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學術累事
全香港反「蝗禍」，聲討自由行大陸人的粗野行為，但為時已晚，香港人業因早種，禍福自招。
除了高官，學院的一些「學者」，當初姑息縱容，要負很大責任─還記不記得，香港有許多「學者」說：大陸人的吐痰、打尖、隨街蹲踎，只是不同的「文化」？既然「文化多元」，香港人不該「歧視」，反而要「包容」？
這些十足的偽學者，在西方讀了一個學位，回來香港，誤導蒼生，這一科，叫「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文化研究系，在牛津劍橋是沒有的。英國一些以左派激進著名的學院，像倫敦大學的金匠學院（ Goldsmiths College），以文化研究系著稱。
為什麼傳統的大學沒有？因為一國的文化，是很深奧的事，往往要窮一生精力，方略得堂奧。例如，要透澈了解英國文化，必須精讀聖經、莎劇、羅馬帝國史，還要旁觸拉丁文、十八世紀思想史、維多利亞時代工業史、邱吉爾、英國貴族生活、工會運動；還要懂板球、騎術，一點點高爾夫，這一切，沒有三十年浸淫功夫，不可以說「文化」。
知一國文化，尚且如此，何況文化研究，讀的是西方與世界的文化比較，扯上中國三千年，還有阿拉伯世界，這就更大工程了：中西文化比較，誰有資格呢？博識如民國錢鍾書，一卷「管錐篇」，也只蜻蜓點水比較了中國和歐洲的「文學」而已，離文化比較，還有很遠。
文化不是不可研究，而是要有非常博大紥實的學問基礎，遠瞻洞見的王者眼光，「文化研究系」開在十八九歲的年齡，缺乏根基，學一點皮毛，只有把這科，引向「種族平等」的社會學範疇。
西方的社會學，是人權平等的思想領土，所以：新畿內亞的食人族，是不同的「文化」，你不要歧視呀。非洲小女孩四五歲就要行割禮，勿可視之為野蠻呀。不要假設「我們」白人文明優越，「他們」非洲第三世界，殺人放火，種族清洗，有他們的歷史傳統呀。
A little knowledge is a dangerous thing，文化研究，引證了此一真理。大陸遊客的喧譁、吐痰、打尖，好，行將自駕行了，鄰近地區的汽車，橫衝直撞，空氣污染，好極了，不也是「文化隔閡」嗎？
文化隔閡，是要「包容」的，香港的半桶水學者開了口，特區不學無術的高官附和，現在，香港的網民起來了，他們代表的是常識，不必學識，一起對「文化包容」這個偽學術詞彙，豎起了中指。
2012年2月7日星期二
2012年2月5日星期日
@徐昕：法律界泰斗张思之先生吴英案致函最高人民法院全文http://ping.fm/4Vhp6最高人民法院张军一级大法官：
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
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倘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
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
2012、1、25
辞岁声中，闻吴英一案二审急急终结：维持原判，上报死刑复核。但细读判词，见案有不妥。静夜思之，心情沉重。冒昧陈词，幸勿鄙视。
吴英集资诈骗一案，事发于集资。而问题在于：对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所起的市场作用，认识分歧，意见不一；对集资诈骗罪的罪状描述，也随着对市场经济认识的深化而有变化。至于集资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分野，法律界则已取得两点共识，明确载入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结合吴英案，略予申明——
一是使用诈骗的方法。集资诈骗罪脱胎于诈骗罪，故有诈骗罪的一切特征。查识别与判定集资项目是否诈骗，以两种特征最为客观：一是集资的对象，二是投资的去向。浙江省2008年出台的《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就此所做的阐释极具典型性，明确规定：“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固定的人员(一定范围内的人员如职工、亲友等)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因经营亏损或者资金周转困难未能及时兑付本息引发纠纷的，应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以此衡量吴英案，其集资对象都是本地亲友及放贷人，并非社会不确定公众；查其资金去向，也大多流入当地实业领域，属合法经营范畴。换句话说，吴英未利用信息不对称，虚构投资项目诈骗债权人。其投资眼光或可质疑批驳，其经营手段和目的不仅合情且未违法。参照上述规定，至为明显。
二是具备非法占有的目的。集资诈骗犯罪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在吴案中体现为债权人本金。也就是说，判断吴英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根据她的行为是否具有侵占债权人本金的恶意。许诺高额利息不能支付，属于诚信有亏，而非刑法上的入罪理由。至于吴英是否确有此恶意，未见全部证据，不敢轻下断语；但以常理度之，如有心设局诈骗，早会仿效国中巨贪，变卖资产卷款逃逸，岂能在当地留下大量资产？对此不难明察。
概括以上两点，吴案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于法似均有未合，加之诸多债权人牵连案中，且对吴英鲜有指控，又有重要举报线索尚未追查，如从重对吴执行死刑，恐难服众。
理性地站在改革开放的高度考量吴英案中反映的矛盾，纵观金融市场呈现的复杂现实，解决之道在于开放市场，建立自由、合理的金融制度，断无依恃死刑维系金融垄断的道理。更何况杀人宜少应慎已成国策！少杀，是政策指向；慎杀，乃法律要求。“两可”(可杀可不杀者不杀)方针正是二者的集中体现，因而是理应逐案遵行的圭臬，至上的标尺。吴案留人刀下，应属入情入理。
毋庸讳言，此案的最终结果，将对数以千亿计的民间金融产生示范效应。面对金融市场日趋复杂的情势，如何判处，可能需要高度的法律智慧。最高《2011年人民法院工作要点》将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列为重要改革任务，十分正确。盖因这是死刑执行前的查阙补漏，守护正义与公正的最后一关，诸多环节，唯此为大。倘能明辨慎思，力避失误，则法制幸甚；受其益者当决非吴英个案，国家甚幸！
愚者之虑，或有一得;是否有当，恳请细酌。
张思之
2012、1、25
重磅披露《三重门》非中学生韩寒创作的证据
http://ping.fm/dvGeu
韩寒，有多个身份。
《三重门》是韩寒所写，这一概念不会错。“韩寒”是一个巨大的筐，这里装着老子，装着儿子。当老子与儿子穿着同一条裤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裤子外面的“韩寒”像李宁服装上一样的招牌，只有脱下裤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里面的腿，是“儿子韩寒”，还是“老子韩寒”的。（仿《三重门》风格）。
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了便于叙述，将韩寒定位成那个写《三重门》的中学生韩寒。
我们不能证明《三重门》是其他人所写，但《三重门》的作者，绝对不是中学生韩寒所写。
我们只能否论什么。证明什么，那是别人的事。
1、 韩寒与鸭（此段局部模仿一下韩寒与钱钟书的文风）。
韩寒曾经在香港售书会上，说过，自己很想当鸭。
当鸭是很多男人的梦想，这与女人一般不想当鸡，是一箭双“鸟”（鸡与鸭都属于鸟类）的硬币的正反面。
一般男人嫖妓，习惯于扬长避短，只愿某一个器官暴露出来，享受服务，而却让另一个器官遮挡起来，忽视不问，但警察抓鸡扫黄的时候，却自愿成为嫖客习俗的反对党，抓住的是嫖客一心想专门遮挡住的那个器官，而另一个器官却像伊朗放过美国航空母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般，放任他去随波逐流。
2012年春节之后的韩寒，却让我们感到韩寒尚不具备当鸭的基本素质。鸭靠的是耐力与持久，但韩寒却像那些失职的鸭一样，一经接触，“立马像闪电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便像被拔掉了毛的鸭。赤身的裸体的鸭，只能印在包装盒上，直接对外，容易很黄很暴力，所以只能像美国总统度假一样，躲到农场去不见世人。韩寒这个“准风月鸭”，退了毛之后，立刻宣布闭关静修。
这使我们感到很是奇怪，原来屡屡攻击别人的韩寒，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就像“鸭”，我们总以为像美元那般尖挺，但实际上，一点点风暴，立马就要跌停一个星期，一泄如注。
当韩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肆意地攻击与屠戮着别人的时候，他轻视真相与法律，但他自己稍微受到一点质疑，便转而求诸那个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韩寒宣布诉诸于法律之时，就让人对韩寒彻底地鄙视起来。
一直在娱乐圈里享受着笔墨官司的宽容，但在自己受到烈度并没有超过他对别人的攻击的质疑情况下，却呼天抢地，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就像韩寒开着赛车，向来在高架桥上目无交警。交通规则就像他玩过的女人，说抛弃就抛弃，但那些女人，从来没有拿着罚单，找韩寒秋后算账。
现在有一个人，拿出证据，说韩寒违反了交通规章，韩寒立马委屈得像一个被错抓了的妓女，声诉自己不是“失足妇女”，至多算一个“失手小偷”（不对，中国人向来认为偷书不为偷，同理，偷名也不是偷），来找交警说事了。
这不是奇怪吗？是为大不解。
2、 《三重门》中的《故事会》体的构架
什么叫《故事会》体？
说穿了就是欧?亨利体。
《三重门》里自然不会忽略到欧?亨利。小说中写道：“小说栏上有一名话：‘这里将造就我们的欧?亨利’”。
欧?亨利的结构，是前面平淡，结尾异峰突起。
《三重门》的内在的故事上，其实有一个欧?亨利的结局。
我们撇开小说里的要言妙道，小说在故事上，基本具备了一个可以发上《故事会》的元素。
小说里的主线，是林与苏珊的爱情。林的情绪，基本受到苏珊的操纵。苏珊对林好一点，林就受宠若惊，苏珊对林一冷淡，林就痛不欲生。苏珊从小说里的描写来看，是爱林雨翔，一般作者写小说，总是把自己相似的角色设定为最可爱的人，这也是无可指摘的。
苏珊为了激励林雨翔学习，给他写信的时候，相约在清华会见。
而小说的最后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告诉我们，苏珊为了与林雨翔考入一个学校，故意未做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从而分数减了十分。
但阴错阳差，林雨翔却因为父亲走后门的缘故，作为特长生进了市重点中学，于是，原来苏珊故意考低成绩，想与林呆在县高中，但却因林父的意外多此一举，两人没有呆在一起。
这个情节，颇有励志意味。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也有这种女孩以承诺将来相会在高校，来激励一个不肯学习的男生的情节。可见，这个故事，还是具备了《故事会》中的情节特征的，就是结尾曝出了一个意外。
这个情节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在故事里才能成立的。因为按常理讲，苏珊怎么能保证她的分数在少了十分之后，恰好能够进入县高中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苏珊也没有对林雨翔承诺过什么，更没有单独地以心相许的表白，她在没有林雨翔的确认的情况下，擅自作主，故意考低分数，从理论上讲，是颇具故事里的出人意料的要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敢做出这样的作为。《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中的那个女孩，考大学意外失手，痛哭流涕，只成了一个师范生，但是，那个女孩，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更没有主动调减自己的分数。
如果《三重门》里没有这个故事式的结尾，那么，那些议论是找不到落脚点的，因此，从结构上来看，《三重门》的内在体系上，是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故事要求的。
3《三重门》描写的是大学生活
我们来看看《三重门》里有没有中学生活的痕迹。
基本没有。里面的生活，根本不是初三到高一年级的生活。
看看下面的一句话，不打自招地交待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
小说写到林雨翔在高一进入文学社后，“文学社每周活动一次”，“然而万老师讲课太死，任何引人入胜的神话，一到他嘴里就成鬼话，无一幸免。社员很少听他讲课，只是抄抄笔记，以求学分。”
——注意，大家想一想，“学分”这个概念是在大学里才有的，中学里有学分吗？而且还是一个志愿加入的松散型的文学社，只是培养爱好，根本不是课程，哪里来的学分？大学里，抄笔记，混学分，搪塞那些文学史之类的副课，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用在中学生活里，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马嘴，恰恰说出了小说的原稿是一名大学生经历的人写的。
再来看小说里描写林雨翔在初三时的生活，小说里写道：“沈溪儿骂他油滑，胡诌说Susan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相原崇，现在在华师大里念英文系，被雨翔骂白痴，气得再度胡诌Susan除另有所爱外还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江口洋介，在华师大里念数学系。”
试想一下，苏珊尚在初三，会有一个在大学里的男友吗？按常理讲，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小说里并不缺乏小聪明的林雨翔却信以为真：“林雨翔口头说不可能，心里害怕得很，安慰自己说两个日本男人在一起一定会火并的”。
为什么初三女生苏珊的疑似男友会是华师大的呢？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告诉我们：“韩寒父亲韩仁均，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初中生韩寒的情敌，是父亲当年所在的学校“华师大”，似乎儿子女友的情敌是父亲的同窗，说不准还是父亲本人，想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把苏珊看成是一个大学生笔下的高校学生，那么，她有一个华师大的男友是不是显得相当的合理？ 对此，我们可以无限肮脏地联想下去。
再看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孰不知现在这时代，学生一般到了高二就名花有主，到了高三就别说名花了，连草都了主。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恋过爱的学生仿佛是葛优脑袋上找头发”。
这一段议论，如果换成“大一、大二、大三”，才是真正的合理的。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初三到高一学生的生活，整天都是研究文学，办报，外出采风，写稿，而其他的课程，在小说里很少提及。
比如小说里的这一节：“马德保讲课只会拖时间而不会拖内容，堂而皇之的中西文学史，他用了一个月四节课统统消灭”。
一个初三的文学社，会讲中西文学史这些内容吗？而且用的是“消灭”这词，可见应该消灭的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讲座，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的课程吗？
这里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体验。很难想象，在初三到高一的这个时间段里，被应试教育死死地压着的中学里，能用文学创作占领学生的大量时间。
再看小说中的这一段：“高中的生活一下比初中宽了许多，愿听就听，一切随便，甚至上课睡觉也可以，只要不打呼噜。”
这里的“高中的生活”如果换成“大学的生活”才是真正合理的。大家都是从初中、高中来的，高中的学习，只能说比初中更紧张，压力更大，因为更加接近高考。这里的描写，只能说是一个大学生的体验。完全可能有一个原稿，里面说的是“大学生的生活”，后来改成中学生题材后，这里换成了“高中的生活”，如此一改，就令人产生滑稽之感。就像《金陵十三钗》里的妓女，为了扮成清纯的女学生，把头发烫直，但她们的身体，却像温州高铁事故一样，暴露了她们与女中学生的脱轨。
还有小说里写到男女一起用餐的描写，如“看见了钱荣和姚书琴正一起用餐”，写到校园里的恋爱，“一对一对的校园恋人仿佛鬼怪小说里的中世纪吸血鬼”。
这些大学里才司空见惯的描写，放在中学校园里，就难以给人一种普遍的感受。
3、《三重门》里的父亲视角
《三重门》里的中学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名父亲能够感受到的。而在描写林雨翔时，作者的视角，往往一不小心就换到一个成人的角度。
看看下面的这一句话：“雨翔回到家，向父亲报喜说过了文学社。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要庆祝一下。只是老婆不在，无法下厨——现在大多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男人是从不入内的。”
这一段话里，其实人称在不断的变化。先是林雨翔，下面换成了“林父”，按道理，应该对应地出现“林母”，但小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婆”，这个称谓完全是“林父”的角度来称呼的。多么有意思。为什么情不自禁地出现了“老婆”？为什么不能保持以儿子的眼光看到的“林母”，这不让人感到很奇怪吗？
在有的段落，林父的视角，直接代替了儿子。比如林父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升入市重点，去找了体委的金主任。在这里，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很自然地写到了相当成人化的环境印象：“体委就在大球场边上，林父与球场负责人曾有联系，一年前这个球场铺了草皮，县报上曾报道过。不料这次来时黄土朝天草皮不见，怪石满场都是。林父林母一路走得扭扭捏捏。进了体委办公室，金博焕起身迎接，他瘦得像根牙签，中国领导干部里已经很少有像他一样瘦的人了。”
可以说，这一段完全是林父的亲身经历，操笔者的自然流畅，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者与描写者的视角是完全重合的。
可以说，小说里的所有的中学生视角，都是粗线条的，大部分属于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视角，而其中隶属于中学生韩寒的情节里，都同时陪同着一个父亲在身边，如对市高中环境的描写，都可以看到林父陪伴在身边。看看下面，在林雨翔到市高中上学的时候，父母帮他收拾宿舍：
“雨翔被暂时分在二号楼的三层。每层楼面四间，每大间里分两小间。各享四个厕所，和雨翔暂住一间的是跳高组的，个个手细脚长如蚊子，都忙着收拾床铺。一屋子父母忙到最后发现寝室里没插座，带来的电风扇没了动力提供，替孩子叫苦不已。”
在这里，父母的视角代替了林雨翔的视角，因为从父母的视角写起来，更有切身体验吧。
而在这些描写之外，就很少真正的中学生生活的独特的描写，特别是很少中学生的其他课程如数理化的现场描写。可以看出，《三重门》里的视角，有着相当明显的父亲越俎代疱的现象。
4、《三重门》里的话语时代
在《三重门》里，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毛时代的一些资讯，不要说是中学生韩寒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如此深刻的储备。
小说里写道：“林父高论说最好挑一个贯通语数外的老师，……毛泽东有教诲——守住一个，吃掉一个！发表完后得意地笑。”
这段话里的毛泽东的语录，一般人还真的不知道。中学生韩寒却熟练运用，涉笔成趣。
再看这一段：“另一种是‘蛇吞式’，一口一个，饥不择食，石头也下咽。太粗暴，都给人以不安全感。况且毛主席教导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林雨翔猛咬一口，不多不少，正好半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学生韩寒不仅通读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而特别对“毛泽东著作”也有深刻的研究。要记住，这是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啊。当时早过了用毛泽东语录进行全民教育的年代啊，但林雨翔是多么稔熟毛泽东的语言啊，一不小心，就把毛泽东的红宝书里的内容给抖落出来的了。1982年的生人，与1950年代的生人，究竟是谁更能熟悉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语句？
下面再次出现了毛泽东：雨翔学江青乱造毛泽东的遗嘱，说：“那个——‘周庄’走时亲口吩咐要选举的，你不信等他回来问埃。”
这一段还牵强附会，中学生能够从一些地摊上的小报里知道这种秘闻。姑且相信出自中学生韩寒脑袋吧。
下面的一些掌故与典故在小说里信手拈来的运用，都使人怀疑起这个联想者的阅历：
如：“女生不服，站起来不算，还学赫鲁晓夫砸桌子，给自己的话伴奏……”
这个六十年代的典故，中学生韩寒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
再看小说中的描写：“谢景渊脸上的严肃像党的总路线，可以几十年不变，冷漠地对雨翔说”
这里的“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五十年代的那个总路线吧，这种几十年不变的路线，对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中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体验与印象，何来中学生韩寒疾如闪电地对中共党史如此了解？
下面的一个典故就相当生疏：“梁梓君他应该早已选择好出钱进哪所高中，哪怕他像当年吴晗数学考零分，一流学校照取。”
吴晗考零分，不是光彩事，这一典故应该出自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上吧，中学生韩寒至多知道“张铁生考零分”的事，但奇怪的是，中学生韩寒不引用张铁生考零分的事，却去引用他出版作品的年代已经为吴晗讳的考零分的事，不让觉得奇怪吗？如果说这出自韩父的思维体系里，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下一句：“林雨翔平时虽然认为乞丐不去建设祖国四化而来讨钱很没志气，但是还是会给点钱的。但偏今天没看见，爱情果然使人盲目。”
九十年代还在提“四化”？穿越了吧。
5、韩寒与女儿
我对韩寒感到最为不耻的地方，是他把女儿拿出来赌咒发誓。
他女儿应该尚无自理能力吧，但是在如此之小的年龄，就被他父亲像赌徒一样，拿出来作一个筹码，来证明他自身的清白。
中国人常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遇到了问题，你自己解决，你为什么要把女儿拎出来，当成防御工事，来掩护你退兵？中国人一遇到国难当头，就想到妓女和孩子，这是鲁迅说的。用妓女来抗击入侵者，为我们的民族挣来荣光，这是张艺谋干的事。用孩子来抵抗别人的质疑，为自己换得抗战时期重庆那样陪都的的安全地位，这是韩寒干的事（仿韩寒文风）。
是以个人认为此为韩寒最令人觉得不耻的事情。其他的，不想说什么了。
http://ping.fm/dvGeu
韩寒，有多个身份。
《三重门》是韩寒所写，这一概念不会错。“韩寒”是一个巨大的筐，这里装着老子，装着儿子。当老子与儿子穿着同一条裤子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裤子外面的“韩寒”像李宁服装上一样的招牌，只有脱下裤子的时候，我们才会看到里面的腿，是“儿子韩寒”，还是“老子韩寒”的。（仿《三重门》风格）。
因此，我们在这里为了便于叙述，将韩寒定位成那个写《三重门》的中学生韩寒。
我们不能证明《三重门》是其他人所写，但《三重门》的作者，绝对不是中学生韩寒所写。
我们只能否论什么。证明什么，那是别人的事。
1、 韩寒与鸭（此段局部模仿一下韩寒与钱钟书的文风）。
韩寒曾经在香港售书会上，说过，自己很想当鸭。
当鸭是很多男人的梦想，这与女人一般不想当鸡，是一箭双“鸟”（鸡与鸭都属于鸟类）的硬币的正反面。
一般男人嫖妓，习惯于扬长避短，只愿某一个器官暴露出来，享受服务，而却让另一个器官遮挡起来，忽视不问，但警察抓鸡扫黄的时候，却自愿成为嫖客习俗的反对党，抓住的是嫖客一心想专门遮挡住的那个器官，而另一个器官却像伊朗放过美国航空母舰经过霍尔木兹海峡那般，放任他去随波逐流。
2012年春节之后的韩寒，却让我们感到韩寒尚不具备当鸭的基本素质。鸭靠的是耐力与持久，但韩寒却像那些失职的鸭一样，一经接触，“立马像闪电时的波兰城市，守也守不住，一个礼拜”便像被拔掉了毛的鸭。赤身的裸体的鸭，只能印在包装盒上，直接对外，容易很黄很暴力，所以只能像美国总统度假一样，躲到农场去不见世人。韩寒这个“准风月鸭”，退了毛之后，立刻宣布闭关静修。
这使我们感到很是奇怪，原来屡屡攻击别人的韩寒，竟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不堪一击。就像“鸭”，我们总以为像美元那般尖挺，但实际上，一点点风暴，立马就要跌停一个星期，一泄如注。
当韩寒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肆意地攻击与屠戮着别人的时候，他轻视真相与法律，但他自己稍微受到一点质疑，便转而求诸那个在他的心目中根本不存在的法律，这实在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韩寒宣布诉诸于法律之时，就让人对韩寒彻底地鄙视起来。
一直在娱乐圈里享受着笔墨官司的宽容，但在自己受到烈度并没有超过他对别人的攻击的质疑情况下，却呼天抢地，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就像韩寒开着赛车，向来在高架桥上目无交警。交通规则就像他玩过的女人，说抛弃就抛弃，但那些女人，从来没有拿着罚单，找韩寒秋后算账。
现在有一个人，拿出证据，说韩寒违反了交通规章，韩寒立马委屈得像一个被错抓了的妓女，声诉自己不是“失足妇女”，至多算一个“失手小偷”（不对，中国人向来认为偷书不为偷，同理，偷名也不是偷），来找交警说事了。
这不是奇怪吗？是为大不解。
2、 《三重门》中的《故事会》体的构架
什么叫《故事会》体？
说穿了就是欧?亨利体。
《三重门》里自然不会忽略到欧?亨利。小说中写道：“小说栏上有一名话：‘这里将造就我们的欧?亨利’”。
欧?亨利的结构，是前面平淡，结尾异峰突起。
《三重门》的内在的故事上，其实有一个欧?亨利的结局。
我们撇开小说里的要言妙道，小说在故事上，基本具备了一个可以发上《故事会》的元素。
小说里的主线，是林与苏珊的爱情。林的情绪，基本受到苏珊的操纵。苏珊对林好一点，林就受宠若惊，苏珊对林一冷淡，林就痛不欲生。苏珊从小说里的描写来看，是爱林雨翔，一般作者写小说，总是把自己相似的角色设定为最可爱的人，这也是无可指摘的。
苏珊为了激励林雨翔学习，给他写信的时候，相约在清华会见。
而小说的最后的欧亨利式的结尾，告诉我们，苏珊为了与林雨翔考入一个学校，故意未做非常简单的选择题，从而分数减了十分。
但阴错阳差，林雨翔却因为父亲走后门的缘故，作为特长生进了市重点中学，于是，原来苏珊故意考低成绩，想与林呆在县高中，但却因林父的意外多此一举，两人没有呆在一起。
这个情节，颇有励志意味。九把刀的《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也有这种女孩以承诺将来相会在高校，来激励一个不肯学习的男生的情节。可见，这个故事，还是具备了《故事会》中的情节特征的，就是结尾曝出了一个意外。
这个情节完全是想象出来的，是在故事里才能成立的。因为按常理讲，苏珊怎么能保证她的分数在少了十分之后，恰好能够进入县高中呢？从小说的描写来看，苏珊也没有对林雨翔承诺过什么，更没有单独地以心相许的表白，她在没有林雨翔的确认的情况下，擅自作主，故意考低分数，从理论上讲，是颇具故事里的出人意料的要求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人敢做出这样的作为。《那些年，我们一些追的女孩》中的那个女孩，考大学意外失手，痛哭流涕，只成了一个师范生，但是，那个女孩，显然没有放弃自己的努力，更没有主动调减自己的分数。
如果《三重门》里没有这个故事式的结尾，那么，那些议论是找不到落脚点的，因此，从结构上来看，《三重门》的内在体系上，是具备了一个基本的故事要求的。
3《三重门》描写的是大学生活
我们来看看《三重门》里有没有中学生活的痕迹。
基本没有。里面的生活，根本不是初三到高一年级的生活。
看看下面的一句话，不打自招地交待出小说写的是大学生。
小说写到林雨翔在高一进入文学社后，“文学社每周活动一次”，“然而万老师讲课太死，任何引人入胜的神话，一到他嘴里就成鬼话，无一幸免。社员很少听他讲课，只是抄抄笔记，以求学分。”
——注意，大家想一想，“学分”这个概念是在大学里才有的，中学里有学分吗？而且还是一个志愿加入的松散型的文学社，只是培养爱好，根本不是课程，哪里来的学分？大学里，抄笔记，混学分，搪塞那些文学史之类的副课，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但是用在中学生活里，完全是驴头不对马嘴，而这个马嘴，恰恰说出了小说的原稿是一名大学生经历的人写的。
再来看小说里描写林雨翔在初三时的生活，小说里写道：“沈溪儿骂他油滑，胡诌说Susan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相原崇，现在在华师大里念英文系，被雨翔骂白痴，气得再度胡诌Susan除另有所爱外还另有所爱，那男的长得像江口洋介，在华师大里念数学系。”
试想一下，苏珊尚在初三，会有一个在大学里的男友吗？按常理讲，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但小说里并不缺乏小聪明的林雨翔却信以为真：“林雨翔口头说不可能，心里害怕得很，安慰自己说两个日本男人在一起一定会火并的”。
为什么初三女生苏珊的疑似男友会是华师大的呢？
不幸的是，我们看到的资料告诉我们：“韩寒父亲韩仁均，78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
初中生韩寒的情敌，是父亲当年所在的学校“华师大”，似乎儿子女友的情敌是父亲的同窗，说不准还是父亲本人，想想真是令人毛骨悚然。这无论如何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维，把苏珊看成是一个大学生笔下的高校学生，那么，她有一个华师大的男友是不是显得相当的合理？ 对此，我们可以无限肮脏地联想下去。
再看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孰不知现在这时代，学生一般到了高二就名花有主，到了高三就别说名花了，连草都了主。大学里要找一个没恋过爱的学生仿佛是葛优脑袋上找头发”。
这一段议论，如果换成“大一、大二、大三”，才是真正的合理的。
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初三到高一学生的生活，整天都是研究文学，办报，外出采风，写稿，而其他的课程，在小说里很少提及。
比如小说里的这一节：“马德保讲课只会拖时间而不会拖内容，堂而皇之的中西文学史，他用了一个月四节课统统消灭”。
一个初三的文学社，会讲中西文学史这些内容吗？而且用的是“消灭”这词，可见应该消灭的是一本书，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讲座，这难道不是一个典型的中文系的课程吗？
这里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的体验。很难想象，在初三到高一的这个时间段里，被应试教育死死地压着的中学里，能用文学创作占领学生的大量时间。
再看小说中的这一段：“高中的生活一下比初中宽了许多，愿听就听，一切随便，甚至上课睡觉也可以，只要不打呼噜。”
这里的“高中的生活”如果换成“大学的生活”才是真正合理的。大家都是从初中、高中来的，高中的学习，只能说比初中更紧张，压力更大，因为更加接近高考。这里的描写，只能说是一个大学生的体验。完全可能有一个原稿，里面说的是“大学生的生活”，后来改成中学生题材后，这里换成了“高中的生活”，如此一改，就令人产生滑稽之感。就像《金陵十三钗》里的妓女，为了扮成清纯的女学生，把头发烫直，但她们的身体，却像温州高铁事故一样，暴露了她们与女中学生的脱轨。
还有小说里写到男女一起用餐的描写，如“看见了钱荣和姚书琴正一起用餐”，写到校园里的恋爱，“一对一对的校园恋人仿佛鬼怪小说里的中世纪吸血鬼”。
这些大学里才司空见惯的描写，放在中学校园里，就难以给人一种普遍的感受。
3、《三重门》里的父亲视角
《三重门》里的中学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名父亲能够感受到的。而在描写林雨翔时，作者的视角，往往一不小心就换到一个成人的角度。
看看下面的这一句话：“雨翔回到家，向父亲报喜说过了文学社。林父见儿子终成大器，要庆祝一下。只是老婆不在，无法下厨——现在大多家庭的厨房像是女厕所，男人是从不入内的。”
这一段话里，其实人称在不断的变化。先是林雨翔，下面换成了“林父”，按道理，应该对应地出现“林母”，但小说里突然出现了一个“老婆”，这个称谓完全是“林父”的角度来称呼的。多么有意思。为什么情不自禁地出现了“老婆”？为什么不能保持以儿子的眼光看到的“林母”，这不让人感到很奇怪吗？
在有的段落，林父的视角，直接代替了儿子。比如林父为了儿子能以体育特长生升入市重点，去找了体委的金主任。在这里，小说以父亲的视角，很自然地写到了相当成人化的环境印象：“体委就在大球场边上，林父与球场负责人曾有联系，一年前这个球场铺了草皮，县报上曾报道过。不料这次来时黄土朝天草皮不见，怪石满场都是。林父林母一路走得扭扭捏捏。进了体委办公室，金博焕起身迎接，他瘦得像根牙签，中国领导干部里已经很少有像他一样瘦的人了。”
可以说，这一段完全是林父的亲身经历，操笔者的自然流畅，都可以看出这里的叙述者与描写者的视角是完全重合的。
可以说，小说里的所有的中学生视角，都是粗线条的，大部分属于一个大学中文系学生的视角，而其中隶属于中学生韩寒的情节里，都同时陪同着一个父亲在身边，如对市高中环境的描写，都可以看到林父陪伴在身边。看看下面，在林雨翔到市高中上学的时候，父母帮他收拾宿舍：
“雨翔被暂时分在二号楼的三层。每层楼面四间，每大间里分两小间。各享四个厕所，和雨翔暂住一间的是跳高组的，个个手细脚长如蚊子，都忙着收拾床铺。一屋子父母忙到最后发现寝室里没插座，带来的电风扇没了动力提供，替孩子叫苦不已。”
在这里，父母的视角代替了林雨翔的视角，因为从父母的视角写起来，更有切身体验吧。
而在这些描写之外，就很少真正的中学生生活的独特的描写，特别是很少中学生的其他课程如数理化的现场描写。可以看出，《三重门》里的视角，有着相当明显的父亲越俎代疱的现象。
4、《三重门》里的话语时代
在《三重门》里，出现了大量的有关毛时代的一些资讯，不要说是中学生韩寒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也没有如此深刻的储备。
小说里写道：“林父高论说最好挑一个贯通语数外的老师，……毛泽东有教诲——守住一个，吃掉一个！发表完后得意地笑。”
这段话里的毛泽东的语录，一般人还真的不知道。中学生韩寒却熟练运用，涉笔成趣。
再看这一段：“另一种是‘蛇吞式’，一口一个，饥不择食，石头也下咽。太粗暴，都给人以不安全感。况且毛主席教导我们‘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于是林雨翔猛咬一口，不多不少，正好半个。”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学生韩寒不仅通读古今中外的大量名著，而特别对“毛泽东著作”也有深刻的研究。要记住，这是一个1982年出生的人啊。当时早过了用毛泽东语录进行全民教育的年代啊，但林雨翔是多么稔熟毛泽东的语言啊，一不小心，就把毛泽东的红宝书里的内容给抖落出来的了。1982年的生人，与1950年代的生人，究竟是谁更能熟悉这些带着时代烙印的语句？
下面再次出现了毛泽东：雨翔学江青乱造毛泽东的遗嘱，说：“那个——‘周庄’走时亲口吩咐要选举的，你不信等他回来问埃。”
这一段还牵强附会，中学生能够从一些地摊上的小报里知道这种秘闻。姑且相信出自中学生韩寒脑袋吧。
下面的一些掌故与典故在小说里信手拈来的运用，都使人怀疑起这个联想者的阅历：
如：“女生不服，站起来不算，还学赫鲁晓夫砸桌子，给自己的话伴奏……”
这个六十年代的典故，中学生韩寒不假思索地就出来了。
再看小说中的描写：“谢景渊脸上的严肃像党的总路线，可以几十年不变，冷漠地对雨翔说”
这里的“党的总路线”，应该是五十年代的那个总路线吧，这种几十年不变的路线，对于改革开放时代诞生的中学生来说，根本没有任何体验与印象，何来中学生韩寒疾如闪电地对中共党史如此了解？
下面的一个典故就相当生疏：“梁梓君他应该早已选择好出钱进哪所高中，哪怕他像当年吴晗数学考零分，一流学校照取。”
吴晗考零分，不是光彩事，这一典故应该出自文革期间的揭发材料上吧，中学生韩寒至多知道“张铁生考零分”的事，但奇怪的是，中学生韩寒不引用张铁生考零分的事，却去引用他出版作品的年代已经为吴晗讳的考零分的事，不让觉得奇怪吗？如果说这出自韩父的思维体系里，那倒是合情合理的。
再看下一句：“林雨翔平时虽然认为乞丐不去建设祖国四化而来讨钱很没志气，但是还是会给点钱的。但偏今天没看见，爱情果然使人盲目。”
九十年代还在提“四化”？穿越了吧。
5、韩寒与女儿
我对韩寒感到最为不耻的地方，是他把女儿拿出来赌咒发誓。
他女儿应该尚无自理能力吧，但是在如此之小的年龄，就被他父亲像赌徒一样，拿出来作一个筹码，来证明他自身的清白。
中国人常说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你遇到了问题，你自己解决，你为什么要把女儿拎出来，当成防御工事，来掩护你退兵？中国人一遇到国难当头，就想到妓女和孩子，这是鲁迅说的。用妓女来抗击入侵者，为我们的民族挣来荣光，这是张艺谋干的事。用孩子来抵抗别人的质疑，为自己换得抗战时期重庆那样陪都的的安全地位，这是韩寒干的事（仿韩寒文风）。
是以个人认为此为韩寒最令人觉得不耻的事情。其他的，不想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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