二位老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绝不可能作假。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20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20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和当前被揭露出的一些大陆高官的财富相比，却不成比例。
四看孔家。实际说起来，孔家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20年；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从后世看来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时间。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9.18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8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几年，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而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耗款上亿）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而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有人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了解到这些真是事实后，大陆人还能相信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吗？！
检视历史真相，有许多方法。比如参观历史遗迹就是方法之一。蒋介石统治时期的历史遗迹，南京总统府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观去处。
老南京都知道，总统府在汉府街。如今，门牌号码是长江路292号。
环顾四周，许多高楼拔地而起，总统府显得非常寒酸。好在道旁的林荫树还保存完好。此处对于大陆人来说，即使没来过南京也绝不陌生。使它闻名中外的是一张拍摄于1949年4月24日的照片，总统府门楼上站着一群士兵，红旗在蓝天下飘扬。翻开毛泽东诗集，《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如配有照片，必定是这张。大门上“总统府”几个字在1960年代被铲掉了，如今又补了回去。
1927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主持的国民政府以及下属的行政院、参谋本部和主计处在这里办公。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日军第16师团部盘踞于此。汪精卫伪政权的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和考试院等都设在院内。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国民政府居于大院中路；东花园里有社会部、地政部、水利部和侨务委员会；西花园有主计处、军令部、总统府军务局、首都卫戍总司令部。这么多机构挤在这个院子里，说明当时的机构比较精简，吃皇粮的官员不多。
如今政府机构臃肿，恐怕连其中的一个机构也放不下。
走进总统府大门，眼前是数十米的笔直走廊，两侧有礼堂、外宾接待室、总统休息厅及参事处、文官处等。走廊尽头，后院里有栋西式楼房，以林森的号命名为“子超楼”。别看貌不起眼，当年是国民政府的中枢，总统办公室就在楼内。
蒋介石的办公室在二楼119，副总统李宗仁在对面118房间办公。据说，李宗仁看见蒋介石就躲，极少来上班，而蒋委员长则天天报到，从不缺席。1949年蒋介石下野之后，李代总统才经常来总统府，依然在老屋子里上班，从来没有坐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去。蒋介石的办公室只有30多平米，靠墙几个文件柜，一张办公桌，几把椅子，所用家具极为普通，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副科长的办公室阔气，办公面积也远不如当今一个政府部门的科长。
蒋介石上班的“子超楼”办公楼只有一部老掉牙的电梯，嘎嘎作响，恐怕很少有人敢乘坐。1940年代末期，上海国际饭店的电梯已经相当先进了。据说，蒋介石从来不坐电梯，走上走下。电梯是给来访的老先生们准备的。三楼会议厅，在这里召开过许多次重要的国务会议。会议桌上摆放着普通的兰花茶杯，墙上挂着孙中山写的横幅“推心置腹”。在大会议室，墙上交叉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孙中山先生的照片下，挂着他手书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是孙中山毕生的理想。
在教科书的教育下，大陆人的思维定式中，国民党四大家族贪赃枉法几成定论。只要提到蒋介石政权，头脑中第一个印象就是贪污腐败，铺张浪费。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人民公敌，吸血鬼，没有一个好东西。看到蒋介石的办公室之后，这一指责站不住了。在历史遗迹面前，一目了然，想骗也骗不下去了。假若人们思维更开阔一点，将之与当今一个乡政府的官衙进行比较，问题就更大了。
当然有人说时代在进步，但乡政府比总统府进步到豪华无比的程度，就无法解释。
若说进步，早在1980年代，台湾比大陆进步得多，就是现在，台湾的国民所得也是大陆的数倍。蒋经国去世以后，他在台北的故居已经对外开放。设备家具之简陋令所有参观者感动。现在，蒋家第四代已经完全退出政坛，他们需靠自己努力工作才能谋生。对于蒋家的一些孤寡老人，台湾政府不得不定期给予一些补贴。蒋介石活着的时候，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随着时间消逝，指责蒋介石本人及其家族贪污腐败的声音，已不大听得到了。
早在1923年，瞿秋白在《前锋》杂志上发表《论中国之资产阶级的发展》，明确提出几大家族控制当时的官僚资本。所谓官僚资本通俗来说就是国家统治者利用国家政权把一些国有企业非法占为已有，也就说利用权力控制国家的大部分经济实体。最终，是陈伯达在内战中完成他的《中国四大家族》一文，提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聚民财入私囊，并估算这四个家族有200多亿美元的财产。这种说辞，系完全捏造，因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总共向中国提供了16．2亿美元的租借物资，200多亿美元从哪儿来？！
关于当时四大家族的财产，历史上有记载的大概有这么几种：
一， 1934年12月26日《江南正报》曾刊文称：国府要人之财产多系秘密，而就可调查之范围内调查，则诸要人在本埠所有财产估计为，蒋介石1300万元，宋美龄3500万元，宋子文3500万元，孔祥熙1800万元，孙科4000万元，张静江3000万元。其它要人在上海各中外银行存款及不动产，据中国银行调查，约有5亿元，其不动产及公司多用其亲戚名义购置，故实款无法详确云。而这些，又是当时左翼报纸常见的文章，类似这种文章都是猜测和估计之辞，没有半点具体的证据。
二，1939年10月17日，日本特务机关对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情况所作之调查报告，名为《登集团特报丙第一号——政府要人上海外国银行预金(存款)调查表》有载：蒋介石6639万元(按当时法币与美元的兑换价，约合809万美元，下同)；宋美龄3094万元(377万美元)，宋子文5230万元(637万美元)，孔祥熙5214万元(635万美元)，宋霭龄1200万元(146万美元)，陈立夫2400万元(292万美元)，这些存款均存在当时在上海开业的外国银行，如花旗、麦加利、大通、友邦、运通、汇丰、荷兰银行等。但是，这也是日本战前常见的攻击国民政府的老一套资料，类似的材料多如牛毛，曾经大量提供给汪伪用来攻击国民政府。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相关的资料证明。
三，国民政府在大陆的败退，使得当时的美国民众对杜鲁门政府的政策失误非常不满，杜鲁门政府为了推卸责任，就一股脑的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说是其败退都是自身腐败贪污所致。其实，国民政府早在1925年就有了一整套成体系的制度，宋子文在1925年到1949年期间曾经有过数次和外国列强的谈判，签订的协议都在千万美元以上。这些回去以后都一五一十的向当时的中央进行汇报。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始终存在大量的有实权的反对派的监督，为此蒋介石曾经三次下野。这些借款的使用情况，都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控制，即使蒋介石也无法随意使用。这些在著名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有详细的大量资料证明。
那么，四大家族的“腐败”，到底真相如何？事实可以为证。
先看蒋家。蒋介石的清廉已有了结论，那么就看其妻宋美龄。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自1991年赴纽约定居后，只有一次问起外甥孔令仪：“钱够用吗？”孔令仪回答说，放心，够用的，此后宋美龄再也没有过问金钱之事。宋美龄初时与小外甥女孔令伟同住长岛孔家老宅蝗虫谷，房子是大姊宋霭龄、孔祥熙夫妇买的；孔令伟1994年过世后，因长岛住宅太偏僻，冬天下雪不方便，孔令仪便劝宋美龄搬往曼哈顿住，但所住公寓为孔令仪大弟令侃名下所有，因此宋美龄在纽约并无房产。而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霞飞路（现南京路）附近。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
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实际上，宋美龄借住的纽约长岛住宅，在几十年前由孔家购买时还是非常便宜的。该孔宅1998年被拍卖，也不过卖了3百万美元。
蒋方良是蒋经国的夫人，也是蒋家第二代最后谢世的人。1978年3月21日，蒋经国继承蒋氏大统后，蒋方良从当年的副厂长夫人，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但是在生活上，蒋方良一直保持着低调，她鲜少在媒体露面，台湾百姓对她极为陌生。她与一位平凡无怨的主妇毫无不同，当丈夫经常加班或出差时，她只管把家庭照料好，虽有佣人，却常亲自动手洗窗帘。蒋方良和蒋经国一样，生活上不改当年在苏联乌拉山区的简朴习惯。1988年1月13日，她陪伴了53年的丈夫蒋经国永远离开了她。在蒋经国去世后的岁月蒋方良的生活更为不堪。由于蒋经国素来清廉，素来没有什么积蓄。她仅仅靠蒋经国死前补发的20个月的俸额115.2万元台币为生。经济的拮据使之欲往美国散心和回白俄罗斯探亲都不能成行。
蒋方良在1992年接见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正、副市长时，二位市长邀请她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回答说，自己现在没有钱，所以没法回去，这让二位市长惊叹不已。
再看陈家。四大家族中的“陈”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他们主持国民党的党务和特务情报，是CC派的头。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千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1951年8月28日死去，终年只有60岁。陈立夫在1950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时，请求出国，并找孔祥熙借了两万美金，在纽泽西州办了一个养鸡场。夫妻俩自己动手，喂食、捡蛋、清理鸡粪。还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陈立夫在家中自制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亲自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场火灾几乎烧光了他全部的劳动成果。陈立夫毫不气馁，重头再来。他一面养鸡，一面研究传统道德，著书立说，直到1969年才再度回到台湾；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2001年2月8日在台中病逝，享年101岁。
他曾开玩笑说：“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本家把我列入四大家族（四大家族这个名词是陈伯达发明的）。如果我那么有钱，还用得着到纽泽西养鸡吗？！”
三看宋家。宋家比孔家和蒋陈二家都要好一些，主要宋子文和孔祥熙原本都是商人出身。宋子文还算一个外交家，孔祥熙则是单纯的商人。宋子文去世以后，他的家属曾把他们保存的宋子文的58箱的档案，都捐给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由于当时宋美龄，蒋方良等人还没有去世，宋家要求其中17箱的机密文件保密十年，禁止民间人士阅读。随着二位老人的去世，这些资料为美国方面全面解密。资料中包括：1941年宋子文手书个人财产清单、1949年宋子文开列其在中国大陆被没收的个人房屋地产清单、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子文自列个人财产记录和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宋子文的每份财产报表都有美国会计师的签名，在美国，会计制度极为严格，这种签名非常严谨，绝不可能作假。从遗产分割书来看，1971年宋子文去世时，他的非固定财产只有100多万美元，加上经过20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20年内美国房价升值大约7到8倍），除去税收以后不过400多万美元。虽然按照当时的汇率来说也能算是一个不错的富人，但和当前被揭露出的一些大陆高官的财富相比，却不成比例。
四看孔家。实际说起来，孔家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20年；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从后世看来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时间。
1933年4月6日，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国库收入约为1500余万元，而每月支出账面数字就为2200万元，其中军费一项为1800万元，每月赤字就达700万元。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9.18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10月29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得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8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此时，国家财政形式艰难到了无以形容的局面。由于抗战开始几年，中国华北、东南广大地区相继沦陷，中国海岸线被日军全面封锁，沿海重要城市也大多被日军占领，占战前财政总收入90％以上的关税、盐税、统税和烟酒税的税源大部丧失。而国民政府此时要维持一支400万的军队，还有数以千万的逃往大后方的中国难民和大小的政府机关的职员，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局面。孔祥熙为此建立了一整套战时经济制度，虽然到了后期普通老百姓生活非常痛苦，法币也几乎成为废纸，但是中国的经济在抗战中始终没有垮掉。中国几百万军队虽然粮饷不足，但是仍然始终保持必须的供应，以保证其可以继续作战。到了1944年由于孔祥熙几次强烈要求美国政府立即支付美军在华费用的垫款问题（当时美军在华建设了几十个机场，费用都由国民政府垫付，耗款上亿）和希望美国加大援华力度，引起美方人员的厌恶。后在1944年，要求蒋介石让孔下台。孔于1945年辞职，从此不问政治。1947年秋，孔夫人宋霭龄在美病重，孔祥熙赴美照顾，就此在美国居住十多年之久。
而孔祥熙早在1915年就通过获得壳牌石油的山西代理权，赚取了巨额的财产。之后又涉足上海的股票期货界，收入也颇丰。在1925年之前孔家已经当时全国有名的大富豪。而他担任公职的时均是国民政府经济最为困难的期间，各国援助抗战的资金都是杯水车薪。孔就算有心贪污受贿恐怕也找不出这份钱来。1945年滇缅路开通，美国开始加大援华力度的时候，孔已经下台，根本没有大额贪污的机会。
有人诬陷孔祥熙贪污了7.5亿美元。在孔祥熙强烈要求下，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用了很长时间的调查以后，公布了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资料统计了在美全部华人的资产。最终，所有华人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美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由于美国金融界有保护每个储户隐私的法律和传统，所以当时没有透露具体每个储户的财产数。不过，这5000万的存款中当然包括孔祥熙，不管孔家占5000万中的多少比例，都说明其绝对称不上巨富。……
了解到这些真是事实后，大陆人还能相信政治和历史教科书吗？！
2011年3月13日星期日
我活到三十多岁才真正理解董存瑞为什么要炸碉堡！http://ping.fm/cXooo
在中国，至少是在大陆地区，董存瑞炸碉堡这个战例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董存瑞同志牺牲之后，上级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比较鲜为人知的事情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董存瑞牺牲时很年轻，年仅19岁，搁在现在可能还是大一新生呢。第二个事情，董存瑞生前已经结婚了，他的爱人比他大三岁，他是16岁结婚的。
那么，我有一个疑问，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一个新婚不到三年的丈夫，为什么愿意在战斗中舍弃自己的生命，来舍生炸碉堡呢？
说老实话，我以前是无法理解的。碉堡那么难炸，可以不炸嘛。或者当逃兵？回家跟老婆过日子，生个小孩，平静地过完一生，不也挺好的吗？
但董存瑞还是炸了碉堡，他把生的希望给了战友，他用年仅19岁的生命，书写了他对信仰，以及对信念的理解。
是什么支撑他这么做的呢？
以前的解释有好几个，一个说是为了保护战友，因为他炸掉的这个碉堡是一个火力支撑点，配备了机枪，假如不炸掉，主攻方向就会暴露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之下，部队会遇到巨大的伤亡。
还有一个解释，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
说老实话，事业这个词是需要理解的。我们经常说为了什么什么事业奋斗终身，没看谁说为了什么工作奋斗终身的。
那么什么是事业呢？这个肯定不能等同于工作，这年头，找个混碗吃的工作，还是没啥大问题的。
董存瑞也可以找份工作混下去，他的老家是察哈尔省南山堡，结合他从小就结了婚，家里能给他找到媳妇这个情况看，家里的经济情况应该不至于赤贫，至少能吃饱饭。没见过谁家能一贫如洗，还能娶上媳妇的。
既然如此，年仅19岁，能吃上一口饱饭，能娶上媳妇的董存瑞，为什么要炸碉堡呢？
为什么呢？
这个谜团一直旋绕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人生阅历丰富了很多，对很多东西多了自己的理解，才慢慢想明白这个事情。
他愿意舍身炸碉堡的原因，在我看来，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绝望！
他对当时的社会绝望了，他对国民党绝望了……
当时的国民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权贵资本主义大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无着。
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相关的史学研究很充分，我就不废话多介绍了。我就想泛泛说说当时权贵资本主义有多么可怕。当时大资本家，基本上都和官员有裙带关系，否则生意没法做。甚至在上海，囤积商品投机倒把最厉害的，就是当时孔祥熙的公子。
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不是将为民谋福祉放在首位，而是利用职权来敛财，你说，这个政权让不让人绝望？
第二个，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当时的物价飞涨，年轻人赚点钱还没法很好的改善生活。想要活得好，要么你去做官，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要么投靠权贵做生意。
也就是说，要么你进入这个官僚体系，成为他们的一员，跟着他们欺压民众。要么你投靠这个体系，否则，你的一生绝无任何其他的成功通道。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如你发现你这一辈子不管怎么奋斗，都要被国民党反动派剥削，身无片瓦，食不果腹，官员想怎么欺压你都行，你想靠劳动赚钱？门都没有。
你会怎么办？假如你发现你不管怎么奋斗，你也买不起房子，也没买不到车，你的孩子没法读书，你会怎么办？
很简单，你会绝望。
第三个，权力的寻租，以及利益阶层的固化。
这个问题也很好理解，你想当官？假如你是宋美龄的亲戚，或者是何应钦的远亲，那就一切好办。
如果你投错了胎，只是一个平凡的百姓，那完了，你这辈子在社会上混，无论如何也很难成为精英人士的。
当时有一句很好笑的话，说阎锡山主要用五台人，“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指做军官）”。这个就是典型的利益阶层固化，官官勾结，你安排我的儿子去当师长，我安排你的女儿去当教育局长。哪怕是你的儿子年纪小，才二十多，没问题，能力不行可以慢慢来嘛，先当个县长锻炼锻炼再说。
假如你知道，你这一生无论如何，你也打不进去这个圈子，非但你打不进去，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孙子的孙子，世世代代都要被这帮官僚阶层奴役，被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你会不会绝望？
你肯定会绝望！
第四点，物价飞涨
这个大家都了解，我就不罗嗦了。当时物价涨得，据说发了工资要赶紧买东西，比如大蒜啊、生姜啊、苹果啊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不然第二天价格很可能要又要涨。
当时甚至达到了商不如屯的境地。
那个物价涨得，票子都发毛，家家都悄悄囤积黄金或银元。国民政府呢？开足马力印钞票，通过这种方式来洗劫老百姓的财富。
所以，以上四点都让人绝望，也都让董存瑞这种人绝望。
打个比喻，假如你是董存瑞，现在我给你一个炸药包，告诉你：你这辈子，因为你爹不是大官，所以你没法做生意，也没法好好活着，那些权贵会一直欺压你，欺压你一辈子。甚至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孙子的儿子，你孙子的孙子，还会被这些权贵的儿子，他们的孙子，他们孙子的儿子，他们的孙子的孙子继续欺压。
你这一生会很黯淡无光，你穷其努力，也养活不了家人，没法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没住的地方，没足够的食物，没穿的。当官的想杀你就杀你，想征你的税就征税，想怎么折腾你就怎么折腾你，折腾完了，还不许你折腾。
我想请问，假如你活在那个年代，面对这样的国民政府，面对这样的国民党反动派，假如你是董存瑞，你看着炸药包，你会怎么办？
我不是董存瑞，我也不可能知道董存瑞烈士生前的确切想法，他的英魂，他的精神，我想会激励我们这些后人的……
但我知道，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当时的面前有一个炸药包，或者有一支步枪，我会拿起武器，对那个国民党——那个世界上最流氓、最猥琐、最龌龊、最下流、最无耻、最万恶、最卑鄙、最他妈不要脸、最杀人不眨眼甚至杀自己人都不眨眼的国民党大喊一声：我去你妈的！
也就是这一句积压在老百姓心中，对未来的绝望，对这个政党的愤怒的——去你妈的，最终改变了很多很多东西……
无数个人头落地了。
轰隆一声巨响，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在三年不到的时间被瓦解，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王朝结束了……（民国时期的中国，一等人是洋大人，二等是官，所以连所谓的共和政体都谈不上，只是一个半封建王朝半殖民地国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董存瑞同志的功勋永垂不朽，他用生命去做了抗争，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他奋斗过！厮杀过！努力过！他和他的战友试图去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这一点而言，我个人很钦佩他！
以上是我对于董存瑞炸碉堡这一战例的分析和理解，请大家斧正！
在中国，至少是在大陆地区，董存瑞炸碉堡这个战例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年董存瑞同志牺牲之后，上级授予他战斗英雄称号。比较鲜为人知的事情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董存瑞牺牲时很年轻，年仅19岁，搁在现在可能还是大一新生呢。第二个事情，董存瑞生前已经结婚了，他的爱人比他大三岁，他是16岁结婚的。
那么，我有一个疑问，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一个新婚不到三年的丈夫，为什么愿意在战斗中舍弃自己的生命，来舍生炸碉堡呢？
说老实话，我以前是无法理解的。碉堡那么难炸，可以不炸嘛。或者当逃兵？回家跟老婆过日子，生个小孩，平静地过完一生，不也挺好的吗？
但董存瑞还是炸了碉堡，他把生的希望给了战友，他用年仅19岁的生命，书写了他对信仰，以及对信念的理解。
是什么支撑他这么做的呢？
以前的解释有好几个，一个说是为了保护战友，因为他炸掉的这个碉堡是一个火力支撑点，配备了机枪，假如不炸掉，主攻方向就会暴露在敌人的密集火力之下，部队会遇到巨大的伤亡。
还有一个解释，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
说老实话，事业这个词是需要理解的。我们经常说为了什么什么事业奋斗终身，没看谁说为了什么工作奋斗终身的。
那么什么是事业呢？这个肯定不能等同于工作，这年头，找个混碗吃的工作，还是没啥大问题的。
董存瑞也可以找份工作混下去，他的老家是察哈尔省南山堡，结合他从小就结了婚，家里能给他找到媳妇这个情况看，家里的经济情况应该不至于赤贫，至少能吃饱饭。没见过谁家能一贫如洗，还能娶上媳妇的。
既然如此，年仅19岁，能吃上一口饱饭，能娶上媳妇的董存瑞，为什么要炸碉堡呢？
为什么呢？
这个谜团一直旋绕在我的脑海里，直到人生阅历丰富了很多，对很多东西多了自己的理解，才慢慢想明白这个事情。
他愿意舍身炸碉堡的原因，在我看来，其实道理很简单，那就是————绝望！
他对当时的社会绝望了，他对国民党绝望了……
当时的国民党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权贵资本主义大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无着。
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相关的史学研究很充分，我就不废话多介绍了。我就想泛泛说说当时权贵资本主义有多么可怕。当时大资本家，基本上都和官员有裙带关系，否则生意没法做。甚至在上海，囤积商品投机倒把最厉害的，就是当时孔祥熙的公子。
如果一个国家的官员，不是将为民谋福祉放在首位，而是利用职权来敛财，你说，这个政权让不让人绝望？
第二个，年轻人看不到希望。
当时的物价飞涨，年轻人赚点钱还没法很好的改善生活。想要活得好，要么你去做官，投靠国民党反动派，要么投靠权贵做生意。
也就是说，要么你进入这个官僚体系，成为他们的一员，跟着他们欺压民众。要么你投靠这个体系，否则，你的一生绝无任何其他的成功通道。
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假如你发现你这一辈子不管怎么奋斗，都要被国民党反动派剥削，身无片瓦，食不果腹，官员想怎么欺压你都行，你想靠劳动赚钱？门都没有。
你会怎么办？假如你发现你不管怎么奋斗，你也买不起房子，也没买不到车，你的孩子没法读书，你会怎么办？
很简单，你会绝望。
第三个，权力的寻租，以及利益阶层的固化。
这个问题也很好理解，你想当官？假如你是宋美龄的亲戚，或者是何应钦的远亲，那就一切好办。
如果你投错了胎，只是一个平凡的百姓，那完了，你这辈子在社会上混，无论如何也很难成为精英人士的。
当时有一句很好笑的话，说阎锡山主要用五台人，“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指做军官）”。这个就是典型的利益阶层固化，官官勾结，你安排我的儿子去当师长，我安排你的女儿去当教育局长。哪怕是你的儿子年纪小，才二十多，没问题，能力不行可以慢慢来嘛，先当个县长锻炼锻炼再说。
假如你知道，你这一生无论如何，你也打不进去这个圈子，非但你打不进去，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孙子的孙子，世世代代都要被这帮官僚阶层奴役，被国民党反动派欺压，你会不会绝望？
你肯定会绝望！
第四点，物价飞涨
这个大家都了解，我就不罗嗦了。当时物价涨得，据说发了工资要赶紧买东西，比如大蒜啊、生姜啊、苹果啊之类的生活必需品，不然第二天价格很可能要又要涨。
当时甚至达到了商不如屯的境地。
那个物价涨得，票子都发毛，家家都悄悄囤积黄金或银元。国民政府呢？开足马力印钞票，通过这种方式来洗劫老百姓的财富。
所以，以上四点都让人绝望，也都让董存瑞这种人绝望。
打个比喻，假如你是董存瑞，现在我给你一个炸药包，告诉你：你这辈子，因为你爹不是大官，所以你没法做生意，也没法好好活着，那些权贵会一直欺压你，欺压你一辈子。甚至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孙子的儿子，你孙子的孙子，还会被这些权贵的儿子，他们的孙子，他们孙子的儿子，他们的孙子的孙子继续欺压。
你这一生会很黯淡无光，你穷其努力，也养活不了家人，没法让他们过上好日子，你没住的地方，没足够的食物，没穿的。当官的想杀你就杀你，想征你的税就征税，想怎么折腾你就怎么折腾你，折腾完了，还不许你折腾。
我想请问，假如你活在那个年代，面对这样的国民政府，面对这样的国民党反动派，假如你是董存瑞，你看着炸药包，你会怎么办？
我不是董存瑞，我也不可能知道董存瑞烈士生前的确切想法，他的英魂，他的精神，我想会激励我们这些后人的……
但我知道，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我当时的面前有一个炸药包，或者有一支步枪，我会拿起武器，对那个国民党——那个世界上最流氓、最猥琐、最龌龊、最下流、最无耻、最万恶、最卑鄙、最他妈不要脸、最杀人不眨眼甚至杀自己人都不眨眼的国民党大喊一声：我去你妈的！
也就是这一句积压在老百姓心中，对未来的绝望，对这个政党的愤怒的——去你妈的，最终改变了很多很多东西……
无数个人头落地了。
轰隆一声巨响，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在三年不到的时间被瓦解，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王朝结束了……（民国时期的中国，一等人是洋大人，二等是官，所以连所谓的共和政体都谈不上，只是一个半封建王朝半殖民地国家）
最后我想说的是，董存瑞同志的功勋永垂不朽，他用生命去做了抗争，他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他奋斗过！厮杀过！努力过！他和他的战友试图去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就这一点而言，我个人很钦佩他！
以上是我对于董存瑞炸碉堡这一战例的分析和理解，请大家斧正！
2011年3月11日星期五
疏忽建筑质量者是全民的敌人http://luo.bo/5690/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日本不例外，中国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糊涂，被媒体曝光后，我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把工作做得不恰当，有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一、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二、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抗震是“演习”出来的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
中国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人向我咨询日本人是怎么搞预防、灾后重建和防灾教育的。我说：“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乱花纳税人的钱，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潟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学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
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提前5分钟”行动吧！
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到刚刚发生的玉树大地震（里氏7.1级），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近年来，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2008年6月 14日早晨，位于东北地方的宫城县栗原市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2008年7月24日半夜，地点又是属于东北地方的岩手县沿海北部遭到了大地震，里氏 6.8级，大约107人受伤。
中日之间地震发生的状况及后果不能相提并论，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认知不同。我只是想跨越国界，从比较平常的角度，寻找能否推广一些实用的应对方法。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去了一趟四川。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果然很富庶，生活很舒适。我跟成都的朋友聊天，他们平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之前从没想过会发生地震等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什么准备也没做。我没去过青海，但去过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包括拉萨。我发现，藏族朋友的生活节奏特别缓慢，没那么富裕，但以自己的传统享受生活，对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也没有避险的意识。
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在“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状况下经营生活，接受了12年的防灾教育。2008年在岩手县发生两次大地震后，当地朋友相当冷静地跟我说：“天天都地震，那两次不过大一点。”从日本人的眼光上看，岩手县相当偏远，生活方式相当休闲。但与四川等地方“闲度”，还是无法对比的。
在家庭和学校里，日本人从小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和别人约会，必须提前5分钟到，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而在中国，不守时的情况非常多，迟到5分钟算不上失礼。我来到北京后，按原来习惯提前出发，提前到达，北京堵车无处不在，要考虑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最近越来越觉得早到只能吃亏，因为合作伙伴不把守时当回事儿。
不要小看约会早到5分钟，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把任何事情都做在前面，遇到问题时你才不会慌张。一个人总是迟到5分钟，你只能等着事情来了再想办法，那样自然会遇到不确定性。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随意性的因素太多，不利于提高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抗震救灾最终考验着的，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何增加忧患意识……国民素质教育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不过，我诚恳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用力推行“13亿中国人提前5分钟大运动”。在任何平常或非常的场合，倘若人人都能早到5分钟，都能从未发生的角度去考虑事情，会避免很多伤亡。
生命无小事。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栗原发生地震的那天晚上，我跟在伊豆生活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
日本国民对地震极为敏感，还是比较习惯“与地震打交道”的。“如何与自然和谐共处”，对任何时代或地区来说是个永恒课题。日本不例外，中国不例外。
日本政府对每一处建筑物制定了明确的抗震标准。倘若一个建筑不符合或不及格其标准，它不能存在。比如，建筑是最容易造成“政商勾结”的行业，假如平时给政治人物提供政治献金的建筑业老板，做的写字楼没达到抗震标准，政治人物又偷偷容忍了其失误，或故意装糊涂，被媒体曝光后，我100%相信，这届内阁要垮台了。
别说政治人物，在人口极端密集的东京，如果有建筑设计师把工作做得不恰当，有疏忽，就立刻会被媒体批评，他随后的生存环境就恶化到底，成为全民的敌人。天经地义，对生活在“地震大国”的日本国民来说，建筑有多大耐心是牵涉生死的大事。建筑无小事。媒体针对建筑的监督相当严格，其力度并不亚于针对政治人物丑闻或官僚腐败的批判。
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往往是天气预报，地震预报则是其中重要环节。2008年6月14日栗原发生地震前，日本地震局提前10秒做出了预警，并在公共电视台NHK中播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在地震预警上有两方面的特征：一、定期预警地震，虽有时不准或漏报，但整体上令人满意。据专家说，大的地震相对容易预测，小的比较困难；二、有了预警，还要及时向公众发布信息。比如栗原地震，从预警到播出只用6秒钟，这就要求地震部门和电视台配合非常默契。各大型公共场所都有专用的地震预报广播，比如大的商场超市，经常会播出“多少分钟后会发生×级地震，请大家迅速撤离”。所有日本人都很熟悉预警前固定的“提示音乐”。它与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此刻，人不可能不认真。
抗震是“演习”出来的
“预警”不过是冰山一角，更重要的是全民日常的安全教育。
中国玉树地震发生后，中国媒体人向我咨询日本人是怎么搞预防、灾后重建和防灾教育的。我说：“其实很简单，做防震教育不要印很多教材，乱花纳税人的钱，只要各学校能坚持要求全体师生做好实际的演习训练即可，投入很少，回报很多，对师生们的帮助却很大。”
日本的学校每个学期都必须搞一次避震演习。所有教师从学生时代起，就接受过很多次避震演习。因此，实际遇到地震时，他们知道该如何做，正确的步骤是什么。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12年下来，我们大概要接受30多次防灾训练，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灌输理论的教材。通过不断的演习，让我们明白了，在自然灾害发生时，人与人的协调与配合最为重要。
演习时，首先应立刻戴上安全头套。所谓安全头套，就是平时凳子上的坐垫，但经过特殊设计，在发生晃动时，立刻将它扣到脑袋上，以保护头部。然后迅速躲藏到安全的地方，等晃动停止后，在老师的统一带领和班长的积极引导下，迅速离开教室。在那样的紧急时刻，日本人对秩序的尊重发挥到了极致，它是潜移默化而根深蒂固，不是简单依靠理论或一次性灌输性教育获得的。
按政府规定，所有学校建筑物必须在楼外安装临时楼梯———非常楼梯，教室里要有紧急出口———非常口。哪个班走哪条线路，都事先规划好，以避免地震发生后出现拥堵、混乱、无序等状况，这样可以保证每个老师和学生都能迅速、安全地撤离。撤离后的师生，最后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学校操场或大广场等，按每一个班级排队，班长点名确认后，迅速汇报给班主任，班主任陆续汇报给副校长，副校长最后汇报给校长。
家庭对灾害的准备也极为重要。虽然父母很少告诉我遇到地震该怎么做，但从他们日常行为和生活方式中，早就了解到应该如何应对地震，真的发生，该怎么做。
重物一般不放在高处，而放在地上或柜子里。安装电灯要非常结实，需要定期确认，有问题就赶紧维修。家家都有“防灾袋”，我家每时每刻储备着两个防灾袋，里面的东西都很轻，以便一旦发生地震，拿起来就快跑。每个家庭防灾袋中的内容大同小异，其中的食物和水，都是能长时间储存的，水一般是易拉罐装，这样不容易变质。有的家还在防灾袋里放上肥皂等。
大地震发生后，灾民住帐篷的情况比较少，大家都是到附近学校的体育馆中避难。这样人员相对集中，容易得到救援，食物和水也比较容易发放。比如，2007年7月16日发生的新潟大地震，许多失去家的受害者们在体育馆中度过了1个多月。
日本有很多关于地震的博物馆、资料馆，教育机构让中小学生参观那些地方，告诉他们生命的宝贵、地震的历史、防震知识等。
我建议，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从小学开始，至少每学期进行一次防灾演习，至少要让学生知道假设发生地震，第一怎么做，要从哪儿出去等。现在，对中国百姓来说，地震已经不是陌生而遥远的概念了。
“提前5分钟”行动吧！
从两年前的汶川大地震（里氏8.0级），到刚刚发生的玉树大地震（里氏7.1级），时间流逝得如此之快。近年来，日本也发生了大地震，2008年6月 14日早晨，位于东北地方的宫城县栗原市发生了里氏7．2级地震；2008年7月24日半夜，地点又是属于东北地方的岩手县沿海北部遭到了大地震，里氏 6.8级，大约107人受伤。
中日之间地震发生的状况及后果不能相提并论，国情不同，历史不同，认知不同。我只是想跨越国界，从比较平常的角度，寻找能否推广一些实用的应对方法。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去了一趟四川。我发现，四川这个地方果然很富庶，生活很舒适。我跟成都的朋友聊天，他们平时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享受生活，之前从没想过会发生地震等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什么准备也没做。我没去过青海，但去过藏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包括拉萨。我发现，藏族朋友的生活节奏特别缓慢，没那么富裕，但以自己的传统享受生活，对牵涉生死的紧急事件，也没有避险的意识。
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我们从小到大都要在“地震随时有可能发生”的非常状况下经营生活，接受了12年的防灾教育。2008年在岩手县发生两次大地震后，当地朋友相当冷静地跟我说：“天天都地震，那两次不过大一点。”从日本人的眼光上看，岩手县相当偏远，生活方式相当休闲。但与四川等地方“闲度”，还是无法对比的。
在家庭和学校里，日本人从小接受这样一个教育：和别人约会，必须提前5分钟到，坐在那里等别人来。而在中国，不守时的情况非常多，迟到5分钟算不上失礼。我来到北京后，按原来习惯提前出发，提前到达，北京堵车无处不在，要考虑许多不确定因素。然而，最近越来越觉得早到只能吃亏，因为合作伙伴不把守时当回事儿。
不要小看约会早到5分钟，这其实就是一种态度：把任何事情都做在前面，遇到问题时你才不会慌张。一个人总是迟到5分钟，你只能等着事情来了再想办法，那样自然会遇到不确定性。很多外国人觉得中国很神秘，就是因为这种不确定性、随意性的因素太多，不利于提高中国人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抗震救灾最终考验着的，还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包括如何尊重他人，如何与他人和谐相处，如何增加忧患意识……国民素质教育不是一天能完成的。不过，我诚恳建议，中国有关部门认真考虑，用力推行“13亿中国人提前5分钟大运动”。在任何平常或非常的场合，倘若人人都能早到5分钟，都能从未发生的角度去考虑事情，会避免很多伤亡。
生命无小事。任何一个公民的伤亡都是国家大事，如果早做准备，就会挽救很多人的生命。对抗震这样极端紧张的事态来说，平时的积累极为重要。我做专业运动员时，教练每天都告诉我：“你在训练中做不到的事情，在比赛中也绝对做不到。”抗震救灾也是如此。
栗原发生地震的那天晚上，我跟在伊豆生活的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发生地震再正常不过，我们没有资格把它说成天灾。自然给人类赋予的恩惠太多，太多……重要的是尽量预防，减少灾后的损害。政府、媒体、国民都要全力配合，保持稳重。国民还是冷静的，不会引发什么动乱。东北地方的亲戚也没事，你不用担心。对了，四川怎么样？我更担心那边。日本政府应该好好把帐篷等物品提供给他们，参加救援……”
本文刊登于《新京报》2010年4月24日
2011年3月8日星期二
英国怎样开“两会”？ http://luo.bo/5522/ 依惯例，每年3月初，我国召开两会，意在“民意传达党中央”，十分热闹。同样的，英国每年也开“两会”，对比我们的总理站着讲2个多小时，民主国家之典范的英国又是怎样开“两会”的呢？
看中青报曹林的“两会快评”，总能让人有许多启发和联想。他今天的《大胆拍砖是对总理报告的最大尊重》，就是警示与会的代表委员要少点掌声多点思考，少点赞美多点质疑。文章在回应有人问“为何总理要站着讲2个多小时”时，作者说：这个不能省，这是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政治仪式，体现了政府由人大产生，必须“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个形式跟内容一样重要。读到这，我想起了英国每年开议会的情形。
每年10月或11月间，英国国会也有一个开幕仪式，主角是女王，是一个竭尽炫耀王权之能事的仪式，或者说它彰显的是国家主权。这个仪式年年重复，热闹不减。英国观众或者关注这个仪式的世界观众与中国人看“两会”开幕式一样，当然也会产生一种疲劳，但他们总是要等待一个冗长的过程，来瞅瞅一个异常精彩的一刻。
国会开幕仪式在正式开始前，上下议员们都各自在自己的议事厅里就座。在上议院，坐着的是穿着大红袍子，头戴灰白色带小卷卷的假发，这种不真实感竭力要表达的庄重，是表示他们有超越世俗的权力，他们不苟言笑，肃穆如初，等待女王来临。
下议院里却是另一番光景。这里简朴、拥挤。民选的下议院议员着现代服装，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套装套裙，一片现代、平民和世俗氛围。议长无所事事，首相一脸轻松，此刻他只是普通一员。
女王总是在爱丁堡公爵的陪同下，坐着镀金镶钻的皇家马车，马蹄得得，不迟不徐，在前往国会大厦的路上接受群众的欢呼，还有人一本正经地行着淑女的屈膝礼，恍如时光倒流。
到了西敏寺国会大厦，古代装扮的武士，站在高处，举起长长的喇叭，吹出一串女王凌驾的号音。女王一脸不置可否的表情，走到正中的皇位上落座，开幕仪式将在上议院举行。
女王从来不到下议院议事厅去。她没有权力去。1642年查理一世进入下议院逮捕了5名议员，造成了英国历史上王室和议会的最严重冲突。议会砍了国王的头，从此就禁止国王进入下议院。350多年来一致如此。但是，女王还得把下议院的议员召来，她要宣布她的治国方略，而议员们名义上还得为女王效力。
一位半是武士半是绅士模样的人，上议院最重要的“黑杖礼仪官”，右手持一根半米来长的黑色木棍，木棍顶端镶着金色的狮头。他得到女王示意后，神气地一个转身，郑重其事地一步步向下议院议事厅走去。这时，所有目光，直播的电视镜头都集中在“黑杖”身上，那精彩的一刻终于到了。
当“黑杖”严肃地走到下议院议事厅门口时，门里头250来个议员全都面对着大门，一脸嬉笑，一种平民特有的表情，好像在等待一个精彩的段子。“黑杖”迈着沉重的步子，眼看着就要到门口。这时，只见议事厅的两扇大门，从里到外缓缓移动，不迟不早，就在“黑杖”即将迈进的一瞬间，“哐当”一声合拢，差点碰了“黑杖”的鼻子。
“黑杖”关在门外，这一幕，寓意深远。只见吃了“闭门羹”的“黑杖”，举起了手中的木棍，用金色的狮头，三次砸在大门上一块专门的木块上，大门立即打开一个几寸见方的小门，小门上安装着细密的铁栅栏。后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扫视一眼“黑杖”的背后有无带来武装的士兵。在确定他只是上院派来的一个和平使者后，下院议事厅的大门才重新缓缓打开。
“黑杖”迈进一步，在地板上一条白线前站住。这也是“祖上的规矩”，王室和上院的任何人都不允许越过这条白线。“黑杖”抬起头来，礼貌十足地庄严宣布，女王陛下正在上议院等待她的议员们前往开会。
“黑杖”话毕，转身往回走。这时，“哄”的一声，身后的下议员们发出一阵笑声。大家这才起身，随着议上和首相，熙熙攘攘地前往上院。
到了上院开会的地方，却没有这250名议员的座位。这儿是上议院的地盘，在会场里，靠着大门，有一道低矮的栏杆，按规矩，下议员们绝不允许越过这道栏杆。现在，女王开读文告，上议院的假发长袍们端座恭听，而250个下议员却只能在栏杆外面站着听。现代英国最有实权、真正管理着这个国家的首相和阁员，也站在这群人里。难怪250多年前的伏尔泰看到也不免诧异：英国议会的民选议员们权力第一，却地位第二。
女王清晰地读着文告，一口一个“我的政府”将如何如何。而起草文告，真正掌握这个国家实权的，正是那些站着的首相和内阁成员。
世俗政府实权和仪式性的地位，在这儿分裂。抽象主权，传统王室尽管摆足威风，位高却权不重；民选代表，没有世袭爵位之民众，貌似恭敬却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下议院不客气地对待“黑杖”的礼仪表示，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受王室干涉。下议院议事厅地板上的白线和上议院的低矮栏杆，是英国政治游戏规则的象征。它们表示：权力必须划分，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遵从划分权力的契约，哪怕这份契约来自于500年前的传统。
英国人每年一次重复这个仪式。社会学家说：自从有了政治，仪式就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诸多仪式大多为显示强大、统一，而英国每年的议会开幕式，女王和国会却以这一丝不苟反复重演的仪式，表达互相都“把丑话说在前头“，互相传达遵守游戏规则的告诫和承诺。这就是英国人最高层次的“传统纪律教育”，这就是英国人的政治智慧。
看中青报曹林的“两会快评”，总能让人有许多启发和联想。他今天的《大胆拍砖是对总理报告的最大尊重》，就是警示与会的代表委员要少点掌声多点思考，少点赞美多点质疑。文章在回应有人问“为何总理要站着讲2个多小时”时，作者说：这个不能省，这是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政治仪式，体现了政府由人大产生，必须“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这个形式跟内容一样重要。读到这，我想起了英国每年开议会的情形。
每年10月或11月间，英国国会也有一个开幕仪式，主角是女王，是一个竭尽炫耀王权之能事的仪式，或者说它彰显的是国家主权。这个仪式年年重复，热闹不减。英国观众或者关注这个仪式的世界观众与中国人看“两会”开幕式一样，当然也会产生一种疲劳，但他们总是要等待一个冗长的过程，来瞅瞅一个异常精彩的一刻。
国会开幕仪式在正式开始前，上下议员们都各自在自己的议事厅里就座。在上议院，坐着的是穿着大红袍子，头戴灰白色带小卷卷的假发，这种不真实感竭力要表达的庄重，是表示他们有超越世俗的权力，他们不苟言笑，肃穆如初，等待女王来临。
下议院里却是另一番光景。这里简朴、拥挤。民选的下议院议员着现代服装，男的西装革履，女的套装套裙，一片现代、平民和世俗氛围。议长无所事事，首相一脸轻松，此刻他只是普通一员。
女王总是在爱丁堡公爵的陪同下，坐着镀金镶钻的皇家马车，马蹄得得，不迟不徐，在前往国会大厦的路上接受群众的欢呼，还有人一本正经地行着淑女的屈膝礼，恍如时光倒流。
到了西敏寺国会大厦，古代装扮的武士，站在高处，举起长长的喇叭，吹出一串女王凌驾的号音。女王一脸不置可否的表情，走到正中的皇位上落座，开幕仪式将在上议院举行。
女王从来不到下议院议事厅去。她没有权力去。1642年查理一世进入下议院逮捕了5名议员，造成了英国历史上王室和议会的最严重冲突。议会砍了国王的头，从此就禁止国王进入下议院。350多年来一致如此。但是，女王还得把下议院的议员召来，她要宣布她的治国方略，而议员们名义上还得为女王效力。
一位半是武士半是绅士模样的人，上议院最重要的“黑杖礼仪官”，右手持一根半米来长的黑色木棍，木棍顶端镶着金色的狮头。他得到女王示意后，神气地一个转身，郑重其事地一步步向下议院议事厅走去。这时，所有目光，直播的电视镜头都集中在“黑杖”身上，那精彩的一刻终于到了。
当“黑杖”严肃地走到下议院议事厅门口时，门里头250来个议员全都面对着大门，一脸嬉笑，一种平民特有的表情，好像在等待一个精彩的段子。“黑杖”迈着沉重的步子，眼看着就要到门口。这时，只见议事厅的两扇大门，从里到外缓缓移动，不迟不早，就在“黑杖”即将迈进的一瞬间，“哐当”一声合拢，差点碰了“黑杖”的鼻子。
“黑杖”关在门外，这一幕，寓意深远。只见吃了“闭门羹”的“黑杖”，举起了手中的木棍，用金色的狮头，三次砸在大门上一块专门的木块上，大门立即打开一个几寸见方的小门，小门上安装着细密的铁栅栏。后面露出一双警惕的眼睛，扫视一眼“黑杖”的背后有无带来武装的士兵。在确定他只是上院派来的一个和平使者后，下院议事厅的大门才重新缓缓打开。
“黑杖”迈进一步，在地板上一条白线前站住。这也是“祖上的规矩”，王室和上院的任何人都不允许越过这条白线。“黑杖”抬起头来，礼貌十足地庄严宣布，女王陛下正在上议院等待她的议员们前往开会。
“黑杖”话毕，转身往回走。这时，“哄”的一声，身后的下议员们发出一阵笑声。大家这才起身，随着议上和首相，熙熙攘攘地前往上院。
到了上院开会的地方，却没有这250名议员的座位。这儿是上议院的地盘，在会场里，靠着大门，有一道低矮的栏杆，按规矩，下议员们绝不允许越过这道栏杆。现在，女王开读文告，上议院的假发长袍们端座恭听，而250个下议员却只能在栏杆外面站着听。现代英国最有实权、真正管理着这个国家的首相和阁员，也站在这群人里。难怪250多年前的伏尔泰看到也不免诧异：英国议会的民选议员们权力第一，却地位第二。
女王清晰地读着文告，一口一个“我的政府”将如何如何。而起草文告，真正掌握这个国家实权的，正是那些站着的首相和内阁成员。
世俗政府实权和仪式性的地位，在这儿分裂。抽象主权，传统王室尽管摆足威风，位高却权不重；民选代表，没有世袭爵位之民众，貌似恭敬却掌握着真正的权力。下议院不客气地对待“黑杖”的礼仪表示，民选政府的权力不受王室干涉。下议院议事厅地板上的白线和上议院的低矮栏杆，是英国政治游戏规则的象征。它们表示：权力必须划分，不管是什么人，都必须遵从划分权力的契约，哪怕这份契约来自于500年前的传统。
英国人每年一次重复这个仪式。社会学家说：自从有了政治，仪式就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诸多仪式大多为显示强大、统一，而英国每年的议会开幕式，女王和国会却以这一丝不苟反复重演的仪式，表达互相都“把丑话说在前头“，互相传达遵守游戏规则的告诫和承诺。这就是英国人最高层次的“传统纪律教育”，这就是英国人的政治智慧。
2011年3月7日星期一
百科名片http://ping.fm/0DLtB
《老妈蹄花》是艾未未的“年度巨作”。讲述的是调查了建筑质量和死亡学生的相关性就可以颠覆国家安全，看似独立的法院居然透露被告方证人名单给原告，以致区区几名要说句实情的志愿者就惊动了国保加民警的庞大体制人员，被按图索骥一个个拎走。
目录
影片简介
精彩对白
编辑本段
影片简介
没有生活原形或者现象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所有点滴小事或者发生过的事是艺术素材的提供者和原形。而作家通过艺术手段的加工，精练的语言描述，有序的故事情节排列，渲染、夸张、集中矛盾等故事情节的等等描绘，就使一本小说或者是其他的文学作品更加的生动，耐人寻味。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电影作为艺术作品的一类，能够提供强烈的视觉与情感的需求，而剧情的复杂和矛盾的集中爆发让电影叙事具有了超出一般生活的戏剧性，因此“电影会比生活来得精彩”的论断看似不错。但，看过纪录片《Dear Zachary：A Letter to a Son About His Father[一封关于父亲的信]》后，这个论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黑天鹅的特例。《Dear Zachary》里的情绪变化，会让人觉得凡是影像记录的都不应该是真实的，不然一个小生命怎样会有如此曲折不幸的命运，真有一只命运的手在操弄蚁民的一生，也撩拨的观众的心弦。
Zachary的命运还只是一个被镜头记录下的范例，他的一生的转折点都有人在旁白中交代，以他为例，其实每个个体因为某次决断后的人生都已经被悄悄改变。电影《The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利用“What…If…[要是...如果...]”的叙述方式，把不能改变和经历的另外人生可能做了一次猜想似的展现。从《The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中，人得到可以窥探不经意的一次选择的可能性（《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本杰明·巴顿奇事]》里Daisy稍缓一点出门后的命运）。60年的人生浓缩至90分钟之内，其实也非常精彩，如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中的小文《她的自述》。
艾未未的“年度巨作”《老妈蹄花》已经让人分不清是纪录片还是电影，因为如此精彩的状况在天朝贵国的和谐社会怎会出现？只是调查了建筑质量和死亡学生的相关性就可以颠覆国家安全，看似独立的法院居然透露被告方证人名单给原告，以致区区几名要说句实情的志愿者就惊动了国保加民警的庞大体制人员（《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的国保现身），被按图索骥一个个拎走。种种匪夷所思的状况还好有了视频为正，所以不是抹黑、污蔑或者谣言，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再会被少数坏分子所煽动和误导。体制内的人员不敢承认自己的行为，为了躲避体制限定的“自由”，在派出所拘禁一个女士24小时后就转移到宾馆继续扣押—-改变了地点就以为非法拘禁的形式变了，哦，不是非法，因为“老子就是法”的话差点就要出口了。
被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的上级推倒前台的可怜虫，难为他们脱掉身上的那层皮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开始时的傲慢骄狂最后变成了满头大汗捏捏诺诺的逃开。艾未未一干人的直率和体制人员的伪饰都是影帝级的表演，前者是以真挚的情感取胜，后者是可见丰富的内心戏的表现主义演出。
编辑本段
精彩对白
大队：你是XXX
答：是的
大队：你那事情你知道了吗？
答：知道什么？
大队：你非法开黑车的事。
答：我向你要申诉的就是不是开黑车，我是私家车，在去公司的路上
大队：那个人要上你的车
答：我开始没让他上，后来他说胃很痛，就在前面，打不到车，叫我帮忙带他一段
大队：他说叫你带你就带？你认识他吗？
答：不认识，他说胃疼啊，我开始说是私家车不带，后来心一软就让他上车了。
大队：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答：。。。。。沉默一会
答：不是说要开世博吗，不是说要展现上海市民风采么？不是要热心对外国友人施以帮助么？
大队：。。。。。沉默二秒，你认识他吗？说这些干什么？
答：我是说ZF号召我们做这些，这些不是市民公民提倡做的吗？
大队：你让他上来就是想做非法营运？
答: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那地震灾区捐款捐物，那些人全国人民认识吗？我也捐了，但我估计你 和 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没捐。
大队：你别扯这些，不认识你让他上车干吗？
答：我确实是他说胃疼要上车心软才让他上来的
大队：你不认识让他上来就是开黑车。
答：雷锋帮助的那些人他都不认识。
大队：（一下子爆发） 喔哟，你还自比雷锋了，你还能了。
大队：你看这事就这样吧，就和解了，闹了也不好
答：您说的我不明白，怎么和解？
大队：就是即使你不是专业开黑车的，但昨天你载客的行为是开黑车。
答：我说过了，我没收过一分钱，本不让他上车，他说胃很疼家在前面才让他上来的
大队：好了好了，就这样吧，闹下去对你也没好处，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
答：受不受教育公民在没违法的情况下都有捍卫自己名誉的权利
大队：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懂我意思么
答：不懂， 您的意思是交了罚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队：是啊是啊，就这样大家都好
答：那我还是要交一万背负开黑车的罪名？
大队：你要这样我就没什么好跟你讲的了。
答：我还要质疑你们那些是什么所谓的“执法人员”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上来就扭我双手卡住脖子？ 叫出示拘捕证也没有，将我推搡到面包车上，
叫出示证件也把名字挡住老远晃一下。我没有违法，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大队：那是你不配合执法。
答：我犯了什么法了？
大队：你不配合只有强制执行。
答：我犯了什么法了？
大队：你有开黑车的嫌疑。
答：如果只是嫌疑的话就不能定性为违法，为什么他们七八个人要扣我双手卡我脖子？
大队：我说了你不配合。
答：要是执法人员，应该先出示证件，我会配合，而且我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一下就上来压住我卡脖子，而后又将我推到面包车里，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这是为了保护你
答：保护我什么，太荒唐了，暴力胁迫反扣手卡脖子这算保护我？
大队：那当然是保护你
答：有这种保护么？这是侵犯我，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那执法过程中，你看对法犯人打的还很多呢
答：打犯人也是不对的，何况我不是犯人
大队：你不配合啊，没说你是犯人
答：你既然承认我不是犯人，也说只是嫌疑。为什么还认为这种暴力手段是证券的？
大队：有些人被抓到会找砖头自己拍脑袋，撞墙，所以这样是保护你
答：我没有撞墙，也没有也不会拿砖头往自己脑袋上砸，现在是这群人在暴力胁迫绑架我，我需要这种“保护”
大队：这是为你好。
答：我实在是觉得你们一点道理都不讲，更别说道德了
大队：你是说不通，反正我和你说了你还是这样拎不清
大队：我再不多说了，你好自为之。。。。。。挂电话。。。。。。
《老妈蹄花》是艾未未的“年度巨作”。讲述的是调查了建筑质量和死亡学生的相关性就可以颠覆国家安全，看似独立的法院居然透露被告方证人名单给原告，以致区区几名要说句实情的志愿者就惊动了国保加民警的庞大体制人员，被按图索骥一个个拎走。
目录
影片简介
精彩对白
编辑本段
影片简介
没有生活原形或者现象就没有艺术创作的源头和灵感。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所有点滴小事或者发生过的事是艺术素材的提供者和原形。而作家通过艺术手段的加工，精练的语言描述，有序的故事情节排列，渲染、夸张、集中矛盾等故事情节的等等描绘，就使一本小说或者是其他的文学作品更加的生动，耐人寻味。所以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
电影作为艺术作品的一类，能够提供强烈的视觉与情感的需求，而剧情的复杂和矛盾的集中爆发让电影叙事具有了超出一般生活的戏剧性，因此“电影会比生活来得精彩”的论断看似不错。但，看过纪录片《Dear Zachary：A Letter to a Son About His Father[一封关于父亲的信]》后，这个论断已经出现了类似于黑天鹅的特例。《Dear Zachary》里的情绪变化，会让人觉得凡是影像记录的都不应该是真实的，不然一个小生命怎样会有如此曲折不幸的命运，真有一只命运的手在操弄蚁民的一生，也撩拨的观众的心弦。
Zachary的命运还只是一个被镜头记录下的范例，他的一生的转折点都有人在旁白中交代，以他为例，其实每个个体因为某次决断后的人生都已经被悄悄改变。电影《The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利用“What…If…[要是...如果...]”的叙述方式，把不能改变和经历的另外人生可能做了一次猜想似的展现。从《The Butterfly Effect[蝴蝶效应]》中，人得到可以窥探不经意的一次选择的可能性（《The Curious Case of Benjamin Button[本杰明·巴顿奇事]》里Daisy稍缓一点出门后的命运）。60年的人生浓缩至90分钟之内，其实也非常精彩，如杨绛先生的《走到人生边上》中的小文《她的自述》。
艾未未的“年度巨作”《老妈蹄花》已经让人分不清是纪录片还是电影，因为如此精彩的状况在天朝贵国的和谐社会怎会出现？只是调查了建筑质量和死亡学生的相关性就可以颠覆国家安全，看似独立的法院居然透露被告方证人名单给原告，以致区区几名要说句实情的志愿者就惊动了国保加民警的庞大体制人员（《我的西域，你的东土》里的国保现身），被按图索骥一个个拎走。种种匪夷所思的状况还好有了视频为正，所以不是抹黑、污蔑或者谣言，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再会被少数坏分子所煽动和误导。体制内的人员不敢承认自己的行为，为了躲避体制限定的“自由”，在派出所拘禁一个女士24小时后就转移到宾馆继续扣押—-改变了地点就以为非法拘禁的形式变了，哦，不是非法，因为“老子就是法”的话差点就要出口了。
被永远看不见摸不着的上级推倒前台的可怜虫，难为他们脱掉身上的那层皮也不过就是一个普通人，开始时的傲慢骄狂最后变成了满头大汗捏捏诺诺的逃开。艾未未一干人的直率和体制人员的伪饰都是影帝级的表演，前者是以真挚的情感取胜，后者是可见丰富的内心戏的表现主义演出。
编辑本段
精彩对白
大队：你是XXX
答：是的
大队：你那事情你知道了吗？
答：知道什么？
大队：你非法开黑车的事。
答：我向你要申诉的就是不是开黑车，我是私家车，在去公司的路上
大队：那个人要上你的车
答：我开始没让他上，后来他说胃很痛，就在前面，打不到车，叫我帮忙带他一段
大队：他说叫你带你就带？你认识他吗？
答：不认识，他说胃疼啊，我开始说是私家车不带，后来心一软就让他上车了。
大队：他胃疼关你什么事？
答：。。。。。沉默一会
答：不是说要开世博吗，不是说要展现上海市民风采么？不是要热心对外国友人施以帮助么？
大队：。。。。。沉默二秒，你认识他吗？说这些干什么？
答：我是说ZF号召我们做这些，这些不是市民公民提倡做的吗？
大队：你让他上来就是想做非法营运？
答: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那地震灾区捐款捐物，那些人全国人民认识吗？我也捐了，但我估计你 和 闵行区城市交通执法大队没捐。
大队：你别扯这些，不认识你让他上车干吗？
答：我确实是他说胃疼要上车心软才让他上来的
大队：你不认识让他上来就是开黑车。
答：雷锋帮助的那些人他都不认识。
大队：（一下子爆发） 喔哟，你还自比雷锋了，你还能了。
大队：你看这事就这样吧，就和解了，闹了也不好
答：您说的我不明白，怎么和解？
大队：就是即使你不是专业开黑车的，但昨天你载客的行为是开黑车。
答：我说过了，我没收过一分钱，本不让他上车，他说胃很疼家在前面才让他上来的
大队：好了好了，就这样吧，闹下去对你也没好处，你也是受过教育的人
答：受不受教育公民在没违法的情况下都有捍卫自己名誉的权利
大队：你怎么这么不开窍呢，懂我意思么
答：不懂， 您的意思是交了罚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大队：是啊是啊，就这样大家都好
答：那我还是要交一万背负开黑车的罪名？
大队：你要这样我就没什么好跟你讲的了。
答：我还要质疑你们那些是什么所谓的“执法人员”和土匪强盗有什么区别，
为什么上来就扭我双手卡住脖子？ 叫出示拘捕证也没有，将我推搡到面包车上，
叫出示证件也把名字挡住老远晃一下。我没有违法，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大队：那是你不配合执法。
答：我犯了什么法了？
大队：你不配合只有强制执行。
答：我犯了什么法了？
大队：你有开黑车的嫌疑。
答：如果只是嫌疑的话就不能定性为违法，为什么他们七八个人要扣我双手卡我脖子？
大队：我说了你不配合。
答：要是执法人员，应该先出示证件，我会配合，而且我一个人又怎么能对付七八个人，这七八个人一下就上来压住我卡脖子，而后又将我推到面包车里，这是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这是为了保护你
答：保护我什么，太荒唐了，暴力胁迫反扣手卡脖子这算保护我？
大队：那当然是保护你
答：有这种保护么？这是侵犯我，限制我人身自由
大队：那执法过程中，你看对法犯人打的还很多呢
答：打犯人也是不对的，何况我不是犯人
大队：你不配合啊，没说你是犯人
答：你既然承认我不是犯人，也说只是嫌疑。为什么还认为这种暴力手段是证券的？
大队：有些人被抓到会找砖头自己拍脑袋，撞墙，所以这样是保护你
答：我没有撞墙，也没有也不会拿砖头往自己脑袋上砸，现在是这群人在暴力胁迫绑架我，我需要这种“保护”
大队：这是为你好。
答：我实在是觉得你们一点道理都不讲，更别说道德了
大队：你是说不通，反正我和你说了你还是这样拎不清
大队：我再不多说了，你好自为之。。。。。。挂电话。。。。。。
中国的年度纪录片：http://ping.fm/0utZM《老妈蹄花》
2009-12-18 12:37:01
文/公元1874
《老妈蹄花》：美食原来可以如此诱人
以美食作为电影主题的片子不多，直接拿菜名作为片名更是少之又少。
国内近年来广为人知的国家一级大厨艾未未利用自身的经历亲自向大家展示了成都名小吃“老妈蹄花”的详细烹饪方法，而且为了确保影片本身给观众的代入感，全片不仅大量采用自《柯洛弗档案》《谍影重重3》之后被好莱坞所热衷的手提DV式摇晃拍摄方法，而且夹杂了诸多方言的全片也与近年来国内相当热衷的方言类电影所靠近。
在文戏方面，本片刻画了一位头脑简单，但叙事有条理的男主角艾某。艾某由导演艾未未亲自主演，而且占据本片最多的对白，为了展示其健美的身材，当中还特地安排了一段艾某换衣服的段落。此外，不可不提的反派男一号，饰演法制科科长的演员，他不仅用独特的方言来念对白，而且用着纯天然的演技和极具感人的肢体语言，向大家成功的刻画了一位尸位素餐的领导形象，其浑然天成的演绎方法，注定成为明年各大奖项的热门人选。
另外，本片作为一部商业大片，在武戏方面也相当值得一提。本片的动作指导来自科班出身，是成都武警学校毕业，得以保证了影片中主角在打斗方面的功力。其中最好看的一段打斗戏莫过于影片前段主角一行在宾馆与反派进行短兵相接的巷战，其打斗干净利落，是在袁和平、程小东等天马行空派的武术打斗之后，国内动作指导的又一突破。不过导演艾未未另辟蹊径，将该段以黑屏画面处理，仅仅留下简单的字幕和声音，让观众对于这段武戏自行脑内补完，这种新一代的导演方法，使得艾未未成为继第四代、第五代导演之后，又一位将来注定登上国际影坛的电影新人。另一段武戏发生在影片结尾处，是一段闹市区正反双方混战的大场面，这段打斗十分精彩，导演采用了时下流行的长镜头拍摄方法，一气呵成，令观众大呼过瘾。
综上所述，电影的种种制作理念无不表明了导演兼男二号艾未未是一位非常迎合电影潮流的人，也使得这部国庆档期推出的年度大片《老妈蹄花》让人感觉相当亲切。
样板式影评说完，下面是正题。
《老妈蹄花》：荒诞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中国现状
这是一部不可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电影，也是一部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电影咨询网站查询到相关页面的电影，更是一部无法荣登大雅之堂，只能成为过街老鼠般偷偷于地下传播的电影。它是艾未未所制作的《老妈蹄花》。
中国人骨子里有种怕事，不想惹事的观念，从小我们父母也是这么教育的，叫我们要少惹祸，多读书，事实上这是个悖论，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曾经教育我们，知识越多越反动，当我接受了这么多教育尤其并非学校内的死板教育之后，我开始感觉到，事如果怕，如果不去惹，那么总有一天，这个“事”欺负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们只有叫唤两声的份，其他什么也做不到。
艾未未就不怕事，而且经常主动去惹事。所以在某些人眼里，艾未未是别有用心，是动机不纯，是傻了吧唧，是缺心眼。因为我们的当局常常教育我们说，这些事你们不能做，也不能想，做了的人肯定都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是人民的对立面。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尊重他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也尊重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我们这个国家不一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还掐掉你发表观点的喉咙。这种红色恐怖搞了几十年，已经彻底摧垮了许多人发表观点的那种基因，而且，当他们看见尚留有这种基因的别人发表观点的时候，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替当局维护他们，跟着当局一唱一和，说，这些人啊，我最鄙视了，整天就是别有用心的搞这种事，还不是投机倒把为自己谋私利。
我觉得这种论调最可悲的地方是，他们自己或许并非什么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但却又帮着那些受益者们摇旗呐喊，而且还觉得这是一种光荣。真正做奴才的，讨得主子欢心，主子还会扔个骨头奖励；但这类人，主子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是跟主子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了。
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老妈蹄花》所反映的故事。
这个纪录片所讲述的，是艾未未一行人到成都，在谭先生一案开庭前为他做辩护。本来，这样的辩护在法制国家无可厚非，你有权审判一个人，别人自然也有权辩护。我们先不论谭先生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否属实，我相信法律，我也曾经学过法律，所以我认为法律层面的事应该在法庭解决，本文也不想讨论这个罪名是否谭先生应得。关键在于，艾未未一行人从北京到成都，是因为要替谭先生作为证人，在法庭上发言。他们的这个行为，并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当局认为谭先生犯罪事实确凿，那就让艾未未去作证好了，反正铁一样的犯罪事实，是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发言而改变什么。但艾未未一行人到了成都就被盯梢，在开庭前的夜晚凌晨时分，艾未未一行人所住的宾馆内被警察强行踹门进去，以一个“希望你们不要出屋子”的理由把他们扣留到谭先生的案件审理完毕，不让人去作证，而且还带走其中一个作证的人，秘密审问了几十个小时才放人。用这么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种事发生在今时今日的中国，不知道该说是拍案惊奇还是习以为常。
从本片的诸多细节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例如那位法制科的科长，千呼万唤始出来，一看就是红光满面喝得不轻，回答问题如同无赖，作为一个公安法制部门的领导，他的形象未免也太好了点；此外派出所所长三言两语就不耐烦，更是显露了我们如今这些基层干部的素质有多高。公民质疑你是应该的，你是人民选出来的公务员（据说是这样），人民现在要找你问点事情，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何必一副无赖样左右顾而言他呢？当然，恐怕这群人早已把这种态度当成习以为常了。这也是中国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现状。
有人说艾未未在片子里的态度不好，说他蛮不讲理，但要注意因果关系，艾未未并没有刚踏上成都就到处找人撒泼吧？他是什么时候才开始骂娘的？是在睡到半夜被踹门，被打，去找相关部门的领导被推三阻四拖延时间乃至忍无可忍之后才开始骂人的。作为当局的工作人员，作为一直被定性为“公仆”的人，用这些市井无赖般的手段对付“主人”，等到“主人”实在忍不下去开始反击的时候，这时候才跳出来吼你这是什么态度！这种两面性未免也太无耻了。
有人说艾未未整这种片子出来是别有用心。其实不管人家用的是什么心，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态度，只要不与基本的人类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相违背。希特勒让人拍《意志的胜利》，那是别有用心没错；但艾未未拍《老妈蹄花》，又能别有用心到哪里去呢？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敢于说话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公民，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记录。设想，如果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走，允许辩护，允许作证，不跟踪不盯梢不踹门不打人不喝酒不耍赖，我们又怎么会看到《老妈蹄花》的出现呢？艾未未又怎么“别有用心”得起来呢？
还对中国眼下现状、将来命运有稍微那么一点关心的国人，都应该看看这部电影。管中窥豹，虽然《老妈蹄花》所讲述的故事是那么简单，那么平铺直叙，但举一反三，我们可以从这电影里看到中国许许多多的现状。这部电影注定又称为一部被禁播禁止流通的地下纪录片，当局继续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以最原始最暴力也最独裁的方式封杀不同声音，这同时也称为《老妈蹄花》最有价值的花边新闻：因为他所反映的，正是一个当局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以最原始最暴力也最独裁的方式封杀不同声音。
很多人已经失去较真和思考的能力了，这是因为中国数十年如一日的愚民教育与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所以我要感谢艾未未，正因为有他的这种勇敢和较真的态度，才能让我们从这成都几天的经历内得以窥视目前中国所发生的荒诞事实，才能让我们明白极权当局和自觉维护极权当局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处事方法。尊重他人，这四个字是多么的简单，但在今天的中国，却又多么的难以书写。《老妈蹄花》所反映的中国事实让人感到很绝望也很心寒，我们的当局是不作为的当局，它不但不作为，而且会把替当局作为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大牢，欲以除之而后快。这个残酷的事实向大家说明，在如今的中国，正义，需要高强功夫。我自认功力不足，无法与其抗衡，而今亦只能对艾未未这样貌似螳臂当车的英雄，致以崇高的敬礼。
最后说点题外话。老妈蹄花真的很不错，在看这个片子后不久我去了成都，专门去品尝了这道名小吃。老妈蹄花其实就是就是清炖蹄花，炖好后外配一碟蘸辣椒酱，将蹄花蘸着辣椒来吃。蹄花被炖得外烂里嫩，相当顺滑可口。而且价格还不贵，十来块一只，在冬天吃上这么两只蹄花，绝对的暖心暖胃。成都市当局应当聘请艾未未作为旅游宣传大使，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看了《老妈蹄花》，才得以对成都的这道小吃抱以期待而去的呀。
本话题来源于日志：http://ping.fm/gQIrA
2009-12-18 12:37:01
文/公元1874
《老妈蹄花》：美食原来可以如此诱人
以美食作为电影主题的片子不多，直接拿菜名作为片名更是少之又少。
国内近年来广为人知的国家一级大厨艾未未利用自身的经历亲自向大家展示了成都名小吃“老妈蹄花”的详细烹饪方法，而且为了确保影片本身给观众的代入感，全片不仅大量采用自《柯洛弗档案》《谍影重重3》之后被好莱坞所热衷的手提DV式摇晃拍摄方法，而且夹杂了诸多方言的全片也与近年来国内相当热衷的方言类电影所靠近。
在文戏方面，本片刻画了一位头脑简单，但叙事有条理的男主角艾某。艾某由导演艾未未亲自主演，而且占据本片最多的对白，为了展示其健美的身材，当中还特地安排了一段艾某换衣服的段落。此外，不可不提的反派男一号，饰演法制科科长的演员，他不仅用独特的方言来念对白，而且用着纯天然的演技和极具感人的肢体语言，向大家成功的刻画了一位尸位素餐的领导形象，其浑然天成的演绎方法，注定成为明年各大奖项的热门人选。
另外，本片作为一部商业大片，在武戏方面也相当值得一提。本片的动作指导来自科班出身，是成都武警学校毕业，得以保证了影片中主角在打斗方面的功力。其中最好看的一段打斗戏莫过于影片前段主角一行在宾馆与反派进行短兵相接的巷战，其打斗干净利落，是在袁和平、程小东等天马行空派的武术打斗之后，国内动作指导的又一突破。不过导演艾未未另辟蹊径，将该段以黑屏画面处理，仅仅留下简单的字幕和声音，让观众对于这段武戏自行脑内补完，这种新一代的导演方法，使得艾未未成为继第四代、第五代导演之后，又一位将来注定登上国际影坛的电影新人。另一段武戏发生在影片结尾处，是一段闹市区正反双方混战的大场面，这段打斗十分精彩，导演采用了时下流行的长镜头拍摄方法，一气呵成，令观众大呼过瘾。
综上所述，电影的种种制作理念无不表明了导演兼男二号艾未未是一位非常迎合电影潮流的人，也使得这部国庆档期推出的年度大片《老妈蹄花》让人感觉相当亲切。
样板式影评说完，下面是正题。
《老妈蹄花》：荒诞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中国现状
这是一部不可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电影，也是一部不可能在任何一个电影咨询网站查询到相关页面的电影，更是一部无法荣登大雅之堂，只能成为过街老鼠般偷偷于地下传播的电影。它是艾未未所制作的《老妈蹄花》。
中国人骨子里有种怕事，不想惹事的观念，从小我们父母也是这么教育的，叫我们要少惹祸，多读书，事实上这是个悖论，我们伟大的导师毛主席曾经教育我们，知识越多越反动，当我接受了这么多教育尤其并非学校内的死板教育之后，我开始感觉到，事如果怕，如果不去惹，那么总有一天，这个“事”欺负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们只有叫唤两声的份，其他什么也做不到。
艾未未就不怕事，而且经常主动去惹事。所以在某些人眼里，艾未未是别有用心，是动机不纯，是傻了吧唧，是缺心眼。因为我们的当局常常教育我们说，这些事你们不能做，也不能想，做了的人肯定都是别有用心的一小撮，是人民的对立面。一个公正自由的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尊重他人。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也尊重你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但我们这个国家不一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还掐掉你发表观点的喉咙。这种红色恐怖搞了几十年，已经彻底摧垮了许多人发表观点的那种基因，而且，当他们看见尚留有这种基因的别人发表观点的时候，也会自觉不自觉的替当局维护他们，跟着当局一唱一和，说，这些人啊，我最鄙视了，整天就是别有用心的搞这种事，还不是投机倒把为自己谋私利。
我觉得这种论调最可悲的地方是，他们自己或许并非什么既得利益的受益者，但却又帮着那些受益者们摇旗呐喊，而且还觉得这是一种光荣。真正做奴才的，讨得主子欢心，主子还会扔个骨头奖励；但这类人，主子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却觉得自己已经是跟主子站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了。
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老妈蹄花》所反映的故事。
这个纪录片所讲述的，是艾未未一行人到成都，在谭先生一案开庭前为他做辩护。本来，这样的辩护在法制国家无可厚非，你有权审判一个人，别人自然也有权辩护。我们先不论谭先生的这个颠覆国家政权罪是否属实，我相信法律，我也曾经学过法律，所以我认为法律层面的事应该在法庭解决，本文也不想讨论这个罪名是否谭先生应得。关键在于，艾未未一行人从北京到成都，是因为要替谭先生作为证人，在法庭上发言。他们的这个行为，并没有任何问题。
如果当局认为谭先生犯罪事实确凿，那就让艾未未去作证好了，反正铁一样的犯罪事实，是不会因为几个人的发言而改变什么。但艾未未一行人到了成都就被盯梢，在开庭前的夜晚凌晨时分，艾未未一行人所住的宾馆内被警察强行踹门进去，以一个“希望你们不要出屋子”的理由把他们扣留到谭先生的案件审理完毕，不让人去作证，而且还带走其中一个作证的人，秘密审问了几十个小时才放人。用这么暴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种事发生在今时今日的中国，不知道该说是拍案惊奇还是习以为常。
从本片的诸多细节可以反映出很多问题。例如那位法制科的科长，千呼万唤始出来，一看就是红光满面喝得不轻，回答问题如同无赖，作为一个公安法制部门的领导，他的形象未免也太好了点；此外派出所所长三言两语就不耐烦，更是显露了我们如今这些基层干部的素质有多高。公民质疑你是应该的，你是人民选出来的公务员（据说是这样），人民现在要找你问点事情，又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何必一副无赖样左右顾而言他呢？当然，恐怕这群人早已把这种态度当成习以为常了。这也是中国荒诞却又无比真实的现状。
有人说艾未未在片子里的态度不好，说他蛮不讲理，但要注意因果关系，艾未未并没有刚踏上成都就到处找人撒泼吧？他是什么时候才开始骂娘的？是在睡到半夜被踹门，被打，去找相关部门的领导被推三阻四拖延时间乃至忍无可忍之后才开始骂人的。作为当局的工作人员，作为一直被定性为“公仆”的人，用这些市井无赖般的手段对付“主人”，等到“主人”实在忍不下去开始反击的时候，这时候才跳出来吼你这是什么态度！这种两面性未免也太无耻了。
有人说艾未未整这种片子出来是别有用心。其实不管人家用的是什么心，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态度，只要不与基本的人类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相违背。希特勒让人拍《意志的胜利》，那是别有用心没错；但艾未未拍《老妈蹄花》，又能别有用心到哪里去呢？我看到的，只是一个敢于说话和敢于承担责任的中国公民，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记录。设想，如果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走，允许辩护，允许作证，不跟踪不盯梢不踹门不打人不喝酒不耍赖，我们又怎么会看到《老妈蹄花》的出现呢？艾未未又怎么“别有用心”得起来呢？
还对中国眼下现状、将来命运有稍微那么一点关心的国人，都应该看看这部电影。管中窥豹，虽然《老妈蹄花》所讲述的故事是那么简单，那么平铺直叙，但举一反三，我们可以从这电影里看到中国许许多多的现状。这部电影注定又称为一部被禁播禁止流通的地下纪录片，当局继续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以最原始最暴力也最独裁的方式封杀不同声音，这同时也称为《老妈蹄花》最有价值的花边新闻：因为他所反映的，正是一个当局如何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以最原始最暴力也最独裁的方式封杀不同声音。
很多人已经失去较真和思考的能力了，这是因为中国数十年如一日的愚民教育与高压政策所导致的。所以我要感谢艾未未，正因为有他的这种勇敢和较真的态度，才能让我们从这成都几天的经历内得以窥视目前中国所发生的荒诞事实，才能让我们明白极权当局和自觉维护极权当局的基层工作人员的处事方法。尊重他人，这四个字是多么的简单，但在今天的中国，却又多么的难以书写。《老妈蹄花》所反映的中国事实让人感到很绝望也很心寒，我们的当局是不作为的当局，它不但不作为，而且会把替当局作为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大牢，欲以除之而后快。这个残酷的事实向大家说明，在如今的中国，正义，需要高强功夫。我自认功力不足，无法与其抗衡，而今亦只能对艾未未这样貌似螳臂当车的英雄，致以崇高的敬礼。
最后说点题外话。老妈蹄花真的很不错，在看这个片子后不久我去了成都，专门去品尝了这道名小吃。老妈蹄花其实就是就是清炖蹄花，炖好后外配一碟蘸辣椒酱，将蹄花蘸着辣椒来吃。蹄花被炖得外烂里嫩，相当顺滑可口。而且价格还不贵，十来块一只，在冬天吃上这么两只蹄花，绝对的暖心暖胃。成都市当局应当聘请艾未未作为旅游宣传大使，有多少人是跟我一样，看了《老妈蹄花》，才得以对成都的这道小吃抱以期待而去的呀。
本话题来源于日志：http://ping.fm/gQIrA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
失却伦理底线的乡村http://ping.fm/KtUYr经过一昼夜的奔波，在酷暑难耐的夏日，我从广州回到了老家，塞外的一个山村。一年多没有回来了，村边那条道路虽然笔直，路边的两行白杨树依旧挺拔，但水泥路面已破败不堪。
前年返乡，这条路刚刚修好，据说花费了20万元，费用一半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按照规定，余下10万元就需要村里自筹了。村集体没有积累，老百姓不愿意集资，最后村干部想到一个办法，砍伐路边的杨树，作为修路资金。当承办商磨刀霍霍砍树之时，村里几家做生意的富人，找大仙占卜，大仙说，村里之所以“兴旺发达”(其实是少数几家发达)，和这两行树带来的好风水关系极大……
富人们怕了，赶快筹款，几家人买下了村边的树木，这样就草草筹集够了资金。记得刚修好的时候，父亲就说：虽然是水泥路，但不会长久，因为铺路材料中水泥太少沙石太多……
踏着破碎的路面进村后，除了一些老人，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因为刚下过雨，进村后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满街都是垃圾和牲畜粪便，村里一些盖得不错的房子，大多是做生意富裕后村民的房屋，往往大门紧闭，据说很多人在城里购房，已经“乔迁”了。
路过村里的小学，已经是芳草萋萋了。几年前，小学就已并点到乡里了。据说乡里的小学可能要取消，那么以后孩子们只能去60里之外的县城读书了。而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这所小学有120名学生。
乡村面貌变化不大，比起我的童年，只不过多了一些瓦房。最早的瓦房是一家的女儿到深圳“打工”赚钱赚来的，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村人对此是“嗤之以鼻”的，那时候经常听人说，那个房子是“肉钱”盖起来的。
刚回家，就遇到邻居们在街口站街热议。后来才知道，几天前，村里放电影，一家的女人和相好的在被窝里亲热，被半路回家的老公撞到了……一场大战之后，那个倒霉的男人赔偿5000元，事情得以了结。
我问母亲，那以后大家还咋样见面呢?母亲说，现在的人才不管那些呢。只要给钱，什么问题也就没了，用不了几天，大家就一起打麻将了，给钱不记仇。
我蓦地记起，在幼年的时候，在村里面，人们敲锣打鼓，一个女人胸前挂着破鞋在游街……
男女之间的事情变得如此寡淡，真是让人吃惊。之后的几天里，听到不少这样的故事：在外打工的儿子半夜归来，跳墙而入，抓住了被窝里的父亲和媳妇，一场混战……来村里卖猪肉的肉贩，到欠款的村民家取钱时候，女人说，算了吧，然后褪下了裤子……
还有久病在床的父亲，被儿子遗弃，母亲将农药瓶递给了老头子……
人们在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悲愤，就像讲传说中的故事一样。如今，人们的生活是富裕了，而曾经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廉耻孝悌却越来越淡了。
过去，我所在乡村的秩序，基本靠长辈的训诫，前辈们留下的传统维持着;而现在，村里的长辈已经失却了传统的权威，现在的权威更多集中于那些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手中，但那些有钱人，早就远离乡土，维系他们与乡村的关系就是祖上的坟墓了。
没有权威乡村，愈发显得没有秩序。失却秩序、信念的乡村，也失去了伦理的底线。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前年返乡，这条路刚刚修好，据说花费了20万元，费用一半来自于国家财政拨款;按照规定，余下10万元就需要村里自筹了。村集体没有积累，老百姓不愿意集资，最后村干部想到一个办法，砍伐路边的杨树，作为修路资金。当承办商磨刀霍霍砍树之时，村里几家做生意的富人，找大仙占卜，大仙说，村里之所以“兴旺发达”(其实是少数几家发达)，和这两行树带来的好风水关系极大……
富人们怕了，赶快筹款，几家人买下了村边的树木，这样就草草筹集够了资金。记得刚修好的时候，父亲就说：虽然是水泥路，但不会长久，因为铺路材料中水泥太少沙石太多……
踏着破碎的路面进村后，除了一些老人，有很多陌生的面孔。因为刚下过雨，进村后的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满街都是垃圾和牲畜粪便，村里一些盖得不错的房子，大多是做生意富裕后村民的房屋，往往大门紧闭，据说很多人在城里购房，已经“乔迁”了。
路过村里的小学，已经是芳草萋萋了。几年前，小学就已并点到乡里了。据说乡里的小学可能要取消，那么以后孩子们只能去60里之外的县城读书了。而在我读小学的时候，这所小学有120名学生。
乡村面貌变化不大，比起我的童年，只不过多了一些瓦房。最早的瓦房是一家的女儿到深圳“打工”赚钱赚来的，那还是改革开放初期，村人对此是“嗤之以鼻”的，那时候经常听人说，那个房子是“肉钱”盖起来的。
刚回家，就遇到邻居们在街口站街热议。后来才知道，几天前，村里放电影，一家的女人和相好的在被窝里亲热，被半路回家的老公撞到了……一场大战之后，那个倒霉的男人赔偿5000元，事情得以了结。
我问母亲，那以后大家还咋样见面呢?母亲说，现在的人才不管那些呢。只要给钱，什么问题也就没了，用不了几天，大家就一起打麻将了，给钱不记仇。
我蓦地记起，在幼年的时候，在村里面，人们敲锣打鼓，一个女人胸前挂着破鞋在游街……
男女之间的事情变得如此寡淡，真是让人吃惊。之后的几天里，听到不少这样的故事：在外打工的儿子半夜归来，跳墙而入，抓住了被窝里的父亲和媳妇，一场混战……来村里卖猪肉的肉贩，到欠款的村民家取钱时候，女人说，算了吧，然后褪下了裤子……
还有久病在床的父亲，被儿子遗弃，母亲将农药瓶递给了老头子……
人们在议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没有了悲愤，就像讲传说中的故事一样。如今，人们的生活是富裕了，而曾经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廉耻孝悌却越来越淡了。
过去，我所在乡村的秩序，基本靠长辈的训诫，前辈们留下的传统维持着;而现在，村里的长辈已经失却了传统的权威，现在的权威更多集中于那些财大气粗的有钱人手中，但那些有钱人，早就远离乡土，维系他们与乡村的关系就是祖上的坟墓了。
没有权威乡村，愈发显得没有秩序。失却秩序、信念的乡村，也失去了伦理的底线。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2011年3月3日星期四
外交部回应中国警方约谈外国驻京记者http://ping.fm/JfZHr
姜瑜一语道破中国国情：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转播到腾讯微博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转播到腾讯微博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问：安理会就利比亚局势通过了1970号决议后，美英等国表示希望推动安理会对利比亚采取进一步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第二、巴林国王哈马德责成王储萨勒曼负责与巴各派和阶层进行全国对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利比亚局势，中方认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讨论应有助于利比亚尽快恢复局势稳定。安理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取决于利比亚局势发展及安理会成员协商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几个原则应该遵守：一是要尊重利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推动通过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利比亚当前危机；三是安理会应充分听取和尊重广大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意见。
我们对巴林领导人通过举行全国对话缓解国内紧张局势表示欢迎，相信巴林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尽快恢复稳定和秩序。
问：近日巴基斯坦少数族裔事务部长巴蒂遭暗杀，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向巴蒂先生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们相信巴基斯坦政府能够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维护国家稳定与团结。
问：中方是否支持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设置“禁飞区”？
答：中方认为，按照国际法准则，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按照国际法准则来处理相关问题。
问：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昨天发表讲话时几次提到中国，表示愿把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转让给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方密切关注利比亚当前局势发展，真诚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以和平手段解决当前危机，尽快恢复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中国一贯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问：昨天中国警方约见外国驻京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这是否意味着537号令已失效？
答：有关部门与一些记者进行沟通，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在中国工作。你提到有关部门找你们，我想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国记者近日未经许可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采访引发混乱。希望你们能以正确态度对待。
我们已经反复重申，537号令仍是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指导性法令。对于外国记者在华进行正当采访，中方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并提供便利和协助。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继续这么做。
问：我愿意遵守规定，也递交了采访申请，但警方的解释我不理解，你是否认为他们违反了537号令？
答：既然你这么执着，我愿意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情况。近日一些外国记者未经许可就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聚集蹲守拍摄，而且不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劝阻，长时间占道影响通行，严重扰乱了该区域正常秩序，也引起周围商家和行人强烈不满。执勤民警依法进行了疏导，没有听从民警劝导的记者被带离现场进一步谈话。我认为多数记者是去抢新闻的，但你们的确违反了规定，也确实影响了社会秩序。其中绝大多数记者都积极与警方配合，在警方疏导后就散离了，只有极个别记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我想指出，如果有人不是为了单纯去报道新闻，而是想当什么“英雄记者”，以身试法，制造新闻，这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事情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追问：你能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吗？
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希望大家能够明智地认识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是真正的记者，就应按照记者的职业准则行事，在中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从前两次情况看，那些去蹲守的记者也没有等到他们想等的新闻。如果这两天还有人煽动、鼓动你们再去什么地方非法聚集，我建议你们及时报警，一是为了维护北京的治安，二是为了维护你们自身的安全和权益。
同时我想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大局已经说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求稳定、谋发展、促和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我们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问：我们尊重中方的规定，但对这一规定如何实施感到困惑。以前允许的现在却行不通。按我们先前的理解，很可能无意中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法规。你能否解释一下？
答：你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相信你对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外国记者采访环境不断改善有切身体会。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环境日益宽松。但良好的采访环境需通过相互尊重、信任、理解、合作来维护。我觉得信任越多，合作越好，采访就会越顺畅、越宽松。
会后，有记者问及美国务卿克林顿近日称美中在争夺太平洋岛国影响力方面存在直接竞争，姜瑜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同处亚太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双方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开展互利合作潜力较大。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近年来，中国与有关岛国关系发展顺利，双方高层交往频繁，经贸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在国际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协调。中方坚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岛国提供真诚无私的援助，帮助岛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受到岛国人民的欢迎。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稳定、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希望美方与时俱进，与中方一道，致力于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姜瑜一语道破中国国情：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转播到腾讯微博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转播到腾讯微博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问：安理会就利比亚局势通过了1970号决议后，美英等国表示希望推动安理会对利比亚采取进一步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第二、巴林国王哈马德责成王储萨勒曼负责与巴各派和阶层进行全国对话，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关于利比亚局势，中方认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讨论应有助于利比亚尽快恢复局势稳定。安理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取决于利比亚局势发展及安理会成员协商的情况。我们认为，有几个原则应该遵守：一是要尊重利比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二是推动通过对话等和平手段解决利比亚当前危机；三是安理会应充分听取和尊重广大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意见。
我们对巴林领导人通过举行全国对话缓解国内紧张局势表示欢迎，相信巴林有能力、有智慧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尽快恢复稳定和秩序。
问：近日巴基斯坦少数族裔事务部长巴蒂遭暗杀，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方对这一事件感到震惊，向巴蒂先生的家属表示慰问。我们相信巴基斯坦政府能够妥善处理这一事件，维护国家稳定与团结。
问：中方是否支持对利比亚进行军事干预，设置“禁飞区”？
答：中方认为，按照国际法准则，一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按照国际法准则来处理相关问题。
问：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昨天发表讲话时几次提到中国，表示愿把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经济利益转让给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东国家都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中方密切关注利比亚当前局势发展，真诚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对话，以和平手段解决当前危机，尽快恢复社会稳定和正常秩序。中国一贯致力于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问：昨天中国警方约见外国驻京记者，强调外国记者在中国各地采访前需征得被采访人和单位同意。这是否意味着537号令已失效？
答：有关部门与一些记者进行沟通，目的是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在中国工作。你提到有关部门找你们，我想可能是因为一些外国记者近日未经许可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采访引发混乱。希望你们能以正确态度对待。
我们已经反复重申，537号令仍是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指导性法令。对于外国记者在华进行正当采访，中方有关部门会依法保护记者的合法权益，并提供便利和协助。以前我们是这样做的，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继续这么做。
问：我愿意遵守规定，也递交了采访申请，但警方的解释我不理解，你是否认为他们违反了537号令？
答：既然你这么执着，我愿意介绍一下了解到的情况。近日一些外国记者未经许可就前往北京市繁华商业区聚集蹲守拍摄，而且不听从现场管理人员的劝阻，长时间占道影响通行，严重扰乱了该区域正常秩序，也引起周围商家和行人强烈不满。执勤民警依法进行了疏导，没有听从民警劝导的记者被带离现场进一步谈话。我认为多数记者是去抢新闻的，但你们的确违反了规定，也确实影响了社会秩序。其中绝大多数记者都积极与警方配合，在警方疏导后就散离了，只有极个别记者与警方发生了冲突。
我想指出，如果有人不是为了单纯去报道新闻，而是想当什么“英雄记者”，以身试法，制造新闻，这不仅违背了职业道德，而且事情的性质也就发生了变化。
追问：你能明确告诉我们违反了中国哪项法律的哪个条款吗？
违反了去那个地方采访需申请的有关规定。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问题的实质是有人唯恐天下不乱，想在中国闹事。对于抱有这种动机的人，我想什么法律也保护不了他。希望大家能够明智地认识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是真正的记者，就应按照记者的职业准则行事，在中国要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从前两次情况看，那些去蹲守的记者也没有等到他们想等的新闻。如果这两天还有人煽动、鼓动你们再去什么地方非法聚集，我建议你们及时报警，一是为了维护北京的治安，二是为了维护你们自身的安全和权益。
同时我想强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大局已经说明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求稳定、谋发展、促和谐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我们会继续坚定不移地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任何破坏中国社会稳定的企图都是不可能得逞的。中国保持稳定和发展符合中国的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
问：我们尊重中方的规定，但对这一规定如何实施感到困惑。以前允许的现在却行不通。按我们先前的理解，很可能无意中就违反了中国的法律法规。你能否解释一下？
答：你在中国工作了多年，相信你对中国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外国记者采访环境不断改善有切身体会。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环境日益宽松。但良好的采访环境需通过相互尊重、信任、理解、合作来维护。我觉得信任越多，合作越好，采访就会越顺畅、越宽松。
会后，有记者问及美国务卿克林顿近日称美中在争夺太平洋岛国影响力方面存在直接竞争，姜瑜表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同处亚太地区，都是发展中国家，双方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开展互利合作潜力较大。进一步发展中国与岛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是双方的共同愿望。
近年来，中国与有关岛国关系发展顺利，双方高层交往频繁，经贸等领域交流与合作稳步发展，在国际地区事务中保持良好沟通与协调。中方坚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向岛国提供真诚无私的援助，帮助岛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受到岛国人民的欢迎。事实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中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给双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促进地区稳定、发展与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我们希望美方与时俱进，与中方一道，致力于发展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http://ping.fm/XqACB据报：日本驻华大使预言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此君明鉴！那么中国为何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呢？在下言来你是听――
一、革命是什么？革命是社会激变、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国老百姓乃是追求太平而不希望动乱、期盼治世而不愿看到乱世，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因为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吃苦头最大的总是老百姓；即便是革命成功了，那也只不过是金銮殿由哪个政治精英坐而已、与布衣百姓毫不相干。纵观中国历史，老百姓参加革命乃是因为走投无路实在活不下去、是不得以而为之。且看今日中国，尽管有许多问题，但老百姓到了走投无路实在活不下去的境况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革命是没有民众基础的、是得不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老百姓骂娘乃是希望中共把事情办好而决不是要求中共下台。老百姓心中有数：中共是人而非神，岂能一个早晨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
二、今天中共仍牢牢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是什么？按中共的理论来说就是专政机器镇压机器。这就是说，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共还会、也肯定会断然出手镇压，邓小平早已为此定下了调子：“这次（指“六四”）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还会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48页）。显然，没有谁愿意铤而走险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发生正面冲突。当然，目前中共还不至于对茉莉花集会者诉诸铁血，因为事件尚在可控状态。
三、中华文化五千年，核心内容大一统：一画开天、天人合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家无二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一人主事、一人定国、一言兴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天下以奉一人、以一人而治天下，天上众星皆拱北、世间无水不朝东，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执要、四方来效……。所谓“中国人”说到底就是由中华文化造就出的人，由中华文化造就出的中国人从骨子里是认同一元化领导的，毕竟众生13亿，惟有礼乐征伐出自一党，方能天下有道四海升平，否则必是政出多门、八百诸侯、王道不存、乐土何谈！中共执政虽不尽人意，但谁人执政又能尽如人意？换成刘晓波执政就能尽如人意？“四人帮”当权怨声载道，邓小平当权仍有非议；对计划经济人人声讨，搞市场经济仍有人叫苦不迭；“大锅饭”人们有意见，自主择业又埋怨就业难。其实，老百姓诉求民主乃是希望中共开明而决非追求西方式的多党轮流座桩。事实上今天的中共已开明多了，“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4页），在中国网站上与中共不一致的声音并不少，甚至在人民网、新华网上都有，然鲜有人因此而座班房。
四、细看中国的茉莉花集会不难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很少――只有几百人，几百与13亿之比实在不成比例；二是年青人居多――年青人往往偏爱愤世嫉俗追求新奇，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如买不起房子、工作难找等），又听说中东出现了茉莉花革命，便以为这种行为很刺激、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解决问题，因此也想发泻一下、尝试一番，仅此而已。这就如同吃“麦当劳、肯德基”的往往是年青人一样，当他们见到有别于“芝麻烧饼”的东西便产生了新奇感、也想品尝一下。品尝过后也就罢了，中国人终究要靠“芝麻烧饼”而非靠“牛排面包”过日子。
五、至于说警方对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群予以防范驱散，这是因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易滋生过激行为，过激行为既会造成损失也会给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抹黑，若是等到那时再出手打击，难免会伤及无辜。因此，警方对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群予以防范驱散，其意图就是将事态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举也是在保护那些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
――以上就是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理由。惟有中国人方能看懂中国之事，外人的议论必是隔靴搔痒。当然，中共对于引起老百姓不满的事情（如贪污腐败、物价上涨、风气不正、道德失范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但那是另一回事，在此不做累述。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一、革命是什么？革命是社会激变、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国老百姓乃是追求太平而不希望动乱、期盼治世而不愿看到乱世，有道是“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因为一旦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吃苦头最大的总是老百姓；即便是革命成功了，那也只不过是金銮殿由哪个政治精英坐而已、与布衣百姓毫不相干。纵观中国历史，老百姓参加革命乃是因为走投无路实在活不下去、是不得以而为之。且看今日中国，尽管有许多问题，但老百姓到了走投无路实在活不下去的境况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说，在今天的中国，革命是没有民众基础的、是得不到大多数民众支持的。老百姓骂娘乃是希望中共把事情办好而决不是要求中共下台。老百姓心中有数：中共是人而非神，岂能一个早晨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好。
二、今天中共仍牢牢掌握强大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是什么？按中共的理论来说就是专政机器镇压机器。这就是说，一旦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共还会、也肯定会断然出手镇压，邓小平早已为此定下了调子：“这次（指“六四”）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还会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248页）。显然，没有谁愿意铤而走险与强大的国家机器发生正面冲突。当然，目前中共还不至于对茉莉花集会者诉诸铁血，因为事件尚在可控状态。
三、中华文化五千年，核心内容大一统：一画开天、天人合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家无二尊，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一人主事、一人定国、一言兴邦，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举天下以奉一人、以一人而治天下，天上众星皆拱北、世间无水不朝东，事在四方、要在中央、中央执要、四方来效……。所谓“中国人”说到底就是由中华文化造就出的人，由中华文化造就出的中国人从骨子里是认同一元化领导的，毕竟众生13亿，惟有礼乐征伐出自一党，方能天下有道四海升平，否则必是政出多门、八百诸侯、王道不存、乐土何谈！中共执政虽不尽人意，但谁人执政又能尽如人意？换成刘晓波执政就能尽如人意？“四人帮”当权怨声载道，邓小平当权仍有非议；对计划经济人人声讨，搞市场经济仍有人叫苦不迭；“大锅饭”人们有意见，自主择业又埋怨就业难。其实，老百姓诉求民主乃是希望中共开明而决非追求西方式的多党轮流座桩。事实上今天的中共已开明多了，“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94页），在中国网站上与中共不一致的声音并不少，甚至在人民网、新华网上都有，然鲜有人因此而座班房。
四、细看中国的茉莉花集会不难发现两个特点：一是参与人数很少――只有几百人，几百与13亿之比实在不成比例；二是年青人居多――年青人往往偏爱愤世嫉俗追求新奇，当他们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如买不起房子、工作难找等），又听说中东出现了茉莉花革命，便以为这种行为很刺激、以为用这种方式就能解决问题，因此也想发泻一下、尝试一番，仅此而已。这就如同吃“麦当劳、肯德基”的往往是年青人一样，当他们见到有别于“芝麻烧饼”的东西便产生了新奇感、也想品尝一下。品尝过后也就罢了，中国人终究要靠“芝麻烧饼”而非靠“牛排面包”过日子。
五、至于说警方对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群予以防范驱散，这是因为大规模的群体事件易滋生过激行为，过激行为既会造成损失也会给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抹黑，若是等到那时再出手打击，难免会伤及无辜。因此，警方对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群予以防范驱散，其意图就是将事态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此举也是在保护那些参加茉莉花集会的人。
――以上就是中国不会发生茉莉花革命的理由。惟有中国人方能看懂中国之事，外人的议论必是隔靴搔痒。当然，中共对于引起老百姓不满的事情（如贪污腐败、物价上涨、风气不正、道德失范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认真解决，但那是另一回事，在此不做累述。
注：《大家谈中国》的文章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
屡被曝光的何代表为何金身不破
展江
2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调查《安徽人大代表行贿低价拿地原书记助选》，（编者备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欧阳艳琴调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贿选调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81d50100qy2c.html）记者获得了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案卷宗，查阅到2008年该案侦查时，何帮喜和另一名企业主以及周光全三人分别对检方做的笔录，进一步确认了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的安徽籍企业主何帮喜的人大代表资格和其他经济问题。那就是他在当上省人大代表前，多次贿赂官员并如愿以偿，进而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后又涉及严重土地违法问题。目前，这两位企业主仍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个挑战国家根本制度的人，为何历经多家有影响的媒体曝光而安然无恙呢？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希玛企业集团董事长何帮喜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来源网络
新亚特电缆集团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徐顶峰接受专访。来源网络
《中国青年报》2010年1月8日的报道“安徽两企业家行贿被曝光后仍任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揭露了何帮喜：帮助何代表发迹的周光全被判无期徒刑，判决书载明何对周多次行贿，并顺利当上省人大代表；行贿被曝光后仍在2008年升为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月报》2010年5月刊发表的《被窃取的人大代表资格》一文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此代表，代表了谁？第二，窃取来的资格是否该追究？接着，《南方周末》6月3日以一个整版篇幅刊文《行贿了，还能当人大代表？》和《谁有权罢免人大代表》，更详尽地披露了何通过行贿当上人大代表的过程，以及连续三年亮相央视春节晚会最前排的风光。
其实，何帮喜首先被媒体揭露的问题是涉嫌的多种严重不法行为，尤其是在大规模土地交易中的角色。《华夏时报》2007年12月22日最早刊发报道《碧桂园[3.02 -1.63%]入皖拿地遭疑，安徽和县出让万亩廉价土地》，揭露碧桂园征下的巢湖市和县逾万亩土地，都是通过一中介公司倒手而得，“中介”与和县政府签署了秘密协议，而这家“中介”公司与北京安徽商会的负责人有特殊联系，该负责人亦是碧桂园投资安徽的穿针引线者。这个负责人就是何，时任北京希玛保龄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安徽省人大代表。
《南方周末》和《长城月报》披露，何帮喜与周光全自2000年起的亲密关系，即典型的“商傍官、官助商、利滚利”模式：周在事发前给何内定的省人大代表身份成了何帮喜进入权力场的一张入场券，何继而成了全国人大代表，至今仍被当地官员与媒体热捧。何凭借“省人大代表”魅力，首先摘下了全国劳模称号，随后还取得了省驻京办的赏识并被“内定”为北京安徽商会会长等诸多头衔。
《南方周末》文章还披露，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训练基地是希玛国信房产公司帮助碧桂园在巢湖和县拿下万亩土地的一块重要敲门砖。在巢湖建设小球训练基地的穿针引线者是何帮喜，以小球训练基地这个安徽“861”重点工程名义，和县万亩高尔夫球场和别墅用地才能够获批，开发商才能一次性征下这么多土地。
国家对土地违反问题日益重视。据2010年7月30日《经济参考报》报道，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和巢湖市国土资源局责令查办下，和县国土资源局已在4月初因占地超万亩的碧桂园如山湖项目未获得土地证而下达停工令，在责令停工后该项目仍“顶风”扩建。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打压公民举报的严重事件。7月26日，合肥市民邹跃寄出材料相同的16封信件：4份是媒体关于何帮喜的报道，包括《行贿了，还能当人大代表？》《被窃取的人大代表资格》；另一份是下载自和县督查网上的《关于如山湖国家小球训练中心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7月29日到30日，邹跃被多地警方轮番“讯问”一天。《中国青年报》8月4日以“16封快递招来惊魂24小时”为题做了报道。
8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又发表“碧桂园和县如山湖项目非法征地调查”，披露这个使何帮喜的希玛集团和碧桂园双双“获得了极大受益”的项目，在7月31日被省国土资源厅通报。根据通报：如山湖项目被国土资源部公开挂牌督办。可是到12月24日，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公告，经过“完善手续”，“解除对和县新增建设用地征收转用审批的冻结”。一起涉嫌“国土资源重大违法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一个窃取的人大代表，一个国土资源重大违法案件的主嫌，历经如此长期而密集的舆论监督炮火和国土部门的查处而金身不破。此人到底有何法术，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2011年03月02日
来源：东方早报
展江
2月28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记者调查《安徽人大代表行贿低价拿地原书记助选》，（编者备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欧阳艳琴调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贿选调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5f81d50100qy2c.html）记者获得了原巢湖市委书记周光全案卷宗，查阅到2008年该案侦查时，何帮喜和另一名企业主以及周光全三人分别对检方做的笔录，进一步确认了此前多家媒体披露的安徽籍企业主何帮喜的人大代表资格和其他经济问题。那就是他在当上省人大代表前，多次贿赂官员并如愿以偿，进而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其后又涉及严重土地违法问题。目前，这两位企业主仍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个挑战国家根本制度的人，为何历经多家有影响的媒体曝光而安然无恙呢？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希玛企业集团董事长何帮喜同志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投票。来源网络
新亚特电缆集团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徐顶峰接受专访。来源网络
《中国青年报》2010年1月8日的报道“安徽两企业家行贿被曝光后仍任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揭露了何帮喜：帮助何代表发迹的周光全被判无期徒刑，判决书载明何对周多次行贿，并顺利当上省人大代表；行贿被曝光后仍在2008年升为全国人大代表。《长城月报》2010年5月刊发表的《被窃取的人大代表资格》一文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如此代表，代表了谁？第二，窃取来的资格是否该追究？接着，《南方周末》6月3日以一个整版篇幅刊文《行贿了，还能当人大代表？》和《谁有权罢免人大代表》，更详尽地披露了何通过行贿当上人大代表的过程，以及连续三年亮相央视春节晚会最前排的风光。
其实，何帮喜首先被媒体揭露的问题是涉嫌的多种严重不法行为，尤其是在大规模土地交易中的角色。《华夏时报》2007年12月22日最早刊发报道《碧桂园[3.02 -1.63%]入皖拿地遭疑，安徽和县出让万亩廉价土地》，揭露碧桂园征下的巢湖市和县逾万亩土地，都是通过一中介公司倒手而得，“中介”与和县政府签署了秘密协议，而这家“中介”公司与北京安徽商会的负责人有特殊联系，该负责人亦是碧桂园投资安徽的穿针引线者。这个负责人就是何，时任北京希玛保龄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安徽省人大代表。
《南方周末》和《长城月报》披露，何帮喜与周光全自2000年起的亲密关系，即典型的“商傍官、官助商、利滚利”模式：周在事发前给何内定的省人大代表身份成了何帮喜进入权力场的一张入场券，何继而成了全国人大代表，至今仍被当地官员与媒体热捧。何凭借“省人大代表”魅力，首先摘下了全国劳模称号，随后还取得了省驻京办的赏识并被“内定”为北京安徽商会会长等诸多头衔。
《南方周末》文章还披露，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训练基地是希玛国信房产公司帮助碧桂园在巢湖和县拿下万亩土地的一块重要敲门砖。在巢湖建设小球训练基地的穿针引线者是何帮喜，以小球训练基地这个安徽“861”重点工程名义，和县万亩高尔夫球场和别墅用地才能够获批，开发商才能一次性征下这么多土地。
国家对土地违反问题日益重视。据2010年7月30日《经济参考报》报道，在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和巢湖市国土资源局责令查办下，和县国土资源局已在4月初因占地超万亩的碧桂园如山湖项目未获得土地证而下达停工令，在责令停工后该项目仍“顶风”扩建。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打压公民举报的严重事件。7月26日，合肥市民邹跃寄出材料相同的16封信件：4份是媒体关于何帮喜的报道，包括《行贿了，还能当人大代表？》《被窃取的人大代表资格》；另一份是下载自和县督查网上的《关于如山湖国家小球训练中心项目建设情况的报告》。7月29日到30日，邹跃被多地警方轮番“讯问”一天。《中国青年报》8月4日以“16封快递招来惊魂24小时”为题做了报道。
8月13日，《21世纪经济报道》又发表“碧桂园和县如山湖项目非法征地调查”，披露这个使何帮喜的希玛集团和碧桂园双双“获得了极大受益”的项目，在7月31日被省国土资源厅通报。根据通报：如山湖项目被国土资源部公开挂牌督办。可是到12月24日，省国土资源厅发布公告，经过“完善手续”，“解除对和县新增建设用地征收转用审批的冻结”。一起涉嫌“国土资源重大违法案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一个窃取的人大代表，一个国土资源重大违法案件的主嫌，历经如此长期而密集的舆论监督炮火和国土部门的查处而金身不破。此人到底有何法术，值得我们关注。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2011年03月02日
来源：东方早报
2011年3月1日星期二
中国如何应对全世界的“反华势力”？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gentry/archives/375769.aspx 转载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http://www.bullogger.com/blogs/gentry/archives/375769.aspx 转载
当中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内人均收入却排名世界一百多位。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却与49个国家签署了免债议定书，免除到期债务374笔，并将继续免除13个国家对华到期无息贷款债务。官方还透露，2010年中国累计向120多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并向30多个国际和区域组织提供了捐款。而2008年，中国免除46个国家400多亿债务；2009年，中国免除32个国家150笔债务；……
甘肃舟曲遭灾时，中央电视台在同一天新闻联播中播出了两则捐款新闻，一则是“为支持俄罗斯抗灾，我国将捐赠100万美元现金和价值2,000万人民币的物资”，另一则是“甘肃舟曲缺乏饮用水和速食面，政府号召大家积极捐款”。相比之下，世界最富的美国对俄罗斯火灾捐款才5万美元，但对中国大陆持续多发的水灾捐了20万美元；美国对中俄的捐款总额，不到中国捐给俄罗斯的四分之一。对当权者一面在国内动员民众捐款、甚至强迫公务员捐款，一面动用纳税人的血汗钱在国际上摆阔显富的行为，国内民众反响非常强烈，被斥为“国际主义精神病”。
但这种“国际主义精神病”由来已久，从毛泽东时代就蔚然成风了。在文革之前，一个中小学生一学年的书费、学杂费只有3元，最发达的地区也不超过4元，另外每人每年补贴6元午餐伙食费；读完初中共计9年，每人合计需要90元。每年6元午餐伙食费补贴，折合每天3分钱，当时两分钱可购买粗粮3两，一分钱可买时蔬0.5斤，足够中午饱餐一顿；但这在大多数贫困地区，6元已相当于农民大半年的人均收入。然而，中国当时每年援助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却达到90亿人民币！正好可以资助一亿农村儿童读完初中。可是根据中国政府1980年的报告说，文革前中国大陆有一亿学生因为没钱而失学。
不过援助阿尔巴尼亚的金钱还是小巫见大巫。那时候，中国援助越南200亿人民币，援助朝鲜200亿人民币，援助非洲国家100多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中国当时的人均最低生活费4元计算，这些钱可以让全中国百姓白吃白喝不干活，就能养活一年。
为此，毛泽东换来了亚非拉一些领导人的肉麻赞颂；什么“毛泽东是世界性的领导人，是鼓舞世界各地热爱自由和人类尊严的革命者”、“毛泽东是第三世界的榜样”，“永远是各国人民的抵抗和斗争的象征”等等阿谀之声不绝于耳；毛泽东也真以为自己是全世界的“大救星”。为了马屁，就肆意挥撒中国百姓的血汗，将中国经济推向崩溃边缘，民不聊生。
如今，这种“精神病”有增无减。今年两会中，中央政府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千6百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今年西南五省大旱，6000万人受灾，损失200多亿，中央拨付旱灾救灾资金1.6亿元。为了赢得金正日的高兴，中国承诺援助朝鲜700亿；2009年，中国累计对朝鲜援助达8千亿元。
对朝鲜就援助8千亿，却没有1,600亿解决全国百姓的免费医疗。看看满街的下岗工人，看看贫苦的失学儿童，大陆当权者就是这样奴役国人，笼络“友邦”！
然而，这种用金钱维系的“友邦”，没有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翻脸。
最早翻脸的是苏联。大陆执政党在建政前，跟在前苏联的后面亦步亦趋的战战兢兢；建政后更是把苏联尊为“老大哥”，自己以小弟自居，但赫鲁晓夫上台后，中苏之间的友好关系出现了破裂，后来更是因为一场著名的珍宝岛战役，彻底翻脸。第二个翻脸的“友邦”，是越南。相比于把苏联称老大哥自称小弟的做法，越南开始是对中国称大哥，大陆则称越南为“同志加兄弟”。大陆把越南比作“同志加兄弟”的时候，越南还处在南北分裂的状态，类似现在的南北韩；北越想要统一南越，最后引入了美国的干涉，大陆出兵越南虽然不如出兵朝鲜那么高调坚决，但私底下的支援却也“很无私”。北越当时的领导人胡志明在中国受到了极高的评价，被称为“胡伯伯”。但随着北越统一了南越，“同志加兄弟”露出了青面獠牙，对中国反噬一口，1979年的时候，中国还被迫进行了“自卫反击战”，大国被迫对小国进行“自卫反击”，成为一个国际先例。第三个翻脸的“友邦”是最著名的日本。中日友好是依托于中美友好的次生友好，如果不是和美国改善关系于前，中日之间无所谓关系的正常化。但中日之间一经友好，很快就超过了中美友好，成为了新一个的中国超级友好国家。以“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新兄弟”出现的日本，给大陆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安慰；“一衣带水”成为日本友邦的专用名词。但是进入2000年之后，“一衣带水”的“水”出现了污染，先是中日两国在教科书问题上互相攻击，接着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再起波澜，最终导致了钓鱼岛问题的针锋相对。虽然双方还没有兵戎相见，但双方却都在咬牙切齿。
如今的中国大陆“友邦”，似乎只有用“鲜血凝固”起来的情谊而“弥足珍贵”的朝鲜了。不过，这“弥足珍贵”的友邦，却象一个市井泼皮，除了给中国惹祸，就是对中国耍赖。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当权者真傻，用钱买气受。其实，统治者从来都不傻。无论是毛时代中国外援高达国家财政总支出的6.92%，名列世界榜首，还是最近中国在朝鲜、非洲大搞无偿贷款、巨额投资等，当局之所以这样处心积虑的做，都是为了在国际社会争得一席之地，以巩固其统治，以牺牲本国民众利益为代价，为其在联合国舞台上争取一点点话语权。中国权贵阶层需要在国际上豢养一帮小喽啰，为其生存危机壮胆吆喝；因此，官方的外援有着内在需求的必然性。
目前，大陆当权者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援助津巴布韦、苏丹、朝鲜等邪恶国家，正如世界银行所谴责的那样，中国的援助抵消了国际社会“以经贸促政改、以经援换人权”的努力。当权者以“不干涉内政”为藉口，在政治上充当这些腐败政权的代言人和所谓协调者，并以此为筹码，与民主社会讨价还价。
尽管这种金钱外交有些效果，比如联合国至今还没能通过任何谴责中国大陆人权状态的议案，但中国大陆纠集独裁国家组成灰色阵营，与文明世界分庭抗礼的做法，已经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效果也很快就显现了。2010年上半年，中国GDP同比增长11.1%，应该是全球最高的；不过，同期中国大陆的“敌人”增长得更快，有人在谈论对中国的“C型”包围圈，还有人在谈论亚洲版的北约，美国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像坏孩子弹弓上弹出的石子，今天弹到南海，明天弹到黄海，后天还会弹到东海，激起周围国家千重浪……。
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的三种模式：天朝时期的“朝贡模式”，毛时代的“革命模式”，和邓小平时代开创至现在集大成的“互惠模式”。按照前两个模式，中国少不了敌人，凡是“拒绝朝贡或拒绝认同中国革命的国家”都“可能是潜在的敌人”。互惠模式就不同，“它既是平等的，也是普适的”：说它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基础是全球化时代的平等自由贸易，不是殖民主义时代的殖民与被殖民的不平等关系；说它是普适的，因为它不具有任何政治与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排他性，也不预设任何非经济的先决条件。这种现实主义模式把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看成是高能加速器，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就像两束高速相遇的粒子，通过“热烈拥抱”而增加双方的能量。正是因为这种模式的巨大吸引力，中国才能史无前例地一次同时拥抱这样多的非洲国家。当然也热烈拥抱了其它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和俄国。
可是，现在某些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为什么？因为国家和个人一样，决定其决策的有两个基本模式，一是“后果模式”，第二种是“身份模式”。“后果模式”，类似经济人模式，就是利益最大化模式，当人们按后果模式做决定前，要掂量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法和途径，评估它们的价值，然后选择能带来最大利益的方法。“身份模式”则不同，为了确认自己的身份，不计后果。210年3月以后至今，中国大陆为了袒护“血盟兄弟”朝鲜，将自己逼离了“后果模式”，进入“身份模式”轨道。在此事件上，中国大陆的作为，已经不考虑国家利益，而考虑的是国家身份。30年来国家身份的战略模糊，被朝鲜牌的显影液显影了。中国大陆在这次事件中，彰显了自己的身份，让人进一步看清了真面目，所以周边国家突然在中国的怀抱里动起了刀子。
所以，世界上的“反华势力”突然多了，几乎到处都是。
对此，其实大陆高层和中国社会底层都看得非常清楚了。然而时至今日，仍然有部份中国人似乎出自“本能”，拒绝接受这个社会现实，充当睁眼瞎。近一个月来，中日钓鱼岛事件沸沸扬扬，国际社会没有一个国家表示支持中国。凤凰名博杨恒均先生说，“如果就事论事，这次钓鱼岛事件主要责任在日本，有争议的岛屿，已然被你霸占，却还要进一步宣示‘主权’，逮捕我船长，实在欺人太甚。可是，这样一起是非分明的国际事件，当中国需要国际上‘人心’支持的时候，你看到200多个国家，几十亿人，有几个站出来为中国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中国学者，以及中国当局不可能没有注意到，这是很罕见的现象。想一想，怎么会走到今天的？奥运会插遍各大洲的五星红旗在哪里？中国崛起的豪言壮语换来了什么？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大外宣，得到了这样的回报？”
他说，十几年前，当和我同龄的那几个人还没有拼凑出《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我就在共和国最前沿的阵地上对西方列强说“不”。这些年下来猛然发现，原来我们除了对普世价值，对先进的价值理念与政治制度坚持“绝不”之外，我们的一切都西化了：你还能找到一块不是按照西方发展模式建设起来的中国土地？连电视里吸引了亿万中国青年人的电视节目，几乎都是从西方五六年前的老节目改头换面全盘引进的……。世界已经变成地球村，这一切引进本来无可厚非，可恰恰是我们对支配与指引这些物质的价值观与政治制度说了“绝不”，结果让这些东西在中国都一个一个地走样了，弄得面目全非，我们认不出，世界也认不出——这个时候，还有极少数愚弄人的掌权者在那里有气无力地主张说“不”，但谁都听得懂，他们只是不想放弃手里的绝对权力……。
如今，“海外反华势力”这个概念，虽已深深的印在了中国人的心中，但是“海外反华势力”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反华”？却没有几个中国人能够说清楚。它就象一段梦魇，被既得利益集团制造出来，几十年来牢牢的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让人恐惧，让人仇恨，但是又没有人真正的知道为什么要恐惧，为什么要仇恨。而教科书和报刊资料中，也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给它一个完整的、清楚的解释。其实，所谓“反华势力”的概念，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从来没有过，而是既得利益集团当权之后刻意制造出来的，并故意混淆概念，把全世界对“共产主义”这个幽灵的反对，故意说成是对中国的反对，挑动民族情绪。
为了让中国人盲目维护既得利益集团，而不倾向于自由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就制造一个“反华势力”的名词，然后几十年来不断的通过歪理和谎言强化这个概念。其目的就是欺骗人民，在人们心目中制造一种中华民族和国际社会的对立，让中国人从内心自觉的不接受其它国家的自由理念，不接受西方社会对中国人权的关注，不认同全世界对既得利益集团暴政的谴责，从而使政权得以苟延残喘。
然而，当中国大陆民生凋敝、人权不保，“海外反华势力”的猖獗，就再也得不到老百姓的一致抵抗。正如大陆高调“保钓”中有老百姓悲愤地说：“现在我们是生活无着落，土地都被他们抢夺光了，可以说是没有立锥之地了，作为一个公民，你没有家了，哪来的国？我们这些被压迫的、被奴役的农民，我们的国家在哪里呢？！”美国军舰在南海军演的时候，网上居然出现大量“何时到中南海军演”的呼声。
事实说明，成吨成顿的人民币堆砌起来“友谊”，在世界潮流面前不堪一击；中国大陆在国际上面临一个空前的说“不”时代，不是中国对世界说“不”，而是世界对中国说“不”。而互联网的发达，使得国内民众不断觉醒，再多的“五毛”也无法改变这个现实。现在执政党和政府如不再加速推进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政治体制改革，恐怕真会应验温家宝的话，“只能是死路一条”了。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